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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习党媒:周永康出访被押送 四中全会“去周化”最后一役

2014年09月14日 18:30 PDF版 分享转发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胡锦涛时期中国法治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一是周永康个人在2012年5月中旬即被常委会勒令交出手中权力,只在形式上依旧保持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挂名。更少有人知的是,在移交政治权力后,周永康还接受了组织问话,内容主要围绕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中的角色和错误,包括他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无原则支持薄熙来和王立军“黑打”的错误。直到2012年8月底或9月初问话结束后政治局形成决议,周永康在9月下旬,才挂着政治局常委的空名在护卫“陪护”下出访、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等三国。这是在个力层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二是中央政法委书记被赶出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会。这主要是因为在周永康时期,政法系统采取的暴力措施和不少政法人员的横行不法,不仅产生了一系列在全球影响恶劣的政治案件,更破坏了中国司法系统仅存的一点制约机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败坏了中共和中国政府形象。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法委的错误定位,大肆扩权,把政法系统搞成了不受监督的政治山头和国中之国,破坏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在制度设计层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三是为了解决周永康治下的政法系统产生的恶果,也是为了解决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大量矛盾纠纷,胡锦涛提出了“社会管理”的理念来进行柔性调整。但遗憾的是,这些有针对性的“去周永康化”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已经尾大不掉的周永康不仅对胡锦涛提出的“社会管理”建议置若罔闻,反而曲解“社会管理”本意,更授意他的铁杆亲信时任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吴永文发明了法西斯特色的“网格式监控管理制度”,把“为民服务”变成了“监控人民”,周永康还亲自前往视察,为吴永文打气鼓励。

在胡锦涛执政第二任期末期,中国法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仅限于在个人层面和制度设计层面去掉了周永康的“外在印记”。周永康个人成功着陆,以周永康为首的利益综合体仍在正常运转,体现了周永康意志的组织体系和暴力维稳思维仍在发力。中共对周永康的处理止步于此即受制于客观证据,也受制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因为十八大召开在即,权力交接紧张进行,最高层必须保持政治稳定,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和最高层当时的权力格局也是这样做的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在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才被真正扭转。获得党内高层各派广泛支持的习近平在上任不久就展现了不一样的权力基础和政治魄力。2012年12月初,在十八大上才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坐席未暖,就被在同一次全会上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利索拿下。落马后的李春城在办案中心很快就将自己的政商关系网和盘托出,内容令人瞠目结舌,引发中央高层震怒,中央决定一查到底。在习近平的支持下顺藤摸瓜,更多的四川贪腐官员很快浮出水面。2013年初,中纪委掌握的各条线索汇集后指向周永康之子周滨等人,在对周滨的人脉网进行深入摸排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线索又开始指向其父周永康。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中纪委在中石油、四川省、政法系统等周永康直接领导过的地方和海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宣传系统等周永康手伸到过的地方启动全面调查,周永康的家属、近亲、秘书、下属等纷纷落马,周永康整个派系被连根拔起,何时对周永康做出处理只剩下程序问题。

全文见下页:


十八届将于10月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将为全会做的报告应该已经收尾。国内一些相关部门和媒体高层也已经开始准备相关选题。有高层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定位建议,要求在宣传报道时要把十八届四中全会当成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对于这样的定位,相信很多人会暂时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会议决议还未出台,在未经受社会公开评议和具体实践检验之前,就把这次会议称为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并不能令人真正信服。除非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一样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了划时代意义,而且最高层也能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样突破官僚体系施加的阻力,强力推进“依法治国”在全国上下真正落地实施。

否则,如果与法治相关的思维模式、制度设计、法律条文还停留在原来的“人治”模式,执政手段、治理方式还像原来一样僵化粗暴,司法体系还像原来一样受制于利益集团和党政部门长官意志,公权部门还像原来一样沦为某些官僚恶棍或强力部门挟私报复的帮凶打手,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还依旧普遍存在,全社会也没有形成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那么这次会议就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它所通过的报告和决议也不过是一张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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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也不想看到这次全会通过的报告和决议变成一张废纸。相反,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层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和决心,以及为推进深化改革实施的制度和手段创新,都给了我们以信心,使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应该“有机会”成为习近平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也正有鉴于此,我们希望中共高层不仅要重视这次全会将要通过的以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报告和决议,更要注重全会决议的落地实施和效果监督,要以实际行动和效果,让人民看到中共推进“依法治国”的能力和诚意。

在上述目标达成之前,我们只能先谨慎地给四中全会进行定位。我们的定位是:四中全会是中国政治社会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推进法治建设“去周永康化”的最后一役。

