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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挺习媒体：毛邓之后 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
来源：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挺习中资媒体多维网
观察2012年以来的中国政治，能发现一个清晰趋势，曾经被中共用来概括毛泽东和邓小平执政地位和角色的“核心”概念，由于中国与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更因为习近平执政四年来所表现出的强劲领导力，正在被国内与海外的各种舆论所占据。“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领导力前所未有”，“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共领导人”，“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领袖”，“优秀、老练，深谙世事。他明白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等正在成为西方热议的重要话题。
在中国大陆，“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时期，越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成熟的具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是不可想象的”，“核心的弱化很容易导致分裂战乱、外敌入侵、民不聊生，这是近代中国100多年血与泪的历史给我们的惨痛教训”……这样的声音在普通官员与民众中的声调越来越高。
多维新闻最早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后，即认定习近平将会是继毛邓之后对中国现代史有着重要指标意义的政治家。当时的多维社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赋予了他“年轻版邓小平”的期许，认为他有机会定义一个新的“习近平时代”。2015年3月，多维社论《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时代必然》更明确指出中国不仅需要一个核心，而且习近平已经通过人民的考验，成为中国的“政治核心、领导核心、时代核心”。
“核心”的中国表达
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同，“核心”是一个独具现代中国政治特色的概念。之所以说“核心”这个概念是现代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臣逻辑上，施行的是独断专行的皇权体制，整个社会发展与走向系于一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里，皇帝和官僚体系构成了梯级森严的“命令—服从”关系，根本就不需要“核心”。
说“核心”独具中国政治特色，则是因为“核心”不像西方宪政体制下领导者只会经过投票产生，也不与“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制度相关。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是因为谁做了中共总书记或中共国家主席就自动成为“核心”，而是还要经历时代挑战和能力考验，只有在大时代、大变革时期具备谱写新的历史篇章的执政功绩、并能获得人民普遍和衷心拥戴的政治家才能荣获这样的称谓。
正因如此，在西方政治的认知体系里，对“核心”一直存在着意识形态化的偏执，一听到类似“核心”的说法，就意味着一个“皇帝”即将诞生。然而核心论对中国来说，它和皇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核心”这个概念的产生，在中共政治逻辑里至少有三方面政治意思。第一，它在政治上是要去除帝王式的权力结构，为现代民主体制提供前提；第二，它既强调集体领导，更强调集中统一，也拒绝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第三，它代表着一种共识政治，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体，代表了领导力和推动力，更保证了集体的团结与向心力。
加拿大籍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A.Bell）就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或在探讨实施“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推举这种领袖的机制。
从毛邓到习
“核心”不会是政治平庸时期的产物。在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意义的“核心”要产生，都必然与当时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和严峻挑战密不可分。
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时期，面对复杂艰险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党内如何认识急速变化的革命形势时，发挥了远超其同侪的领导能力，在战略高度和战术层面不断引领中国革命和政治社会转型，才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邓小平本身便是中共从革命到建政以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对极左留下的乱摊子，他积极回应人民诉求，以革命的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日后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纵使他并不担任党内最高职务，依然获得了核心地位的全面确认。
十八大前的中国，同样面临着异常复杂的执政环境和挑战。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总书记时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一点不比遵义会议前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和邓小平复出时的政治路线斗争好多少。贪婪与腐化正吞噬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精神与物质成果，整个人心党心军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已溃不成军，极度涣散。就军队而言，因腐败而倒下的将军比战争时期多近百倍；被审判与调查的省部级高官甚至是前三十年的总和。
在国家层面，经济高速发展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官僚体系的千疮百孔，与文革之后的中国状况没有多大分别。党纪涣散，官僚主义泛滥，政令难出中南海，社会怨气层出不穷等，更遑论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在这种背景里，国内外观察者当时都普遍认为中共已经无药可救，“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悲观论调充斥耳鼓。
