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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斥“毛泽东是大骗子”的大右派戴煌

2017年08月29日 6:30 PDF版 分享转发

新华社最大的右派、挨整22年的戴煌
新华社最大的、挨整22年的戴煌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2007年发动“反右派运动”50周年之际,戴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曾直斥“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他本人。

戴煌,江苏阜宁人,1944年,16岁时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中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以耿直、敢讲真话闻名于世。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等。2016年2月19日16时13分,因病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去世,享年88岁。

1957年5月,中共党魁毛泽东号召党外知识分子讲真话,帮助中共整风,反复阐明并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在全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中共召集的各种会议上讲真话时,戴煌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给中共提意见的话。当时,他觉得,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要求党员如何给党提意见时,应该谨言慎行。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帮助中共“整风”的运动“突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那些在毛泽东的一再“鼓励”下跟中共掏心窝子的人,几乎全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

这又是为什么?正当戴煌大惑不解时,北京所有高等院校党支部委员以上的人,奉命在同一天上午去听取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委第一书记的报告。当时,正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党支部书记戴煌也去听了这个报告。报告的主题是动员中共党员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

在北京市东城区广安门内白纸坊印钞厂大礼堂的讲台上,彭真说,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中国不是一条心。他们假装响应中共“欢迎发表不同意见”的号召的模样,骨子里却要推翻,或与中共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那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内外有别’。”“支部书记、支部委员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做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人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大家作保证”。

早在1956年春,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中共元帅朱德从带回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后,戴煌本人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结开始转变,不仅彻底否定斯大林,而且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他到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之堂皇,让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苏联舰队要走了,在上海外滩的一个楼上,那时叫和平宾馆,苏联舰队的人也住在那里,搞一个联欢会,大家都要上楼来看看,有些官员不够资格进来,他却带着人进来了,这不是搞特殊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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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下旬,戴煌从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他满以为经过七八年的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已经大变样了。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国民党军队残留下来的破碉堡和零乱的铁丝网,仍然散布于桥头河边;镇内外许多乡亲的日子也过得很苦很难。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穷,这么苦?通过深入了解,他发现,原来,当地的不少干部只热衷于捞钱捞物,吃喝玩乐,欺压群众,私设公堂;不服气的党员、团员和老百姓再怎么上访上告,“上面”的人似乎都无动于衷,个别乡亲因失望至极,而饮恨自杀。

在听完彭真报告的当晚,在外交学院的一间屋子里,有三个党支部的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召开了联席鸣放座谈会。戴煌第一个带头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虑一吐为快。其主要观点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最令人担心的隐患,莫过于“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控制与消除,听任其发展蔓延,必将导致国蔽民塞,全国各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抑制和消除的最有效办法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真话,对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举国上下都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等。

刚才,彭真还在大会上信誓旦旦保证讲真话不会挨整,一转眼,新华社的一份内部报纸《前进报》,就把戴煌“反对神话和特权”的内容登出来了。接着,戴煌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新华社最大的右派!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责骂”戴煌的大字报,之后,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戴煌不服,主动拿出了连他当时的妻子都不知道的一封给毛泽东的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以表明自己对党忠心耿耿。没料到,“多情总被无情恼”。这封信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如获至宝,称做“万言书”,让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戴煌发动总攻击的“炮弹”。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戴煌的名。8月7日,新华社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播发了一条长达3千多字的新闻。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人民日报》把标题改为《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也摘发了新华社的稿件,说,新华社认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一入党就是一个反党分子!紧接着,《解放军报》发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戴煌等人为首。南京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戴煌揭发的家乡一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此外,凡是平时与戴煌关系比较好的人,不是被划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被划成“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

就这样,戴煌成了新华社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党内“右派”,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工资由150多元变成28元,妻子被迫与他离婚,一个刚刚10个月大、才会叫爸爸的小女儿被送迫给别人抚养。戴煌被发配到遥远的荒850农场监督劳动……戴煌回忆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这才知道上了当。”

刚到北大荒时,每个人的口粮定量是每月100斤。随着“大跃进”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口粮定量变为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来越来越少,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所从事的还是同样繁重的劳动。

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之前,他就穿一个裤衩,光着身子,鞋袜都不穿,体重有196斤。由于长时间饥饿,两度浮肿之后,戴煌穿上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加在一起才92斤。扣除衣服的重量10斤,他的实际重量只有82斤!有一次,他实在饿极了,跑到地里捉了许多老鼠,一次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老鼠,一顿吃完,成为全世界一次吃老鼠纪录最多的人!1960年冬天,戴煌回北京的路上,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已经连天桥都上不去,甚至从月台上火车那两三个台阶,都是由一起同行的两个人抬着走上去的。

戴煌回北京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反复劝说下,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近10万字,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正确。之后,送给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委逐级传阅。传阅到最后,结论是:材料写得很好,虽然遭受到这么大的折磨,还能坚持向党讲真话,并准备把这份材料打印出来送到中南海去。1962年中共“国庆节”前,新华社党委成员、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找戴煌谈话,说你受了这么多苦,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好,要给他平反。他还表示新华社会组织人出去做一些调查,要他好好配合,不要再发牢骚了。

然而,“国庆节”过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打退翻案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原来,上级说戴煌材料写得好,一个月后,又说他向党发动新的进攻。两次讲话是同一个人。中共党组织根据戴煌写的回顾,认定戴煌“坚持反党立场”,要对他进行“再批判”。

1963年五一刚过,对戴煌的大批判就开始了,持续整整两个月。社内每个星期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并且不给他看。1964年4月23日,是戴煌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中共20周年。新华社专门选择在这一天处理戴煌,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此后,戴煌被发配到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农场劳动改造。

两年过后,1966年5月16日,毁灭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文革”开始。曾经欺骗过他的中共中央第八号人物、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被打倒,曾经宣布新华社揪出大右派戴煌的社长吴冷西等人都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戴煌“劳动教养”期满后,劳改农场的人到新华社去过一次,但是,原领导全都挨整、靠边站,更没有人管戴煌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叫他留场就业。后来,戴煌被押解到天津清河劳改农场,在海河工地干过苦力。1969年,戴煌被用机关枪押解到山西太原劳改队,在那里呆了将近9年!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十年文革结束。 1978年元旦刚过,戴煌在劳改队劳动,左肋受伤,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不得不回北京过新年,顺便养伤,之后,戴煌没有再回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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