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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名家访谈:能否写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碍竟然不是审查制度

2016年10月23日 8:26 PDF版 分享转发

阎连科(左)和作品翻译Ulrich Kautz

有“禁书作家”之称的、曾获得提名的中国知名作家阎连科,日前在参加了长篇小说《受活》德文版巡回朗诵会。德国之声记者在杜塞尔多夫朗诵会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为德文的还很少。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译为德文?如果有,是哪部?

阎连科: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和《受活》,都是Ulrich Kautz先生翻译的。第四部正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有可能,当然希望像法国、英国那样,一年一本,或者两年一本。比如现在正在翻译的是《四书》,《四书》后面是《炸裂志》,《日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多以农村和军队为主。您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想过写一部以城市为主题的作品。比如您的家也被过,您会不会想到以“强拆”为主题来写一部作品?

阎连科:我想不太会,因为在中国,可写的故事要多得多,比“强拆”更复杂、更深刻,关于人性、人道,我想这样的故事多的很,非常多。我不会因为发生了一件强拆,就去写一个强拆。我每一部小说都要构思十年、十五年,甚至十七八年。很少出现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明天把它写成作品,这对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也不会用一种短篇或者中篇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值得写的比这个要多,而且要比它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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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甚至有一个说法,说您是“禁书作家”。比如《四书》就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您会对您的作品被禁感到很惋惜吗?或者说,您觉得,中国国内出版界的审查,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变?

阎连科:《四书》可以在港台买得到,内陆没有出版。

关于“禁与不禁”,我一直在说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确实有个明确、也相对严格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如果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顺利的,没有被争论过的,我觉得这个作家是值得怀疑的。第二,被禁,也并不代表这个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作品被禁了,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第三,审查制度短期不会像德国这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一定会越来越严格。但是,这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碍。最大障碍当然是审查制度,还有自我审查,当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的人格问题,怎么思考问题。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更重要。

(审查制度对中国社会)当然有影响,如果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乃至有一天,我们想象中民主、自由,人权那一天的到来,审查对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社会是有影响的。这是肯定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

阎连科:我和Kautz先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谈到的,“作家的独立人格”如何培育。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它有相当的包容性,并不是说你写了某一部不该写作的作品,就会像三十多年前,蹲监狱、杀头。现在社会甚至相当包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包容性。你写了,可以在香港、台湾出版,并不会影响我们。我指的是我们这个虚构小说,当然是为了艺术、为了文学,当然不是为了另外一种目的去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能和“零八宪章”去相提并论。如果是为了艺术,你在香港、台湾出版,在德国出版,在其他地方出版,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如何解放自己,让自己的想象更加宽广,更加自由,这是所有作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今天一个作家的具体情况就是,我们面对权力也好,面对审查也好,更重要的是,面对金钱和权力,“名和利”,世俗的力量,有的时候超过了审查的历史。世俗对作家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审查制度是我们写作的唯一障碍,“名利”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意思是,审查制度并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唯一因素,而是说作家这个人,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阎连科:按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边是审查,一边又相当包容的情况下,我认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当然,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这样去谈它。你写一部作品,蹲监狱、杀头,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就这样做。但是今天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文坛,您希望更多地看到怎样的作品?

阎连科: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都认为今天的文坛是1949年以后最好的一段时期。生态的环境、审查的制度,已经有许多问题,但是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如何都是相对顺利地写了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这是1949年以前,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的文坛,每一个作家都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丰富,非常复杂,非常荒诞,给作家提供了写不尽的文学资源,这是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的。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一部巨大的、伟大的、复杂的作品。当然,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写出来,有没有洞察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写作的生态环境,在世界上一定是相对比较糟糕的,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故事的资源。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在2009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没有办法写纪实的作品,您今天是否还是持这个观点呢?

阎连科:我经常说,在中国不要谈论纪实文学。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歌功颂德的不是纪实。中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也有许多好的、正面的、光亮的地方,写这种东西也是纪实,但是这种纪实应该交给媒体去做,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去完成的。我想,纪实一定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是新闻报道无法完成的。我们的纪实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相比,我觉得不值一提,没什么可谈的。我们目前难以产生“非虚构”的作家。按她那样的思考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中国人、中国年轻人的阅读?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作品?

阎连科:他们不一定要读我们的作品,他们也可以读别的作品。只要是阅读,是文字的东西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成长。只要在阅读中,就一定会回到经典。这个比例是非常可观的。问题是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停留在手机上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手机就不是一种阅读形式了。阅读,都是好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最喜欢的德语作品是什么?

阎连科:我还是更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另外《铁皮鼓》也很好。我们中国人还特别喜欢《香水》。中国作家对德国作品的阅读还是基本上停留在九十年代、两千年前后这一段。今天德国有很多好的小说,非常伟大的作品,比如Martin Walser,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阅读和出版,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鲍勃·迪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鲍勃·迪伦的歌词写得很好。以后我们中国的写的很好,你不能说它是戏剧,就给那些小品的作家一个戏剧奖吧。我想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中国小品是很好,有许多经典作品,经典的小品作家,这种人只要不拿诺贝尔奖,我觉得都可以。必须承认,他是了不得的歌手、文化人,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歌词当作文学去说,那未免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歌词离开他的嗓音,离开那个歌,作为诗歌,它是没有那么好的。他的歌词是必须让我们来听的,我们说的“文学”是让我们阅读的,这是本质的差别。当我们来阅读的时候,他是简单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也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国内目前只有莫言先生获奖。您怎么看待他获奖?您有没有期待您有一天也获奖?

阎连科:我想这都不是一个作家去想的问题。一个作家不要受任何影响,把你的作品写好,其他的事情交给命运去安排。你就把你的作品写好,这些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去安排,根本不要去想它。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我们回到他的作品上,我认为他是配得上诺贝尔奖的。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谈了,他的作品还是很好的。

来源:德国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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