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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文革中自杀身亡

2017年12月22日 4:18 PDF版 分享转发

原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
副书记王亢之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发动十年,就是“革”文化的命。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一个文化人,著名明史专家,因为写《海瑞罢官》被迫害致死;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是一个文化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因为他与宋庆龄的80封私人通信被抄走而上吊自杀;天津市主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王亢之,也是一个文化人,办过很多报纸,1968年3月1日,因不堪忍受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血口喷人”,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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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亢之1915年10月2日出生于深泽县城关一个没落地主家庭。他家是深泽城里有名的书香世家,也是城里的大户,被称为“王宅半边城”。1931年,王亢之考入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读书,1935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3月,与康世恩等发动学生罢课,因抗争失利而离校。1938年春,回深泽县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任长,同年8月加入中共。1939年春,他创办中共深泽县委机关报《号角报》,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40年9月,创办中共冀中七地委机关报《新民主报》。1942年9月,七地委机关报改为《黎明报》,王亢之任社长。1944年冬,调中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5年,《冀中导报》复刊,王亢之先任副社长,后任社长。1947年12月,调《晋察冀日报》工作,任总编辑。不久,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区,出版《人民日报》,王亢之任副总编辑。1948年底,王亢之接受筹组《天津日报》社的任务。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号出版。1950年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天津日报》社社长。1956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十年文革前,天津市的工作由毛泽东身边的大红人、毛泽东的大笔杆子陈伯达分管,天津市重要的党政官员的任命都必须经过同意。由于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他与天津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联系。1964年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时,陈伯达到天津小站蹲点,与天津市党政官员和文化界的名人都有直接的接触。王亢之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与陈伯达原本是同行,“四清运动”中,又被任命为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团”团长,与陈伯达接触更多一些,两人的私人关系比较好。十年文革爆发后,陈伯达被任命为组长。1967年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之后,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向“走资派”夺权的飓风。到了1968年12月,天津也成立了“三结合”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王亢之就是由陈伯达亲自提名,“结合”到天津市革委会,成为了革委会常委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主要借助于他的妻子江青,在天津,则主要借助于他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天津市夺权之后,王曼恬也成了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初,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称,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王曼恬的这封信一下子便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因为在“文革”中,江青自认为是“的旗手”,在文艺界,她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岂容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

此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江青与陈达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上面有毛泽东撑腰打气,下面有一帮子吹喇叭、抬轿子的,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真正的老大,不是陈伯达,而是江青。江青自恃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飞扬跋扈,趾高气扬,根本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不断排挤打压陈伯达,动不动就对陈伯达破口大骂,搞得陈伯达灰不溜湫的,抬不起头来,甚至一度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两个人有一次互呛,江青说:“我看不起你!”;陈伯达也回敬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陈伯达还对其他人说:“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两人的矛盾在江青收到王曼恬的告密信时,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天津市是陈伯达分管的地盘。这封告密信给了江青插手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收拾陈伯达提拔重用的王亢之等人的绝好机会。

1968年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紧急、秘密通知天津市革委会委员和天津市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约千余人到北京开会。2月21日晚9点半至11点半,江青等人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并作了极具煽动性、倾向性的讲话。江青开门见山就提出了所谓“二黑”问题。她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你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江青在讲话中猛批天津市领导,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如方纪、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说,河北省深泽县有一个大叛徒集团。而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就是深泽县的。江青在谈到天津市作协主席方纪时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她要求天津市立即揭开公检法和文艺界的盖子,深挖后台。

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 “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天津市文艺界对所谓的“黑戏”、“黑会”、“黑线”、“黑网”、“黑后台”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 。全市文艺界被批斗 、拘捕 、绑架、审查监禁的有800多人。由陈伯达提名,结合进天津市革委会,分管天津市宣传、文教、统战等工作的王亢之,更是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68年2月28日,江青等接见天津市各方代表时,硬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在场的王亢之自然不能同意。江青在大会上气势汹汹说:“王亢之,你是叛徒,是,你领过帕司(通行证),你要老实交代!”王亢之被江青痛斥为“深泽县叛徒集团”的头子,“日本特务”。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致命的政治帽子。王亢之当场站起来辩解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更没领过帕司。”

文革中要打倒谁,经常扣一顶叛徒、特务的大帽子。王亢之怎么成了“叛徒”、“特务”了呢?原来,1942年9月,中共冀中七地委机关报改名为《黎明报》,王亢之任社长。当他为创刊号写发刊词、编辑新华社的国际、国内要闻时,被日伪军抓获,在押往深泽县城的途中,王亢之瞅准时机,闪进侧面的道沟里,借着道旁蓖麻的掩蔽,奋力跑回了北冶庄头。然后,拖着伤病之躯,将《黎明报》的创刊号编辑完成。但是,被日伪军抓到,却跑脱了,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叛徒,他怎么能跑脱呢?日伪军放他回去,不是让他潜伏下来当特务吗?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是非常自然的逻辑,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就因为江青的这一句话,天津市抓了307个“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成立“抓叛徒办公室”,先后揪出1500多个叛徒,株连人数达3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当面顶撞了在文革中红的发紫的毛泽东妻子、“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之后,王亢之预感到自己肯定没有好下场,隔了一天,1968年3月1日,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跟王亢之关系很好的作家方纪则被投入监狱,遭到长期关押。天津市的1200多名警察被审查,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的44人被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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