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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特朗普的兴起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图
《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认为，特朗普并没有一整套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时刻”就是一部虚无的滑稽剧。
人们通常倾向于透过故事来思考，而非事实、数据或图表，并且故事越简单越好。自由主义的叙事（the Liberal Story）已主导这个世界多年，但它现在正面临崩解的命运。至于它的后继者姓甚名谁，我们还不得而知。目前粉墨登场的是唐纳德·特朗普。
这套叙事声称：只要我们进一步推动政治及经济体系的自由化及全球化，等待着我们的就是人间天堂，或至少令所有人都享有和平与繁荣。根据这个故事的说法——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它，两个版本差别并不大——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向一个实行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全球社会前进。
然而，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它的可信性正在逐渐丧失。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人们还期待全球化的规则能够令他们的境况得到改进，如今却纷纷担心自己被蒙骗，以及担心这一体系是否会失灵。“阿拉伯之春”业已变为“伊斯兰之冬”；莫斯科、安卡拉和耶路撒冷的威权体制正在抛弃自由民主的价值，拥抱大国沙文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即便是身处西欧这座最为坚固的自由堡垒的人民，也开始有些三心二意。如今，幻灭感席卷了那些曾经致力于将自由主义的叙事推向全世界的国家，为首的美国也受到了波及。对多年的承诺及保证未能兑现感到失望的美国公民们在这种“祛魅”（disenchantment）之下极有可能将特朗普送上白宫宝座，而这是令建制派政治精英们感到十分不安和震惊的。
人们为何对自由主义的叙事丧失了信心？一种解释是，它事实上沦为了某种骗局，所带来的是暴力与贫穷，而非和平与繁荣。不过这种说法不太经得起推敲。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人类目前所享受到的和平与繁荣之程度显然是史无前例的。在21世纪初，因暴饮暴食而死的人数超过了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因衰老而死的人数超过了因流行病而死的人数，自杀的人数亦超过了因战争、犯罪及恐怖主义而死的人数，凡此种种，都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性的意义。
另一种解释则是，人们更加变得关心他们的未来期望了，而非沉湎于过往成就当中。当你告诉他们“你们已无需像祖先们一般遭受饥荒、瘟疫或战乱折磨”时，他们并不会认为这是某种恩赐。相反地，人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是亏欠、不满及仍未达成的各种梦想。简而言之，一个刚刚失业的人并不会因为了解到“我至少没有因饥饿、霍乱或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死”而变得心满意足。
失业的劳动者们当然有理由担心他们的未来。自由主义的叙事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free-market capitalism）的逻辑都鼓励人们去抱有较高的期望。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中，每一代人——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休斯顿、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圣保罗——相较于他们的父辈而言都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优质的健保及更高的实际所得。而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考虑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某些破坏性技术成果的影响，年轻一代能够“原地踏步”都已经相当幸运了。鉴于人们已不再对现行体制实现其期望的能力抱有信心，他们自然会产生幻灭感，即便现今的和平与繁荣已属前所未有。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停滞不前的物质生活水平，人们其实更担心政治权力的流失。全世界的普通公民都担心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正在离自己远去。由于各国都较以前更加依赖资本、商品及资讯的全球流动，无论是伦敦、雅典还是巴西利亚——甚至还包括华盛顿——都不再能够绝对地掌控本国的未来。此外，身处21世纪，许多重大问题本身也具有全球化的性质，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已难以有效地处理它们。
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尤其威胁着各国政府及普通公民手中的权力。在19-20世纪，工业革命式的进步也带来了与之相伴的各种可怕的后果，例如狄更斯笔下悲惨的的煤矿工人生活、刚果的橡胶种植园等。政治家和公民们为了更加良性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时至今日，我们的政治组织形式与蒸汽时代可以说相去不远，但科技革命却已有了第四波的进展，大大地超前于政治进步的速度。
谈谈国际互联网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切。目前，网络对于日常生活、经济运行和安全而言都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设计规范和基本功能在其诞生之初可没有经过什么民主程序——想一想，网络空间的形态是你投票决定的吗？这一开端意味着如今的互联网大体上是一个自由的、不受法律限制的领域，它冲击着传统的“主权”“国界”等观念，推动劳动力市场产生革命性的转型，对隐私权形成威胁，并引发了诸多全球性的安全风险。各国政府及公民组织已就如何有效治理互联网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行政管理方法仍然难以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
