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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经济学人》：中产阶级渐渐离开中国
渴求自由呼吸：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走上移民路，寻找没有污染的宁静生活
多年来，林晨(Lin Chen)对妻子提出的移民计划抱有抵触情绪，但是在2012年他们的女儿降生之后，他开始考虑女儿的上学问题时，他希望自己女儿不必再像他和妻子一样经受太多压力和痛苦才能爬上中产阶层，他希望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空间。林先生说：“我和我妻子吃了不少苦，我不希望女儿也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很快，林晨一家就要前往澳大利亚的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Adelaide)。这家人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与追求商业机会与政治空间的以往几代移民不同，他们渴求的仅仅是更好的生活。这些家庭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往往放弃了很好的工作，卖掉价格不菲的房产(其实也是投资品)，以此告别在中国永无止境的打拼。他们在国外几乎不可能找到比原来好的工作，但那里有清洁放心的水和空气，稳固的社会保障，安全的食品，以及不需要担心独生子女政策。
并非所有的绿卡持有人都希望离开中国，有些环球穿梭的商人只为更方便地进出境而移民，也有一些人为防范中国的经济陷入危机或自己被党国盯上而加入外籍准备后路。但近年的绝大多数移民，是和过去几次浪潮有着显著不同，他们都已经在国内接近功成名就，并不会在国外获得更好的财务回报。
我受够了我要走
尽管移民的绝对数量和中国总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是这已经可以给移民接收国带来明显的影响(参考文章)。在过去10年中有100万中国人获得了美国或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一移民来源国，是美国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仅次于墨西哥;并且这一情况还在进一步加剧(参看图表)。每年有8万中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这一数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年的5倍。在澳大利亚，中国移民数量在2010-2012年连续三年位居第一，只有2013年印度移民数量超越了中国。
大多数中国移民可以有三种选择：技术移民(skilled worker)，林先生就是其中一员，或雇主担保(employer-sponsored)以及家庭团聚移民(有其他家庭成员已经在国外)。在澳大利亚的商业精英移民项目中，中国人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二。在意大利的常驻的中国人于2012年底已接近12万，这个数字2年间翻了一番。去年，中国人占新西兰新移民数第一位，有6000人左右。除了移民，还有200万左右的留学生和海外劳工，他们也都是潜在的新移民。2013年中，有930万中国出生的人居住在海外，这比2000年增加了400万。
随着中国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各国的移民局门口的队伍越排越长，为了对应这一局面移民门槛也不断被提高;和这一情况形成对比的是商务投资和旅游签证的发放比以前宽松了许多(2013年的中国出境人次达到了9700万)。前些时间加拿大暂停了投资移民计划，这一举动影响了大约四万五千中国申请人，他们占据了该移民类别计划配额的70%。这些移民接收国的官员觉得可能设置的门槛过低了，加拿大对于投资移民的要求是80万加拿大元(折合人民币约454万)，相当于北京市的一套两居室住房的售价。
与此同时，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南部欧洲国家正在调整他们的政策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人民币。只需要花略低于已经关闭的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的钱，你就可以获得葡萄牙的居住身份，或者意大利、希腊的两人的居住身份，并且你还不需要一直住在那里。在美国，可以吸引移民投资的项目在过去两年由于中国人的强劲需求翻了一番，于今2月1日年达到440个(其中一个项目是位于史泰登岛的纽约观景摩天轮，近期将在北京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向投资者发出介绍和邀请)。在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期间，有超过6000中国投资者通过这样的项目移民到美国，占据了该移民类别的80%，不难想象只有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才能在这些投资项目中获益。
郑美娜(Mena Chung)曾经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今年40岁，她在去年辞职后搬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玛瑞纳戴尔瑞(Marina del Rey)的别墅，她是一名EB-5绿卡持有人，这样的项目要求申请者在指定应的项目中投资50万美元。郑女士和她的丈夫靠卖掉北京的房子获得的资金生活，他们感觉生活的成本并不高，在现阶段他们开始学习英语。对于未来，郑女士很明白她不可能再获得在中国一样的好工作，但这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说“在中国我觉得工作就是全部，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尽管如此，移民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尤其是工薪阶层和并不富有的人们。对于特定行业的只有特定工作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项目与满意的目的国。在移民过程中，有些省或州政府会有特定的岗位需求，这就是在上海一家工业产品公司做管理工作的林先生获得移民阿德莱德机会的途径。不过，获得绿卡并不意味着新移民一登陆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并且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通常都要求永久居民要在本国居住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国籍，中国人戏称这些规定为“移民监牢”。
渐行渐远
也有一些人并未举家迁出，他们不确定是否能够适应国外的“慢生活”。宋伟森(Windson Song)是北京的一名35岁的市场推广经理，他和懂法语的妻子即将获得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移民签证。宋先生一家的计划是妻子和孩子将在获得居留权后前往加拿大，未来的三年中一直住在那里并获得入籍资格。宋先生本人则希望留在北京，这里他的职业发展机会更多、更好。他总想起十年前他作为学生第一次抵达澳大利亚时候的情景，他说，那是一个“童话世界”，“有绿树、有鲜花”，人很少，没有什么车。他也想有机会逃离北京的雾霾，但是他的移民朋友劝告他，尽管国外更安全、更干净、没有腐败，但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生活也“更无聊”。
更多的上层富豪阶层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但是他们像宋先生一样希望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最近由专门调研中国最富裕人群的胡润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资产超过千万的受访者中，64%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或者已经获得了绿卡，尽管他们并不打算真正移居国外。他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26岁的高莱儿(Claire Gao)在上海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今年1月她仅经过两次短暂访问后，就以刚刚达到投资移民标准的20万欧元的价格(约173万人民币)，购买了米兰近郊的一套公寓。拥有意大利永久居留权可以让高女士更方便的出入欧洲，这里是她未来完成大多商务项目的地方。不过，高女士选择意大利也因为自己只符合这里的投资移民要求，对她来说她更加熟悉购买爱马仕围巾的巴黎，以及购买巴宝莉大衣的香港。
另外的一些持有外国护照或外国银行账户的土豪是中国贪污腐败官员的家属，他们被称为“裸官”，因为这些人的妻子儿女全都身在国外，于是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牵挂的人了。这些高官的孩子可能在英国的贵族学校，或者牛津、哈佛(上述三者皆是因腐败被判刑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所经历的地方)。贪污腐败官员们也在匆匆准备跑路，专家们分析这种局面是也是由于习近平主席反贪腐运动进行到第二个年头所引发的。
中产阶级的移民大潮紧紧跟随着上层的运动而流动，尽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但是风一吹，草就动。即将前往阿德莱德的林先生说他在新浪微博上看到许多政府腐败的故事，他也在推特(Twitter)上了解到有毒的土壤、食品安全问题、空气的污染，以及整个系统的腐败导致这些问题极难得以解决。林先生想，如果有钱人也纷纷撤退，那么作为家庭税后年收入8万美元(约50万人民币)的中产阶级，是时候也找一条出路了。他说：“如果你想成为百万富翁，没错，你应该留在中国;如果你只想要快乐的生活，为什么不另寻一片天呢?”
来源：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