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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林彪是如何成为接班人的?主动还是被逼?

2018年10月02日 8:58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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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林彪是如何成为接班人的?主动还是被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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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林彪是如何成为接班人的?主动还是被逼?

中共八届十改选了中央领导人,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名副其实地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官史对林彪是怎样成为接班人的往往语焉不详。而的回忆弥补了这一缺憾。

邱会作的信息来自于。陶铸在会后成为全党的第四号人物,邱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这段秘辛。邱回忆说:“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陈伯达康生、陶铸去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陶铸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诙谐地消除了拘谨。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那么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林彪实际上是诚惶诚恐。在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发表了一番讲话“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全会后,的干部们去林彪处看望,实际上是祝贺他成为毛的接班人。邱回忆说:“我们去人大会堂林彪住的那儿,名义是他从北戴河回来后我们礼节式的看望,实际上这是对他的祝贺。这应当是很高兴的事,但林彪没有一点的喜气,反而沉闷地对我们说:我是不想干的。既然全党委托,主席又一定让我来,硬是推,不会有好的效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试试了。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事情到了他不说不成的时候他才会说。我们和林彪交往了多年了,他说的是真心话。”由此可见,林彪当初也是勉为其难地被毛泽东硬拉上了文革的战车,由此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毕,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吹响了文革的号角。那么军队高层与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目前大陆的党史教材异口同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长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将林彪定性为文革中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前引席宣、金春明书即是典型一例。那么林彪在文革初期到底是有意搞乱军队,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还是处心积虑稳定军队,并成为稳定军队的核心?这是我们应该认真予以探讨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随即举行了常委扩大会,由叶剑英传达了会议的精神。会议期间肖华、刘志坚以全军文革的名义请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军队高层干部们对如何开展文革运动忧心忡忡,忐忑不安,生怕军队也如地方一样大乱特乱,也搞全面夺权运动。邱会作回忆说,“与周恩来相反,林彪政治上顾忌小多了。他坚决不许军队院校搞什么‘大串连’,不同意军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委多次以命令的方式传达到全军各单位。”细查那时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就有:一、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二、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把军内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部门。三、6月21日,中央军委下发《六条指示》,要求对军队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四、8月中下旬,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干部,处分干部。五、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队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队到地方串连。

邱会作说:“直到1966年的9月下旬,林彪还是坚持以上意见。他不遗余力地设法稳定军队,使其不受社会上的影响,把军队的运动严格地限制在中央军委领导、管理的范围之内,部队要作好战备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提出这样的方针,算是有识之士了。有了林彪的支持,我们在一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的态度很硬,当时有些军事院校的学生违反规定到了北京,军委各大机关都是派人劝回去。总后所属院校的来京学生,好言相劝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学校来人把自己的学生带回去’。”

事实上,文革初期,全军文革小组积极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而全军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又是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其他人还有参与起草《部队文艺坐谈会记要》的谢镗忠等人。他们很早就参与了江青、张春桥搞文革的准备工作,这些人思想很左,认为军队内部也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军队的各级领导也是接受教育或被批判的对象。所以,军队在文革开始时就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底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依靠军队院校师生搞“四大”和军内夺权,还是坚持正面教育,军队不搞造反。林彪显然是持后一种态度。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常委扩大会决定,继续执行五月中央军委决定的精神,全军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不搞“四大”。

然而,毛泽东在1967年1月严厉地否定了林彪、叶剑英所制定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政策。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全国全面夺权斗争,1967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亲自主持了会议。而会议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巩固部队”,部队只搞正面教育,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纪律,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这一政策得到全军领导干部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林彪在讲话中讲了很多战备的内容,用邱会作的话来说“当时只有用战备为名来压造反派捣乱。”军队中的老帅也都到会,分别讲话。林彪还特别交代,对于毛在2月份严厉批判老帅们的讲话(即所谓“二月逆流”中毛的谈话)严守机密,不许外泄,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保护。

事实证明,从文革开始到“913事件”,林彪对保持军队的稳定的想法贯彻始终,中间虽然有所反复,但是军队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即使地方的夺权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些军队院校造反派到军委总部和各军区搞“四大”,揪斗军队高干,但是军队内部并未发生自下而上的夺权事件,日后由于军队参与“三支两军”活动,军队势力进入地方政权,对稳定局势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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