在未来的年头里，我们将可能见到更多的“互联网式”革命，技术悄然无声地绕开了政治控制。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不仅会彻底地重塑经济及社会运行的方式，也将会重塑我们对身体与心智的理解。然而这些话题并不是目前美国总统选举的重点。（第一场电视辩论当中有提到破坏性技术，涉及到希拉里的“邮件门”，但除此之外大都在争论就业岗位的减少等问题，两名候选人都没有提及自动化的潜在后果。）
普通选民们未必都了解人工智能的机理，但他们可以感受到民主机制不再能为他们赋权了。在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事关民众及其后代的未来的重要决定既不是由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也不是由华盛顿的政策说客（lobbyists）们作出的，而是掌控在工程师、企业家及科学家们的手中，这些人甚少在意他们的决策将会产生何种深远后果，并且他们显然也无法代表任何其它人。然而，选民们却基本不知道这帮人究竟在捣鼓一些什么东西，于是便由着他们随意挥霍。在英国，选民们产生了他们的权力逐渐流向欧盟的想象，遂实行脱欧公投。而在美国，选民们则产生了权力都被“建制派政客”一手把控的想象，遂决定给现行体制致命一击，以证明决定权还在自己手中。特朗普就此成为了上佳之选。鉴于特朗普素有“不入主流政治精英法眼”的形象，选择他乃是普通选民证明自己在这个体制中仍然保有某些权力的理想途径——如果把这个“权力”的范围限定在制造混乱上的话。
这已经不是自由主义叙事第一次面临信任危机了。在它取得全球性影响之前，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它就已经遭受过一次阶段性危机。当帝国的权力政治阻断全球追求进步的步伐时，第一波全球化及自由化进程就终结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当中。这就是所谓的“弗朗茨·斐迪南时刻”。（即那位著名的点燃一战导火索的刺客——译者注）然而自由主义仍然挺过了这次冲击，并且获得了更大的成长，诸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国联及“咆哮的二十年”（Roaring Twenties，指代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文化亦随之兴盛——译者注）即是其明证。
接下来就是“希特勒时刻”，在1930-4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义的风头看起来几乎不可阻挡。它指责自由主义否定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导致人性堕落。这套理论的鼓吹者声称如果所有人都被赋予同等的价值和繁衍机会，那么优胜劣汰就将失去效用。真正满足适者生存之要求的人类应当是出类拔萃的，不进化为超人，人类就将灭亡。不过，这一切的结果恰恰让自由主义进一步地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
在20世纪50-70年代，凤凰涅槃的自由主义接下来面临的是来自左翼的挑战，此处姑且称之为“切·格瓦拉时刻”。法西斯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软弱而堕落，社会主义者则批评自由主义乃是那个无情的、富有剥削性且种族倾向严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结出的果实。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名为追求“自由”，实则是想捍卫“财产”。对个人权利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产和上层阶级所坐拥的财产和特权的掩饰。自由地住在一个你根本付不起房租的地方，自由地学习你感兴趣但无力担负学费的专业，或是自由地去一个你完全无法承担交通费用的地方旅行？更糟糕的是，自由主义鼓励人们视自己为独立的个体，这阻碍了人们团结起来推翻压迫着他们的体制，从而使不平等顽强地延续下来。
鉴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确有一体两面的成分，许多来自左翼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至1970年，联合国已有130个成员国，其中仅有三分之一实行自由民主制——而这些国家大多又是老牌的殖民帝国。看起来，自由主义就好像是年迈的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利，它对世界上其它的地方没有什么贡献，甚至对本国的年轻一代也没有。
自由民主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核武器挽救下来的。根据北约所遵行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ral assured destruction）原则，即令苏联仅用常规武器实施攻击，北约一方也将以核武器进行全力反击。在这道有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屏障后面，自由民主制与自由市场经济继续负隅顽抗着。西方人尽情享受着性、毒品和摇滚，就跟享受洗衣机、冰箱与电视没什么两样。可以说“没有核弹就没有披头士，没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没有遍地开花的平价超市”。不过，到了1970年代中期，西方的核威慑仍旧存在着，但形势看上去倒向了社会主义一方。1975年4月，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军直升机从西贡美领馆的屋顶上救走最后一个美国人的画面，那时许多人都相信美利坚帝国已开始陨落。
但事实上陨落的是共产主义。在1980-90年代，自由主义的叙事再度爬出“历史的垃圾箱”，洗净全身并征服了全世界。平价超市被证明远远强于古拉格。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叙事的适应性及灵活性较其竞争对手而言也远为强大。它吸收了竞争对手的某些最优秀的理念及实践，然后接连战胜了传统的帝国、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例如政府资助的教育体系，健保系统及惠及平民大众的福利体系）。到1990年代前期，思想家与政治家已能宣称“历史的终结”，自信地认定过去所有的重大政治与经济问题已获得解决，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乃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然而历史远远没有终结，在斐迪南、希特勒和切·格瓦拉之后，我们现在又面对着“特朗普时刻”。这次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不具备一套连贯的意识形态主张，如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特朗普时刻”乃是一场彻底虚无化的滑稽剧。特朗普并没有鼓吹某套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支持英国退欧的人们也并未对未来有什么完整的筹划。
