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杨继绳批评总理朱镕基的真正原因
1988年底，杨继绳调回新华社北京总社。到总社工作以后，也赶上了好年代，他写了一些畅快的话，还几次批评过朱镕基的经济政策。1998年，朱镕基总理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杨继绳看到一些问题，写了《凯恩斯依赖症》。本文摘自2011年4月19日《南都周刊》，作者杨海橘，原题为《求真路上的杨继绳》。
2013年1月11日，北京，高级记者杨继绳（图源：VCG）
这是一家因敢言而著名的杂志社。某宾馆院内的二层小楼，《炎黄春秋》几间办公室，简陋地排列其中。笔者的到来将杨继绳从一场尴尬的探访中解救出来，他哈腰扶着门，客客气气地对上访的老太太说：你看，我有采访，抱歉哈，你看，实在抱歉哈。
从新华社退休两年后，杨继绳便来到这里，到现在已是7年。他坐在对面，始终笑眯眯的，端然得像旁边那台笨重的显示器，说到那些荒唐的往事，他表现出的，是令人惊异的平静。
饥饿
此生，杨继绳再不能忘记那个跟在人群之后呼号奔走的年轻的自己。他带着空白的脑子，从农村来到清华，满腔赤诚。而父亲的死，正在背后渐渐淡去。
1959年4月，19岁的杨继绳读高中，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见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赶快回去。”
杨继绳当即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3斤大米，赶回家中。
走到湾里，杨继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前的油树（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根也刨了，池塘早被捞蚌的乡亲放干了（过去乡亲不吃蚌，嫌它腥）。没有鸡犬相闻，没有孩子的欢笑。一片死寂。
父亲就躺在床上，两眼无神，脸上的皱纹宽阔而松弛。“父亲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前还好好的。”上次见面，杨继绳没有注意到父亲因饥饿而浮肿的双腿。当时生产队偷偷杀了一头牛，父亲叫他回来吃牛肉。这头牛是父亲养的，父亲说自己不忍心吃，那些肉，杨继绳自己吃了。
杨继绳用带回的米做了稀饭，父亲一口都没有咽下。三天后，便与世长辞。这个曾教导儿子斗地主时“被枪毙的也不全是坏人”的农民，最后饿死在“亩产万斤”的土地上。
杨继绳将此归咎于命运，他没有意识到，在那些更远的地方，正有千万人如他的父亲一样，开始微胖、无力、皮肤一摁就是一个坑，他不知道，饥饿正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席卷那些沉浸在“大跃进”数字狂喜中的人。
自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求学，杨继绳所带着的，唯有那片空白如纸的头脑。他至今还会唱那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背后搞破坏……
而如果能有什么在内心深处埋下一根小小的火捻，并在日后偶尔提醒过他的，那就是父亲的死。
死亡
1960年，杨继绳考上清华大学，没能学习自己心仪的新闻专业，而是调剂到工科。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学生，依然谦逊。
清华第一课，杨继绳参观了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然后下乡劳动两个月。那一年，他20岁，正处求知若渴的年纪，但是，清华大学一直以来深以为豪的人文精神，早已在七年的院系调整、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年前反右斗争中消失殆尽，当杨继绳来到这里，面对的仅仅是一片被清扫一空的精神废墟。偌大的图书馆全被封闭，除了工科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论著，他看不到任何“闲书”，他不知道朱自清、不知道吴宓，甚至对于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李政道和杨振宁，辅导员也吹风说：这两人思想反动，不要学他们走“白专”的路子。
面对这封闭世界，杨继绳如大多数同学一样，单纯而温良。但是，如果说内心那根火捻仍在警觉地立着，另外一些接踵而至的事件，则令他内心的警觉又苏醒几分。
1967年，寻常的夏天，清华大学一号楼前的花坛照例人声喧哗，杨继绳和同班同学坐在长椅上聊天，“突然听见不远处二号楼有什么‘啪’一声掉在地上。有人从四楼的厕所跳下来了！”等他们飞奔过去，人已经死了，软绵绵没有形状地拧在地上，黑黑的血在周围溅出一组梅花。“马上就被人提走了，留下地上有个坑。”死掉的人是个右派分子，被下放农场劳动几年，后来政策宽松了，学校准他回来，可同学们都瞧不起他，宿舍的人不愿意和他一块住，把他行李放到厕所，可是他选择从那里跳下来。
“西边第二个窗户。”杨继绳说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西边第二个窗户，后来，海外作家王友琴写《文革受难者》，曾打电话给杨继绳核实这一细节。
再后来，更多的人相继以这种方式死去。1967年，杨继绳已从清华毕业到了新华社总社。“新华社的黄亭子宿舍东边，有色冶金院内，我们开会，就听见旁边‘砰’一声掉下来个人。”
那些被逼迫的人，家人支持的，还能熬过来，如果家庭没有温暖的，也就一死了之。那个年代，家庭的温情极易显露出其脆弱。杨继绳记得，新华社有对夫妇，是早年归国华侨，上过延安，建国后分在新华社。“文革”时，海外背景成了罪状。四个孩子不懂事，夫妻俩自杀了。孩子们还很高兴，说要吃饺子。到现在，四个孩子或独身或离婚，“文革”给他们留下的，除了一顿饺子，还有难以为外人体会的深层创伤。
嬗变
1967年，中央媒体来清华招工业记者，条件只有三个，“党员，贫下中农出身，能写”，杨继绳都符合，便去了。1968年，他又扛着铺盖卷到了新华社天津记者站。
天津记者站人不多，批斗会却是经常开，吼啊叫啊，开来开去都是那几句话，“你到底和日本人说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交代？”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拿着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打嘴仗。出去吃饭，上一道菜背一条语录。大街上问路，得先说“毛主席万岁”，再说“到哪儿怎么走？”
天津分社近20年，杨继绳经历了思想上的嬗变。
