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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在北大未名湖自杀的历史学家丁则良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57年5月，丁则良到苏联出席莫斯科东方学国际会议，8月1日，回国，入住北京大学。得知他工作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已将他打成“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员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翻江倒海。他每天仍像其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却写好遗书。8月8日，他终于找到机会，避开亲友，在未名湖投湖自杀，年仅42岁。遗书头一句话是：“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
丁则良何许人也？当今的许多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在当年，他可是大名鼎鼎。他曾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西南联大历史系的高材生，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姚从吾等一代史学名家都曾是他的老师。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历史系、云南大学历史系。1947年，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50年，放弃继续深造的宝贵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急匆匆赶回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丁则良被安排到位于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姚从吾曾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推荐说：“清华史系卒业较多，实以丁君则良为第一。彼同学舆论如此，寿民兄亦数以为言。”寿民是刘崇鋐的字，他在1937年前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45年，历史学家雷海宗曾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推荐说：丁则良“对中西史皆能了解，在任何其他学校皆可担任西史课程”，“此种学生抗战以来已不可得，将来复校因中学退步及种种事实关系，亦非短期间能再养成如此根底坚实之学生。故少数此种人才，于可能范围内深值培养。”
至西南联大晚期，青年教师中有“三良一梁”之说。“三良”是指丁则良、王佐良与周一良，“一梁”即王乃梁。4人之中，除英年早逝的丁则良外，其他三人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大家。当年与他交往深挚的同辈学友，后来也大多成为著名专家学者，回忆起当时的丁则良，几乎都是众口一词的推重与钦佩。
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程应镠回忆说，丁则良“在同辈中是通古今中外的一个”。后来成为北大历史系教授的王永兴对丁则良“绝世的才华”推崇备至，说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加之优良的史学、外语训练，天纵英才”。后来成为著名编审的王勉回忆“与他谈话，使我惊叹他学识之渊博”，他翻译的英国作家赫德森的散文《在克劳默海滩》，译笔之优美，数十年之后仍引起王勉无尽的怀念。与他同年毕业、后来成为旅美著名历史学家的何炳棣一向自视甚高，自认为两人在方法与取向上最为接近，却衷心的钦羡丁则良记忆力之好、悟性之高、学习语文之快、中文表达能力之强，在学术及其他消息方面，也比自己灵通，总“觉得自己几乎处处都比他要慢半步”。
在入清华大学二年级时，清华大学教授、数学家杨武之请历史学家雷海宗物色一名学生，专门为他的儿子当家教，学习文史知识。雷宗海教授推荐了丁则良，家教持续了当年整个暑期和第二年的半个暑假。那位杨家公子便是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杨振宁。杨振宁曾追忆说：“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思想，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跟当时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丁则良也曾是一个热血青年。入学不久，便加入了“学生救国会”。1935年12月，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积极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据当年清华园中共党支部书记赵德尊回忆，“一二·九”前夕，“有不少外围成员条件成熟可以转党的，其中就有丁（则良）”。1936年1月，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丁则良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队。后来因与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政见不合，退出中共。
1937年第14卷第12期《国闻周报》上，曾发表过丁则良的《学生运动的前途》。文中，他尖锐批评“目前学生运动之接受左倾的领导或影响”，“是由左倾青年包办的行动”，存在着“感情超越理智”、“浅薄胜过精深”等偏差，由衷忧虑“今天的左派青年如果主张继续阶级斗争，推翻政府，固属为敌人造机会”，明确主张“爱护政府，爱护领袖，当始终以中华民国之国运为前提”；“人民苟能一致拥护政府，完成对外第一主义之实现，则国家又何致有灭亡之虞？”
1943年，西南联大师生成立了“十一学会”，之所以名之为“十一”，是把“士”字拆开，表明那个时代忧心家国的知识人热衷于学人议政。当时入会的名教授有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雷海宗、朱自清、吴晗、闻家驷、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沈有鼎等，还有尙是学生后也成名的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在发起人和策划人中，青年教师丁则良与王佐良起了关键作用，以致吴宓、王永兴等都戏称之为“二良学会”。
