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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从大金融家到“极右派”的康心如
中华民国时期陪都重庆的著名银行家康心如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金融界，康心如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康心如就不受待见了，曾经拥有的财产，被中共以各种名目侵呑。在反右派运动中，因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极右派”。文革爆发后，受到迫害，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一、叱咤风云的大银行家。
康心如，陕西城固人，1890年出生四川绵阳，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过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段祺瑞政府中当过国务院侨务局佥事，办过报纸，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2年4月10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正式开业，美国人雷文做总经理，康心如是协理。1926年9月5日，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导致上千人死亡事件，由此引发一场排外运动。1927年2月，在四川的外国人纷纷撤离，美丰银行的美方总经理也在其列。康心如找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募集30多万元，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本。从1927年3月31日起，美丰银行完全变成中资银行，由康心如负责经营，直到1950年4月4日，最后关门停业。
康心如接手四川美丰银行后，经营的总方针是发展实业。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他就筹建了重庆的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逐步地，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了。一些老一辈重庆人对康心如十分感激，说，一开电灯，就会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会想到康心如。
美丰银行的黄金时期是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此期间，康心如大显身手，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直到1950年停业时，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5类66家企业，比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太平洋航业公司、四川旅行社、宝丰实业公司、和记地产公司、永成银行、大夏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中国人事保险公司、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国民公报、新民报等。美丰在重庆、在四川，甚至在整个西南地区，都是一家很大很有影响力的银行。
1937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杨森带文官和国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庆，后来陆续抵达重庆的有100多万人。1939年，蒋介石成立了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康心如为议长，他连续做了两届，一共8年。康心如曾以临时参议会议长的名义，上书蒋介石，建议定重庆为陪都。据此，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立重庆为陪都。
到1937年，康心如的股本已经上升为66.7万元，成为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他的两个弟弟紧跟其后，三兄弟股本占资本总额的37.7%。加上康心如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和不动产，他的个人资产已达百万，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在重庆期间，康心如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如于右任、张群、杜月笙、关麟征、杜聿明、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范绍增、王陵基等。康心如之子康国雄和蒋介石夫妇还有过一段交往。康家在重庆南岸汪山的别墅和蒋介石在黄山的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康国雄和他的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
康心如把美丰银行办的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一诺千金”的行训，特别重视信誉。比如，美丰的业务人员在外面谈生意，曾经被人联手设局骗了，回来后，有的高级职员说不行，这趟生意不能认。但是，康心如说，我们既然承诺了，就得认，只能作为一次教训。有的业务员在外面算错了帐，多给别人算了，康心如也主张认账——签字就要认！
1944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局势紧张，很多人准备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美丰贵阳分行的人打电话到重庆请示总经理康心如。康心如二话没说，立即派专人坐一辆吉普车，带3000两黄金，连夜赶到贵阳，以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这件事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国民党发行银圆券的时候，来存钱的人，有的是存袁大头（银元），有的是存纸币。康心如作了一个规定：凡存银元的，都给他写成“圆”；凡存纸币的，都写成“元”；将来储户来取钱时，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这样，保证他们的钱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这一做法也深得人心。
康心如善待职工，在通胀严重的时候，职工工资会根据物价指数的上升而有所调整，并免费供应员工膳食及住宿，携带家属子女的，另有家属宿舍，集体供应膳食，不收任何费用。在服务工龄上，有明确的退职退休赠予金条例，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条件符合的，亦有终身养老金。此外，工作10年、15年、20年，分别赠与不同的纯金质纪念奖章。每星期六的周会，所有职工都去，每人都可发表意见，康心如没事一定参加，一般不发言，但有时也当场做决定，如伙食怎么改，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心如原本想大干一场的，因为战争结束后，国家重建，到处都需要钱。但是，紧接着的国共内战，导致经济空前紧张，美丰银行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兑换金圆券，亏了一大笔钱；之后是兑换银圆券，又亏了一大笔钱；之后，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在逃离重庆前，他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跑到康家，拿着枪要求退股。康心如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买下杨森的美丰股票，又亏了一大笔钱。经过这些折腾，美丰银行的流动资金就非常少了。
二、被中共“共产”的资本家。