国际上，中国崛起正挑战过去接近两百年的世界利益结构，二战之后的世界战略平衡被新的地缘政治冲突所打破，恐怖主义和新型战略威胁全球蔓延、无孔不入，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形势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同样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结构性困境，增长乏力，中国自身同时遭遇转型危机，经济风险、环境成本与社会压力都大幅攀升。中国人的财富虽然增加了，但对公平、公正、透明、规范等呼声越来越大，他们也更需要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领导人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的核心力量之一。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中国有一个与毛邓所不一样的，能与新的大时代契合的领袖级的政治核心人物出现。毕竟中国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的人物了。
锤炼“习核心”
也正是这些挑战与困难预告了旧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时代必须到来，这样的历史让习近平和毛邓一样拥有了成为“核心”的时代机遇。然而，能不能成为实至名归的“核心”，则需要靠他不断来展示强劲的领导能力，包括接受人民的评价。“核心”从来就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是钦定的，而是在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和锤炼中形成的。
习近平上任后首先选择从备受诟病的腐败入手，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行动。他将腐败视为一场“战争”，先治标后治本，透过周详的计划和严厉的手段，老虎苍蝇一起打，展示了对腐败的“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的态度。的确在短短的几年内改变了腐败不断侵蚀国家发展动力和民众对中共失去信任的事实。更为有趣的是，他借助强力反腐，把扭转中国的社会人情风气，破除遍布各处的潜规则文化相结合。在党内更是将反腐提高到重构整个政党的高度，发动了一场讲规矩、要清爽的“政治革命”。
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分别系统性地推出了一揽子深化改革的计划、全面推进依宪和依法治国、聚焦建成小康社会，加上在六中全会的从严治党，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执政理念，同时也绘出了中国改革的路线图。几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在各个领域完整展开。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不能忘记建党之时的初心，他把彻底消灭中国的贫困作为自己最大的政治与发展任务，这在西方世界是难以完成和想象的。最近出台的人权行动计划和司法改革措施都让民众看到了法治的具体落实。
当然，国家的复兴必须要有强悍的震慑力量用来维持国家的安全，习近平正在完成中共建政之后最为彻底的军队大重组，以必须打胜仗，现代化的武器发展作为对解放军的坚定要求。中国优质的军舰与飞机不断列装，航空航天领域的咄咄逼人，都让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寝食难安。而这仅仅是中国军队快速发展的开端。
在此期间，因应全球格局变化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转变，习近平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开始更为强调“积极有为”，以联合国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APEC和G20等为平台和依托，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几年来，他主导推出“一带一路”，筹建亚投行，强化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主权。习近平决心让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多极格局中成为“核心”，对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期许也让他更愿意帮助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真正的独立发展轨道。
借用前几年深化改革获得人民高度认同的威望，同时要扭转在十八大之前党群关系被严重弱化的事实，习近平在提出执政党必须恢复密切联系群众的同时，在各个领域开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升中共中央的领导力。相信习近平一定要在六中全会上重构这个政党，不仅是在反腐与整风行动上，今后在理论上也必须要有一个崭新的论述。按照中共的逻辑，大病之后要开始有系统地养好身子，有方法地强身健体，不但要防旧病复发，还要让身体更为康健。
可以说，经过四年的执政，习近平已经被普遍认为继毛邓之后最有权威且紧密联系民众的领导人。一个在毛邓之后的新的政治和领导核心，正在与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密切连接在一起。
六中的信号
毛泽东、邓小平成为“核心”的历史很好证明，“核心”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是钦定的，而是在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和锤炼中自然形成的，它是时代呼唤与伟大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呼应。习近平这四年的执政，就是依循这样的轨迹成为中共的“核心”。
2016年初，在一个由20多名顶层高官组成的会议上，提出中共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核心”一词，正式重回中共政治话语体系。此后，媒体掀起一股“习核心”旋风，诸多地方大员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中办主任栗战书还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号召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核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核心”。
要知道，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全会的主题是“党建”，在讨论党建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说清楚中共党领导的结构性质，讲明白这些年的党建进程。这次会议更为重要的信号是——“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全党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无非是要把今后的重点转向三年前确定的改革路线图上。
既然如此，中共从前几年打扫改革的污秽与障碍，就要走向推动全新改革的实际落实。作为此次以“复兴中国”为目的的大改革，习近平身兼改革设计者与具体执行人的角色，这是他走向整个改革舞台中心的开始。六中全会也就成为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至为关键的承接。
当下的中国，民众对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有了决心和共识，这也是习近平前期执政让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信念。相较毛邓时代，习近平一定懂得如何吸取这两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探索，如何借助这样的探索让中国不再摸着石头来复兴。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中国而言已无须赘述，未来需要他不断展现自己作为核心的领导力，不断让民众感受到这个民族是如何走上复兴之路的。
来源：多维社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