为什么说是“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推进法治建设“去周永康化”的战役?是因为中国法治建设“去周永康化”的努力,其实在胡锦涛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只是成果还不够显著。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胡锦涛时期中国法治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一是周永康个人在2012年5月中旬即被常委会勒令交出手中权力,只在形式上依旧保持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挂名。更少有人知的是,在移交政治权力后,周永康还接受了组织问话,内容主要围绕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中的角色和错误,包括他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无原则支持薄熙来和王立军“黑打”的错误。直到2012年8月底或9月初问话结束后政治局形成决议,周永康在9月下旬,才挂着政治局常委的空名在护卫“陪护”下出访新加坡、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等三国。这是在个人权力层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二是中央政法委书记被赶出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会。这主要是因为在周永康时期,政法系统采取的暴力维稳措施和不少政法人员的横行不法,不仅产生了一系列在全球影响恶劣的政治案件,更破坏了中国司法系统仅存的一点制约机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败坏了中共和中国政府形象。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法委的错误定位,大肆扩权,把政法系统搞成了不受监督的政治山头和国中之国,破坏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在制度设计层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三是为了解决周永康治下的政法系统产生的恶果,也是为了解决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大量矛盾纠纷,胡锦涛提出了“社会管理”的理念来进行柔性调整。但遗憾的是,这些有针对性的“去周永康化”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已经尾大不掉的周永康不仅对胡锦涛提出的“社会管理”建议置若罔闻,反而曲解“社会管理”本意,更授意他的铁杆亲信时任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吴永文发明了法西斯特色的“网格式监控管理制度”,把“为民服务”变成了“监控人民”,周永康还亲自前往视察,为吴永文打气鼓励。

在胡锦涛执政第二任期末期,中国法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仅限于在个人层面和制度设计层面去掉了周永康的“外在印记”。周永康个人成功着陆,以周永康为首的利益综合体仍在正常运转,体现了周永康意志的组织体系和暴力维稳思维仍在发力。中共对周永康的处理止步于此即受制于客观证据,也受制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因为十八大召开在即,权力交接紧张进行,最高层必须保持政治稳定,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和最高层当时的权力格局也是这样做的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在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才被真正扭转。获得党内高层各派广泛支持的习近平在上任不久就展现了不一样的权力基础和政治魄力。2012年12月初,在十八大上才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坐席未暖,就被在同一次全会上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利索拿下。落马后的李春城在中纪委办案中心很快就将自己的政商关系网和盘托出,内容令人瞠目结舌,引发中央高层震怒,中央决定一查到底。王岐山在习近平的支持下顺藤摸瓜,更多的四川贪腐官员很快浮出水面。2013年初,中纪委掌握的各条线索汇集后指向周永康之子周滨等人,在对周滨的人脉网进行深入摸排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线索又开始指向其父周永康。

2013年3月,在“两会”上接过国家主席职务的习近平成为中国党政军体系最高首领,习近平时代正式开启。随着习近平权威加身,同时也随着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周永康,一个要求依法查处周永康在系列“窝案”中所起作用的意见也开始在高层内部酝酿,并很快得到了越来越多高层的积极回应。觉察到这种趋势的周永康坐卧不安,在积极公关无效同时,也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2013年4月,周永康回老家无锡省亲,在和亲友老乡们会面时,已经预感到大难将临的周永康感慨的说了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望大家了”。2013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最高层达成一致,决定启动对周永康进行调查,多维全球首家报道了这一消息,周永康的命运已被确定。习近平时代中国法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中纪委在中石油、四川省、政法系统等周永康直接领导过的地方和海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宣传系统等周永康手伸到过的地方启动全面调查,周永康的家属、近亲、秘书、下属等纷纷落马,周永康整个派系被连根拔起,何时对周永康做出处理只剩下程序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年之内,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小组、中央军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相继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或主席。中国回归威权社会,习近平成为继毛邓之后中国最有权威的领导人。一切准备就绪后,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北京时间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轻松一弹指,在十八大前被削权问话却侥幸平安着陆的周永康被正式立案审查,中国法治建设“去周永康化”努力在组织人事上取得重大胜利。

对政治、历史有认识的观察家都知道,对任何政权而言,要建立一种新的执政模式和执政理念,就首先要打破一种旧的执政模式或执政理念,这在西方被称为“解构”和“重构”,中国人称之为“破”和“立”。而无论是“解构”还是“破”,都是为了“重构”和“立”。中国法治“去周永康化”的过程就是“解构”和“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新的法治模式,这个工作也只有习近平才能完成。

在这个“解构”和“破”的过程中,胡锦涛进行了积极尝试,习近平决意践行到底。对决意重构中共政治“新常态”的习近平而言,在政法系统解决完与人相关的组织路线和结构体系还只是重启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步。说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暴力维稳思路和气长期贪腐渎职对中国法治造成的不良影响,还必须要解决更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就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要在思想上、理念上彻底肃清周永康给中国法治体系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树立起新的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要为新的制度建设去掉思想认识上的阻力,这其实就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解放思想”。

如果说十八届四中全会真有里程碑意义,那么其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正好处在了“破”与“立”的拐点位置,起到了人们认识上的“解放思想”作用。对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来说,也只有先做好这一步,才能保证未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会有个好的开始。也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将之谨慎定位为是中国政治社会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推进法治建设“去周永康化”的最后一役。

来源: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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