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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习党媒:习坐稳了江山 才有底气查周永康政变

2015年03月21日 10:57 PDF版 分享转发

中国最高法紧随两会之后公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首开先河地提到了薄周缔结同盟进行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也是该词首次出现于官方权威表述,被外界看作是“政变”、“反党”等极具斗争色彩表述的同义反复。周永康等“大老虎”的公开审理在即,官方为何主动提及与政治勾连度极大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与审理时期的尽可能规避相比,中国自至今发生了哪些“势”与“力”的变化,才有此底气和自信如是直言不讳?已经盖棺定论,最高法再提“政治”控罪,是否意味着要推翻此前的判决?

从既定事实来看,当局十八大前决定查办薄时,基本上已经知晓其与周“大干一场”的密谋。薄周同路不同命的背后,其实是“势”与“力”的变化和逆转。首先是势。查处薄熙来,恰逢十八大前夕,稍有差池,都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而在周案公之于众后,不仅其党羽和裙边已经被剪得七零八落,第五代领导集体也已经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反腐坐稳了江山,政局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是“力”。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处的“力”,正是人和凝聚起来的民意。在薄熙来被查处前,由于其名义上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度,所以可见的民意是偏向薄一方的。如若彼时过于政治化,可能成全薄的政变图谋,致己方于不利境地。而到了周案,大多数民意已经转向以为核心的当政者。“势”与“力”的今非昔比,也是当局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主动将“非组织政治活动”摆上台面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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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之所归莫之敢逆

之所以薄熙来幸免于“政治”问罪,而即将接受公开审理且开放度跌破公众预期的,则可能面临已经扫入故纸堆的“政治控罪”,关键在于“势”的变化。众所周知,当局决定查办薄熙来时,恰逢中国十年一次的大换届。俱往矣,历朝历代的权力交接总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忠奸对垒血溅龙袍更是不胜枚举。自建国之后的四次权力交接,也是跌跌撞撞,并不平静。

彼时,不满足于当局隐去政治问题给薄熙来治罪的自由派则认为,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了“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至今,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对薄熙来的处理,从一开始就附带着浓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意味,而非简单的反腐治贪那么简单。反腐治贪很容易赢得掌声,但是一旦牵扯到权斗和路线问题,握有权柄的执政者就很容易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被放在砧板上的薄熙来,原本是背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宗罪”的贪腐官员,却被很多人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轻易完成了从施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转变。

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叫“善战者求之于势”。善于长线布局且不打无准备之杖的中共,在薄时期已然意识到了“势”之所向,故而莫之敢逆。因为稍有差池,便可能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可能的后果之一就包括政权是否稳固。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隐去薄熙来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共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到了周永康,虽然也难以摆脱政治斗争,将其与薄熙来关联起来,也不排除存在路线斗争。但现实的情况是,公众对当局反腐决心的拥护,彻底覆盖掉了政治斗争以及路线斗争存活的可能和空间。也就是说,即便当局在审判周永康时重提“政治问罪”,多数舆论还是会认定这是周本人贪婪奢靡之后的咎由自取,不至于演绎出过多的权斗论、阴谋论。也正是内“势”外“势”的逆转和变化,共同促成了中共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直面这场针对世纪大考。最高法官员在两会之前的提前透料,以及后续将“非组织政治活动”写入白皮书,都不失为“势”变化之后当局立场和态度的直接外溢。

得民心者得天下

除了“势”的变化,薄周同路不同命的另一大决定因素,在于“力”的变化。此处的“力”,通俗地讲,就是民心。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薄时期,可见的民意显然是严重跑偏的。不得不说,面对世风日下、无官不贪的现状,仇官仇富的情绪井喷,很多人怀念建国之初的大锅饭时代,薄熙来唱红打黑正是抓准了这一命脉,所以很快虏获了人心。但是待到笼罩在唱红打黑之上的“保护膜”被撕开,民众意识到薄的终极目标与重构社会秩序没有丝毫瓜葛,相反地,是在打破尚存的社会秩序。从重庆事变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比如毛左派联合起来为文革呐喊助威,左派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制造事端,破坏性的余毒可见一斑。

到了周永康,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已经将多数民意聚拢过来,且稳固程度足以让中共放开手脚进行“不设指标”、“上不封顶”的打虎动作。当然,这样的民意收获,从习近平在十八大后的就职演说中开诚布公地喊出的那句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已经开始并奠定基调。第五代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便获得人民的高度支持,也正是因为在习的带领下,普罗大众对于法治和社会规则重新燃起了希望,并有了新的界定和认识。而这,虽则无形,确是比单纯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更为关键存在。从这个层面来讲,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让老百姓的碗里多了一块肉,那么习近平时代则是试图让老百姓精神上多一份相信,也多一份向往。事实证明,这样的努力方向是必要且合理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意作为强大后盾,习才敢于主动升级周案,对其进行全方位问罪。

中南海的尴尬

虽然政治问罪周永康的“势”与“力”兼具,但是最高法首次提及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还是让当局陷入了尴尬境地。因为在公审周之前谈及此敏感词,还将其政变、反党事宜与已经审判结束的薄熙来捆绑在一起,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已产生:升级周案如若坐实,那么是否意味着避开薄熙来政治问题的那场微博直播的审判,将要推倒重来?如若不然,全面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

就时下局面来看,重审薄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彼时问罪方面确实有所遗漏,这也是当局盖棺之后很难更改的定论。至于即将面临公审的周永康,原本公众以为会延续薄案,切中经济层面的贪腐行为,而将反党和政变层面的量刑隐晦而巧妙地“嫁接”过来,以避免不必要的震动。然最高法的罕见举动打破了这种惯例,在让周案公审变得扑朔迷离的同时,也给习近平面前横亘了一道不得不直面的坎儿。迈过去了,中共反腐的开放度和信任度将大幅跃升,迈不过去了,执政党也还是会延续一贯的问罪模式,让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尽可能地淡出公众视野。

来源: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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