山西劳动期间，他读到了生平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书，《尼赫鲁自传》、孟德斯鸠的《论法理精神》和《波斯人信札》。这是他从新华社山西分社借到农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杨继绳还能背诵《波斯人信札》中的段落，这是一个读者到一个满是《圣经》诠释著作的图书馆里与图书管理员的对话：“这些作者，并未在《圣经》中寻求应当相信的，却寻求了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丝毫没有把《圣经》当做教义的经典，从而接受这种教义，却把它看做一本可以给他们的意见增加权威的书……这是一块土地，不同宗派的人都可以闯进去，如同打劫一样。这是一片战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打仗，有人冲击，有人作前哨战，方式很多。”他由此想起了天津分社“早请示”时“打语录仗”的情景，也联想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态度。这段话所形成的强烈震撼至今犹在，后来，他在自己的书中引了这段话。
而思考，以及由此而生的疑问，似乎就从一行一行的阅读中生发出来。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1968年杨继绳刚到天津分社，就参加审查了记者史博的专案。史博被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定为反革命分子，是66军军长亲自过问的，已经被抓了起来。刚参加专案组，杨继绳很认真，如果真的找到了史博的反革命证据，也算是一项成果。
“刚参加专案组真想抓出个坏人。”但查来查去，被怀疑的问题被一一否定，“有人告史博总社招待所骂江青，我和公安局的人一起到南京和宁夏调查同时住招待所的戴国强和另一位记者，他们两人都说没听到。”有一次军长找分社领导人任丰平问史博案件进展情况，杨继绳说史博没有问题，主张放人。军长很生气，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杨继绳也站了起来。任丰平怕杨继绳和军长吵起来，就让杨继绳出去。避免了冲突。
求真
“文革”结束后，杨继绳将自己的一两百篇稿子拿出来一一检视，自认“90%是在为‘四人帮’说话，能留下的，只有两三篇，不禁深感羞愧，付之一炬”。
那能留下的两三篇，就包括后来杨继绳提到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以及《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等。为此，他把天津上上下下的官员得罪了个遍。军队有人到新华社总部告状，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搜集军队黑材料，想毁我长城，希望严肃处理”，这份材料曾经放在杨继绳的档案内，直到军长下台、全市揭批军长时，管档案的乔义民才拿出来。在天津分社最后两年，又得罪了天津市主要领导人。他写文章指出天津经济地位下降。这篇调查报告广为转载，市领导人大为震怒，说：“有人说天津经济地位下降，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1988年底，杨继绳调回北京总社。
到总社工作以后，也赶上了好年代，他写了一些畅快的话，还几次批评过朱镕基的经济政策。1998年，朱镕基总理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杨继绳看到一些问题，写了《凯恩斯依赖症》，在一次朱总理召集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他突然问：“杨继绳是什么人？”吴敬琏向朱总理作了介绍，还为杨继绳说了几句好话。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几年了，杨继绳写文章主张要“淡出”，在一次会上，朱总理问财政部科研所长贾康：“项怀诚说过要淡出吗？”贾康回答说：“项部长没有说，是杨继绳说的。”朱镕基也大度，他没事。
杨继绳相信这句话：“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他认为记者和历史学家是相通的。相通点就是一个“信”字，都必须真实可信。他记录了中国改革的真实历史，出版了《邓小平时代》等书，他研究了中国改革前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他调查了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出版了记录这段痛史的书籍。他不无调侃地说：“我从新闻记者变成了旧闻记者。”退休了，不让采访了，只好打故纸堆，研究旧闻。
杨继绳关于“大饥荒”这段历史的调查，引起高度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值得尊敬的”，但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声音也不绝于耳。对于四十年记者生涯，杨继绳聊以自慰的却是：“后二十年，没说假话。”
如果说反右和“文革”中“跟着跑”的“积极分子”经历曾让杨继绳心生愧疚，那么之后二十年，他用另外一种作着弥补，改革开放后的十年，虽“跟着潮流说了些话”，但杨继绳再没说假话；再后来十年，他“连跟着潮流的话也不说了”。
杨继绳认为，说真话是传媒人最起码的底线。如果不说真话，就会欺骗广大的读者。采访中，谈到某著名学者的一句话：“假话完全不能讲，真话不能讲完全。”杨继绳说：“这句话，我同意，但不全同意。作为政治家，这句话是合适的，但作为媒体人，真话不完全，那不是向受众隐瞒了部分事实真相？这就违反了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作为一名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也得把真话讲完全。”
干了四十年新闻工作，有个准则渐渐在杨继绳的心里清晰起来：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然而，说真话也是有风险的。对于风险，杨继绳颇为慨然。他笑笑，说：“不就是不当官吗？我这个人也不适合当官。三任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的文章，但我还照样生活、写作。毕竟时代比过去进步了。”
2008年时，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继绳讲了这样一句话：“愤青不在，愤老忧存。”批评当前青年缺乏政治热情，只有一批老人在忧国忧民、激昂康慨。“这是一句很丧气的话。其实‘愤青不在’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青年人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并且利用可能的条件改变中国不合理的现状。中国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未来是你们的，包括幸福和苦难。”
因为追求一个“真”，杨继绳颇受了些苦，但他更愿意表达的，是讲真话的快乐。因为他曾体会，被恐惧和无知所驱使，是怎样一种如芒在背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