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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通知针对王健林?民企两重原罪 里外不是人

2017年08月19日 17:47 PDF版 分享转发

中共办公厅18日转发4部委通知,除鼓励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境外投资”外,对境外投资房地产进行限制并禁止“开展赌博业境外投资”,多家分析认为,该通知指向明显,对海外并购明星、安邦、复星、等加以约束。

18日转发的中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四部委的通知题为《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该通知除了推崇当局“一带一路”,鼓励与此相关的境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等进行了限制。

华尔街日报18日就此发出的报导认为,通知所展开的内容表明在“限制境外投资之际,中国政府同时鼓励外资投资,以吸引外资进入,缓解资本外流压力。”

海外多家媒体认为“对万达的影响比较大”。

媒体关注万达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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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务院上述通知前两天,16日混改翻案出笼,在互联网四大巨头出现在出资名单中的同时,却没有王健林。大陆媒体也质疑“为啥王健林错失加入联通朋友圈的机会?”大陆新浪财经19日的报导称“王健林错失联通混改一门心思想当老大”,并引述王健林的原话说,“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但是,7月21日,王健林高调表态说,自己“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而在之前,习惯了买买买的王健林,7月份,除了出售给融创13个文旅城外,又出售给富力77个酒店项目,交易金额高达638亿人民币,同时王健林还在操刀处理其持有的〝重资产〞——万达广场。

至于王健林想干什么事,何清涟7月24日在美国之音的文章“王健林的“保护伞”为何不灵了?”说的很清楚:在众多热衷海外并购的中国富豪当中,只有王健林的投资流向是足球队、好莱坞、俱乐部与豪宅等。

事实上,从2012年起,万达海外投资额已累积高达2451亿。王健林1月份还曾说,万达将每年固定投资50亿至100亿,重点是娱乐和体育产业,投资首选美国,其次是欧洲。

》7月13日文章《万达“快刀斩乱麻”式资产转让,化解政治风险》分析称,中国最大零售物业与娱乐集团之一的万达,“转让资产使万达能够减少债务”。而借钱卖掉八成国内产业,旨在化解政治风险。

红二代出身的王健林通向权贵之路背后隐现中共高层的身影。公司记录显示,万达集团的早期投资者同当时中国最高层有关,其中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

当局防范金融风险共产党资本主义前景不妙

事实上从江泽民出任中共党魁开始,新兴权贵资本主义开始崭露头角。中国经济学吴敬琏等人认为“以公权力为依托的利益集团‘权力寻租泛滥’”是首要原因。分析认为这与江泽民贪腐治国的理念合拍。而习近平掌权后通过反腐等手段力图扭转现状。

但2015年的股灾一场“未遂的经济政变”,加重了当局担忧。也因此习近平在金融会议上多次强调“防范金融风险”。

其实,早在过去两三年,以万达、AB、复星、海航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加大了在海外的并购投资金额。搜狐6月22日发文披露银监会今年6月就有紧急电话通知,“要求提供对海航、AB、万达、复兴、浙江罗森内里投资公司的境外投资借款情况及风险分析,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情况。”

海外投资是是不争的事实,新浪财经2017年6月22日的报导“王健林承认海外投资是转移资产,还暴露了一个真相..”称王健林哈佛演讲中“承认这就是转移资产,自己赚的钱,爱往哪投就往哪投。”

巨头困局与“政治斗争”

同样具有中共高层背景的复兴也陷入了困局。英国金融时报的观点称,自2010年以来,复星已在逾130宗境内外并购中花费了大约380亿美元。但就在当局强调金融风险、银监会介入调查的背景下,郭广昌7月6日在陕西省的官方会议上强调,复星集团将利用其全球资产来扶助地方经济。将主旨转向“实业报国,复兴中华民族”的官方意象上。

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称,自2010年以来,复星已在逾130宗境内外并购中花费了大约380亿美元,而上述几家大公司近几年都热衷于在境外展开〝炫耀式收购〞,并为此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这令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越来越焦虑〞。

7月24日《金融时报》称,中共国务院指示各金融监管单位、经济计划机构,及其他部门严审海外购并案。据称,是习近平亲自批准〝停购令〞的行动,禁止国有银行对私企提供新贷款以进行海外扩张的。

英国机构〝经济学人智库〞(EIU)的专家苏越(Yue Su,音)说,当局可能还担心这些公司在试图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把债务留在国内,从而令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恶化。

海外中文媒体看中国分析说,在中国大陆,特别是经过二十多年腐败治国的江时代,大型私企要想发展做大必须依靠权力、官商勾结、违法,否则无法生存,这造成了中国民企的国内原罪。在国外扩张中,其资金来源不明,以及被认为是中共对外扩张,或者盗窃尖端技术工具,造成民企在国外的原罪。

这两重原罪造成民企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遇,也决定其政治风险始终存在。而中共政治风向多变,造成民企虽然在大陆赚钱容易,还是纷纷转移资产而中共以否定私有制建政,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谁,对保护私有财产并没有信心。分析认为,不论是抓捕金融大鳄还是限制海外并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金融问题,所有制不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金外逃意愿。

来源:阿波罗网欧阳理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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