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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扼杀,冤魂遍中华

2017年07月30日 10:01 PDF版 分享转发

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十年文革结束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马寅初,绍兴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1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学位。1915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20年,到上海创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后为上海商科大学)。1928年10月,成为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第二年,当选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1939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46年7月,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1949年8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曾经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但是,中共夺取政权后对敢言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打压,使所有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寅初在内最终全部噤声!

1953年,大陆进行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结果表明,截止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增殖率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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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提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因多数代表或不表态,或表示反对,他不得不将这篇发言稿收回。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提出“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当时说:“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当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让所有知识分子俯首帖耳的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席卷全国。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也在改变。比如,1957年7月9日,毛泽东曾讲:“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发高烧,进而提出:“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想法一变,下面那些跟风的人立即跟着变,但马寅初却“一根筋”,坚持自己没有错。于是,有人批判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毛泽东的大笔杆子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年校庆大会上,指名道姓的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1959年,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专门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他还是写个检讨好。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多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他在声明中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的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是康生,康生直通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这个声明后,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

康生立即心领神会,于1959年10月24日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的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的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他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一次全文登出来。

11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到了12月初,康生着手组织大批判。他根据毛泽东定的调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他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

在北大“批马”座谈会上,康生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

12月23日,康生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于是,从1959年12月15日至1960年1月下旬,先后有200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主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国务院很快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随后,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剥夺了他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由此从的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消失近20年。

辞职之后,马寅初立即搬离燕南园,回到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就为自己定下两个研究课题:一是人口论,一是中国经济研究。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如果农村的生产、生活搞上去了,中国也就提上去了。人口论的研究告一段落,他将全部心血扑到农业问题的研究上。

1961年春天,马寅初开始为《农书》的撰写做准备。从1963年正式开始动笔,每写完一章,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按顺序粘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到1965年,初稿完成,约100多万字。写完后,他又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为了防止手稿受潮和被虫蛀,他还特别嘱咐家人将放书稿的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此时,他已83岁。有一次,他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去看他。一进屋,见地上铺满稿纸,马寅初正在看他的《农书》。见陈玉龙进来,他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社会上出现了“破四旧”的极左行动。一天早饭后,马寅初把家人叫到客厅,尽量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近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总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了。今天,你们都不要出去,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这样做,虽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于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马寅初多年积累的资料,统统都被送进锅炉。最令马寅初心痛的是,100多万字的《农书》,整整一藤箱,几十卷手稿,也被一卷一卷地送入炉火中,全部化作灰烬!

当初,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时,提出的对策是实行渐进的、人道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因此,马寅初是不主张堕胎的。他主张一对夫妇最好生两个孩子好,如果超生,就抽税。按照马寅初的设想,中国的人口政策,将是一条既不极左、也不极右的相对平衡的人口政策。

然而,169年前,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就是走极端的。1848年,资本主义还处在青少年时期,马克思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衰老,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杀死”资本主义。中共继承了马克思走极端的基因。在人口问题上,第一个极端就是趟开肚皮生,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第二个极端就是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家只准生一个孩子,超生的,就强制堕胎!

从1979年中共在全国城乡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的医院屠杀了多少胎儿?难以数计。2015年8月,旅居丹麦的杨光先生通过国内的朋友了解到3年前的统计数字,因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三十年多内,中国大陆堕胎杀死的婴儿高达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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