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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的军统特务,我们欠他们一个公允

2017年08月25日 13:02 PDF版 分享转发

三个老军统留在世间的最后影像(摄影:方军)
三个老军统留在世间的最后影像(摄影:方军)

记者/主持人:转载

看这张照片,莲站在最左边,89岁的戴以谦拄着拐杖站在中间,最右边则是从宁波赶来的92岁的祝仁波。这三位看似普通寻常的耄耋老人,拥有共同的不寻常的身份——曾经的军统局成员。这张合影,是这个神秘群体留在世间的最后影像。

王庆莲是大陆最后一位有过军统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军统局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译电科的人几乎都是戴笠从江山老家招来的。据说,江山拥有国内难懂的方言。因为可以看到情报,也有“混进”军统局的想调来译电科,但不是江山人、不懂江山话,很难。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戴笠缔造的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当时,日本人对这位军统领导人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的悬赏之上。

在军统内部,大家都叫戴笠“戴老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老板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到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大家”稍息”,大家也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最后,戴笠要求齐念“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治家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正义为立业之本”。这个是军统的内部特殊仪式。做完报告就在这个兼饭堂的礼堂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老板向汇报,蒋介石跟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后来成立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老板回江山,和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

大家知道渣滓洞,其实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里面。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违反了这个规定,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关起来6个月,也是渣滓洞。

抗战期间每年4月1日,军统都会召开牺牲人员纪念大会,由戴笠亲自主持,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上,把家属接过来悼念。但1946年的4月1日,却成了戴笠本人的追悼大会。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

戴笠去世后,军统逐渐没落。内战爆发之后,王庆莲和祝仁波都辞职返乡,戴以谦随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起义以后,就回到了浙江江山老家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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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多。王庆莲回忆自己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最快乐的就是那三年。虽然军统局纪律严,王庆莲因为违纪(抹胭脂涂口红)被记大过处分一次。

在“国家记忆”的二战图片展前,王庆莲说“我在军统也是这样打扮,也有这样威风,我那个时候笑得也有这样灿烂。””
在“国家记忆”的二战图片展前,王庆莲说“我在军统也是这样打扮,也有这样威风,我那个时候笑得也有这样灿烂。”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当时业已成家的祝仁波、戴以谦、王庆莲三人选择留在了

1950年代,中共对留在大陆的军统进行肃清,“活要找到人头,死要找到坟头”。

1950年,祝仁波的姐夫陈一白被逮捕,1952年死于提篮桥监狱。1937年,17岁的祝仁波就是经表姐夫——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电讯专家陈一白的引荐进入军统的。彼时陈一白的无线电通讯指挥,在对日空战中屡立战功。

祝仁波、戴以谦、王庆莲等人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祝仁波、戴以谦二人的妻子都因受不了政治压力而提出了离婚。

祝仁波被判改造10年,因有机电技术,改造农场不愿放人,他又继续“留用”了16年,直到1980年才走出高墙。95岁高龄时他还在帮人们修机电。因为“有了工作,白天日子很好过。晚上受不了,睡不着觉,就像半夜放电影一样,但这个电影是不好看的。我的同事全部死掉了,我的长官全部死掉了,没有人了。”

戴以谦,抗战时期军统局戴笠的机要参谋。改造加管制共20年后,戴以谦回到江山老家务农。16岁参加抗日战争,49年后,房子被土改了。没有房子住,只能租房子住。天天扫大街,见人就弯腰,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对人笑。曾经有一次,几个学生过来就踹他屁股一脚,说:“笑什么?你?反革命!呸!”老婆改嫁后,一直单身。买了个录像机,每天看《西游记》。

1958年,王庆莲和黄埔军校毕业的丈夫一同被押送到塘栖镇劳动改造,改造期间,王庆莲的一只耳朵被打聋。王庆莲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我是军统,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蹬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已经在地狱里,死也没什么可怕。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不能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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