从一方面看，这也许意味着目前的信仰危机没有以前那样严重。说到底人们还是不会否弃自由主义的那套叙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替代品。他们或许会在盛怒之下狠狠抨击自己的体制，但鉴于没有别的路可走，到头来他们还是会回归正轨。
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也许会“往后看”，从其它的叙事当中寻求庇护，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叙事尽管在20世纪逐渐边缘化了，但从未彻底消失。而这也正是中东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又有沉渣泛起之势。话说回来，这些思潮尽管声势浩大、气势汹汹，但诸如“伊斯兰国”这样的运动严格来说也并不成为自由主义的替代性选项，因为它也没有为我们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
当人工智能在许多认知性工作中超过人类时，劳动力市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包含大量的在经济上变得无用的人群的阶级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纳米科技及再生药物的兴起对亲密关系、家庭和退休金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当生物科技令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精心“设计”时，这又对人类社会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你无法在《圣经》或《可兰经》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原教旨犹太主义者或是基督教基要派也许能够在席卷世界的科技与经济风暴中提供某种确定性，但要挺过这场海啸的话，你同样也需要好的地图和强壮的舵手。
这一点同样也对诸如“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或“请将国家交还给我们”（Give Us Back Our Country）等口号具有警示性意义。你可以建一堵墙把墨西哥移民挡在外面，但不可能挡住全球变暖；你可以断绝西敏寺和布鲁塞尔的关系，但不可能断绝伦敦和全球金融流动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借助已经过时的民族或宗教认同来缓解失落感，那么全球体系将很快在气候变迁、经济危机和技术破坏的冲击下崩溃，而19世纪的民族主义神话或中世纪的虔诚既无助于深刻认识这些问题，也无助于解决它们。
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崛起令主流精英感到畏惧，这些精英们希望大众能够继续与他们保持一致，及时地回到自由主义的轨道上来，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但现在这一波信任危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对付过去，因为自由主义叙事背后的自由主义道德信条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传统同盟正在逐渐消散。自由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如此具备吸引力，乃是因为它告诉政府和民众无需在“做正确的事”与“做聪明的事”之间左右为难；保障人类的自由权项不仅是道德律令，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英法美三国之所以繁荣，就在于它们的社会与经济高度自由化，如果土耳其、巴西或美国也想变得与它们一样发达，就必须遵循同样的路径。不过，在大部分情形当中，令独裁者和军头不得不改革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因素，而非道德论证。
然而，在21世纪，自由主义的叙事似乎未能为那些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提供很好的答案：全球变暖，以及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性效应。在算法和机器人面前，普罗大众似乎丧失了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保障人类所享有的自由权项或许仍然在道德上是有辩护的——但仅凭道德辩护就足以应对当前的问题吗？假如珍视自由及每一个人的希望并不能够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政治精英和政府还会坚持它吗？大众对未来的恐惧情绪实在是有些道理的。就算唐纳德·特朗普接下来败选了，千千万万美国人仍会保有这样的心态，即现有的体制不再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也许是对的。
无论谁在接下来的选战中获胜，我们都需要设法为这个世界寻求一套新的叙事。正如工业革命带来的不安定催生了二十世纪的各种新生意识形态一般，即将到来的生命科技与信息技术革命也需要我们具备全新的视野。在《人类上帝：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这本书当中，对正于硅谷中逐步形成的新兴意识形态就有所考察。假如自由主义的叙事承诺了全球化与自由化将会带来拯救，那么这套新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则承诺大数据算法将带来拯救。只要有足够的计量生物学数据与充分的计算能力，一项外部算法将能比我们自身更加了解人类，而民主选举与市场经济——与那些威权独裁者与顽固不化的宗教领袖一样——则将逐步成为过时的事物，就如同之前的锁链甲和燧石刀一般。
目前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专家呼吁在儿童教育领域中广泛应用算法（例如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一名人工智能导师），或以算法对抗肥胖症（你的手机能够为你分析出合适的食谱），以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物联网将会处理它们）。进一步地看，算法的广泛运用可能兼有正反两面的效应。我怀疑那些硅谷专家们是否已对这一发展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有充分的思考，但至少他们在思路上是新颖的。当人类变得对全球性的巨变不够敏感，当旧的叙事崩溃留下一堆空白时，我们就需要开拓新思路——并且要快。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仍处于某种充斥着幻灭与愤怒的虚无状态当中，人们已丧失对旧的叙事的信任，但尚未建立起一套新的叙事。这正是我们正在直面的“特朗普时刻”。
来源：界面新闻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