除撰写史学论文外，西南联大时期的丁则良还频繁发表时评政论。1940年有《关于教师思想问题》；1941年有《论自由与组织》；1943年有《缄默的尊严》、《鬼语录》、《忏悔录之一》、《近代化与现代化》、《论现实外交》、《国际政治的新时代》与《现代政术论：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1944年有《欧洲的“中间地带”》；1945年有《中国人的外交能力》与《穷通之际：一个追求者的自白》。
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促使丁则良在赴英国留学时，将他的学术方向改为了攻读俄国历史和苏联现状。据其弟丁则民回忆，当他同年也考取自费留学资格时，丁则良就统一规划了兄弟俩的治学方向。他赞成丁则民专攻美国史，认为美国作为年轻国家而迅速发展，其历史有值得“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而他自己则认为，“在当时两个对立阵营的世界中，苏联是一个阵营之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她，特别是考虑到祖国的发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 赴英以后，他不遗余力强化俄语学习，仅用半年时间就顺利通过俄语考试，转入论文阶段。在英国短短数年，他研究俄国历史与苏联现状都大有收获。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的消息传到伦敦，丁则良跟当时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为中共表面的各种美妙说法和实际上迅速夺取全国政权的势头所吸引，兴奋的不得了。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为祖国效力；导师劝他再读一年，就可拿到学位；丁则良则表示，不能等，等不及，主动放弃学位，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北京。1950年岁暮，丁则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周一良合开中国通史。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丁则良被安排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随后，出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兼校图书馆馆长。在中共教育部组织编写亚洲各国史教材时，周一良负责古代，丁则良负责近代；从1954年到1957年，丁则良有4篇论文刊于《历史研究》，这是周一良极力推许的“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举行学术讨论会，会上仅有三位报告人，其中，侯外庐与黎澍是历史研究所内的学者，丁则良作为唯一的所外学者受邀作学术报告，座下听讲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日记里写道：“深佩其治近代史之精湛”。
满腔热情回国，用心用力治学，也颇有一点成就的丁则良，怎么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竟然成为全国可能是第一个自杀的大右派了呢？
原因有两个：第一，不识时务给中共历史学家吕振羽的著作提意见；第二，上书中共教育部，就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吕振羽治校中存在的问题提意见。
周一良教授在《毕竟是书生》一文中，说丁则良被打成“右派”，“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所谓“三人反党集团”指“黑统帅”余瑞璜（东北人民大学民盟主任、物理系主任）、“黑参谋”丁则良（东北人民大学民盟副主任、历史系主任）与“急先锋”徐利治（东北人大民盟秘书长、数学系主任）。在毛泽东1957年鼓励知识分子“帮党整风”即后来的“引蛇出洞”之时，余瑞璜和徐利治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丁则良因赴苏联参加“东方学国际会议”，始终未出现在长春市与东北人民大学的鸣放现场，也从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任何“右派”言论，原单位是谁“欲加之罪”呢？
周一良之子周启博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记周一良》里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父亲在清华的好友丁则良教授此时已调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隶属中共党内史学家吕振羽领导。吕以自己的著作请丁指正。丁如有心机，自当捧场几句交差。但丁是朴实学者，认真研读之后写下多条意见，导致吕振羽不悦。反右风起时，丁正出国开会，吕将丁缺席定成莫须有三人反党集团之一。”
1957年反右时，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是匡亚明，前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吕振羽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吕振羽整丁则良又从何说起？据杜瑞芝、姜文光《上下求索——徐利治》（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介绍，1954年，徐利治曾向中共教育部寄送过一份《万言书》，反映东北人民大学领导在统战、教学与科研方面的问题。信虽然由徐利治执笔，余瑞璜、丁则良等都提供了材料，体现了东北人民大学民盟分部主委的共识，而作为这个集体中唯一的文科教授，“在这份材料的起草过程中，丁则良或许起了更大的作用”。教育部接材料后，立即派工作检查团前往调查，结论是“材料内容符合事实”，于是，1955年，吕振羽被调离东北人民大学，匡亚明继任。
匡亚明继任校长之后，对丁则良等北京调来的专家教授非常重视，这让东北人民大学原来的行政领导与业务骨干、地方干部与外来教授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当“反右”号角一吹响，那些曾对“万言书”和后续处理耿耿于怀者，便抓住余瑞璜、徐利治等的鸣放言论，蓄意罗织“反党集团”，尽管丁则良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也必须“缺席裁判”，置之死地而后快。
于是，在“反右”大形势下，那些原当事者借势将宗派纠葛与个人恩怨汇入运动大潮，“喜欢谈政治，但仍是个书呆子”的丁则良自然在劫难逃。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