1949年年11月30日，中共军队进入重庆。当时，美丰银行的流动资金非常有限，为生存下去，康心如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将他弟弟康心之一家人、弟弟康心远一家人，和他自己一家人，召集在一起，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部拿出来，以解美丰银行的燃眉之急。当时，共筹集了22亿的现金（旧币）。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的义举！
但是，这些钱也不够啊，怎么办？康心如就找中共的中国人民银行谈贷款的事。康心如在重庆最好地段有一座六层的商业大楼——群林大楼，当时值20个亿。康心如提出用这座楼做抵押，贷款10亿，以便继续经营美丰银行，结果没谈成。之后，他又提出拿美丰银行大楼做抵押，人民银行也不理。康心如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有关门了。
人民银行的人说：你关门就关门吧。1950年4月4日下午，康心如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美丰银行，被迫关门停业。此后，康心如还不死心，又给人民银行打了两次报告，明确告知：他负债多少，还有仓库、房屋、工厂等不动产多少，资产减去负债，还剩多少，只要人民银行同意贷款，美丰银行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人民银行根本不理他的茬。就这样，一家经营了28年的著名银行，不得不关门了事。
之后中共开始对康心如的资产进行清理，这一清理就是10年。这个过程就是康心如的个人资产被中共“共产”的过程。比如上面提到的“杨森退股事件”。当时，康心如被枪逼着拿出200根金条“买下”杨森的股份。1949年后，杨森成了中共的“战犯”，中共说，康心如被迫买杨森的股份是“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中共——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又比如，军阀马步芳从西北逃到重庆，带了一批黄金，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存放，他走的时候，取走了。1949年后，马步方也成了中共的“战犯”，康心如让马步方取走了他自己存在银行的黄金，也是“转移敌伪财产”，康心如必须如数赔给中共！
再比如，美丰银行在美国人手里的时候，是发行钞票的，叫美丰券。康心如1927年接手以后，也发行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统一货币以后，私人银行不能发货币了，要求把已经发行的货币换回来。因为耗损等原因，最后，有3万多块钱没换回来。这个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给政府报告一下就完了。但是，1949年后，康心如必须把这3万块钱给中共！
还有，康心如在重庆的房子，由中共作价卖了17万。但是，这17也没全部给康心如。因为当时康心如在北京需要买房子，中共给了他1万块钱，剩下16万被强制存入人民银行，作为美丰的股票入股。入股只能领定息，定息就不值几个钱了！而康心如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14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在文革中被中共强行安排“群众”入住！
三、反对“以党代政”的“极右派”。
1950年4月，美丰银行停业之后，康心如的一切财产都被冻结了。为了生活和维持子女上完4年大学，康心如不得不变卖一些东西。有的高档的红木家具没人敢买，只好打烂了，卖给制造算盘的工匠去做算盘珠子……。
1952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后，康心如的弟弟康心远，被当做“不法资本家”抓去关了起来。自此，康心如也很紧张，每天早上起来后，就打好铺盖卷，坐在屋里等着被抓。等到下午5点多钟还没事，估计这一天可以平安过去了，才出去走走，到小吃摊吃点东西。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在这之前，有一个“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即恳请一些非中共人士帮助中共整风。康心如不明究里，就在整风“鸣放”的最后一星期，参加了中共重庆市委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他发了一个言，结果，被划成了“极右派”。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现在看来，都是些大实话，但是，在当时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了。他说：
“如拿党来代替了行政，包办一切，就不行。企业不外三项工作：一叫行政，二叫业务，三叫人事，党组织三样事都代办了，非党员只能受支配”。“为啥发生（非中共党员）有职无权问题？其实很简单，工作如按德才分配，何来职权问题，有德才才可以去担当。如果还不懂不会，就不该当经理，学会了再来好不好？”“安排工作只问才与德，不问公与私，”“不看是否党员、非党员，只看能力与德行，不要强调阶级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同于工人阶级，因为还在拿定息，拿定息叫剥削，搞不通。定息是赎金，毛主席说过这是双方同意这样办的，又不是我要的，是你给的。但是，今天拿定息，就是见人矮三寸，至于是否剥削，《人民日报》说是，我有不同看法，如工人创造的价值我分了，那是剥削，定息是我的东西，给我的代价，不是我去分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钱，所以，中央领导说拿定息是保护你们的权利。这决不是与工人阶级定了约要剥削你，更不是强迫工人阶级要给，所以有人对定息是剥削搞不通。”
“党团员职工总是把资产阶级当作毒草活麻，碰不得。绝无研究余地，也无研究机会。党团员没有想与工商业者建立友情，工商业者虽有此心也无此机会。这是普遍现象，碰了两回钉子就算了。”“人是感情动物，‘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样，积极因素可以发挥，潜力未可限量。”
此后，康心如被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到河坝去背石头。他年老体弱，没有办法，只好在动身之前，在家里喝了强心的“可拉明水”才去。劳动了10天，上面又通知他，不让去了。
四、文革中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给了康心如11个头衔，都是虚的。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后，康心如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医疗费也不给报销了。
1961年，康心如病危，他儿子康国雄把他从重庆接到北京，然后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说康心如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身体也不好，能否调到北京中央文史馆当个馆员。周恩来请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具体解决，齐燕铭查到，康心如还剩下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职务，还应该有90多块钱的工资，从1961年起，就由重庆市政协付给他每月90多元的工资，在公家医院看病的医疗费也可以到政协报销，还补发了1958年以来的工资，总共4000多块钱。
1966年文革一开始，重庆市政协不但不给他发工资了，连寄到重庆政协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给退回了，上面还写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接着，就是红卫兵抄家。据康国雄讲：“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1969年11月，康心如再次病危，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医院不收，家里人求章士钊开了个证明，上面写着：此人是高级民主人士，请予收治，等等。人家一看“章士钊”这三个字，说，“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后来，又找到医院军管会，军官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同意了。这前后一共花了五六天时间，康心如一直躺在急诊室，住进病房仅3天，11月16日，康心如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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