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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只搞经改不做政改的“改革” 最终结果都是：革命的爆发”
辛灏年：我有一点点骄傲，就是我没写过假的东西。
社会里面存在着一些有才华的作家，由于他们不配合共产党的、或者不符合共产党的文艺创作要求，比如象我这样，他们根本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名声和地位，他们甚至于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是麻烦。——辛灏年
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希望之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2):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必须忠于生活）
中国文坛最高的一块田园：乱象丛生
在北京学习的那个阶段，我们听了60个大专家的讲课，北大的名教授，文坛的大作家，还有一些共产党的文艺批评家。我听完之后，这不是我今天说的话，我当时就说过这个话：我感到后悔！
过去，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曾经读过他们的许多作品，曾经激动过，当然，那个时候我不太可能有很高的文艺批判的思想。可是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当我已经走向中国文学最高的一块园地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后悔，因为我才发现，很多是假的，甚至作品都不是他们写的。比如说《青春之歌》，实际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代笔写的。再比如说《林海雪原》，曲波只是把一大堆材料送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龙世辉代笔写的。写完以后，不给他加名字，不给他稿费，用曲波的名义发表了。然后，这个编辑只发了一句牢骚，就被打成右派，全家下放农村20年。这些东西我听到之后，我感到悲伤。
再说，当我亲眼见到文坛上那些领导人的时候，那些30年代的共产派的作家，30年代的所谓左翼作家，30年代所谓左联作家那批人的时候，在我内心里——因为我对文学是花过功夫的——在内心里已经开始疑惑。当我们见到他们人的时候，他们经过了文革以后，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说法，他们对文学的看法，我统统感到绝望！完全是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文学理论，说穿了就是列宁讲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文学必须是由党来组织创作的，文学必须由党来管的，文学必须按照党的指示和方针来进行创作的。在我的内心里面，根本没有把这个东西当作一回事，可是我在北京，听到他们的讲话，看到他们的表现，我心里感到有很大的失落感，因为这已经是中国文坛的最高的一块田园！这是一个。
作家队伍分化，党文学令文坛失色
第二个，在这几年当中，我的作家同学们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有的为了往上爬，为了能够入党，不但已经入党的想当书记，想当作协主席、副主席，争本省的主席，我们这一拨的作家，职位最小的也是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了。为争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大打特打，不亦乐乎！那个时候还论不到他们争最高的了，争省里面的，互相争。我看不惯，我对官场是感到讨厌的，因为我24岁在机关里出来的，我了解共产党的机关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
同时，我又看到了我同辈的同学们，大家开始分道扬镳，为了向上爬的，就讨共产党好，写改革文学、歌唱改革文学，歌颂邓小平、歌颂共产党。还有一批同学，不甘心如此，但是又想保住自己，或者想争夺一个副主席、主席的位置，就打擦边球——就是写社会问题，社会的真实面，写到一点点，但是它的限度是以不触犯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或要求作为前提的，甚至于还要在介入社会生活的同时，还要把歌颂共产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心灵美的小说、改革小说、“补天”的小说，就是补共产党这个天的小说，都出来了。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同学写的，我心里也很难过，让我感到这个文坛没意义。
还有一批作家，大家想面对生活，还是想干预生活，但很快遭遇批判。社会里面存在着一些有才华的作家，由于他们不配合共产党的、或者不符合共产党的文艺创作要求，比如象我这样，他们根本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名声和地位，他们甚至于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是麻烦。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怎么办呢？我大哥给我指了这条路，所以我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家生活，我有一点点骄傲，我老了，有一点点骄傲，就是我没写过假的东西，不是我写得好，我没写过假的东西。
全世界每个只搞经改不做政改的“改革”都是同样的历史结果：革命的爆发
时代和历史是很严格的。当时我和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住在一个寝室，他说我反共，我就和他说了一句话：不是我反共，是共产党不好。我说：现在是1980年，我想10年之内，不是人民拿血洗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拿血洗人民。我这句话，在1989年真的兑现了，可惜的是，悲哀的是共产党拿血洗人民。
我为什么能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不仅要懂得生活，要有生活的积累，还要有知识的积累。你只有这两个积累都很高的时候，你才会产生思想的积累，才会产生敏锐的眼光去抓取生活，捕捉生活和表现生活。
因为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和满清王朝慈禧太后的洋务运动是一模一样的，每一条具体政策都是一样的。引进外交，允许独资，官办民办……从前到后，满清王朝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共今天的30多年改革开放如出一辙，而且更加相同、完全一致的是，改革本来是为了分利于民、分权于民，而由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结果，利——进了统治者的口袋，权——统治者牢牢不放。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经济改革必然造成社会的严重对立，贫富的严重对立，社会的危机不会因为改革开放而减弱，反而会因为改革开放而加深、尖锐，直到革命的爆发。
全世界每一个进行过改革开放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国家、政权，都是同样的历史见证，和同样的历史结果。这就是我能看到的一面。
（待续，敬请关注）
来源：希望之声 节目制作人方伟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