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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大陆学者：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大陆温儒敏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表示，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高校生了“重病”，概括为“五病”。
温儒敏，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2011年11月25日，温儒敏在青岛大学“浮山学堂”做题为《大学传统与大学文化》学术报告中总结，从多数中国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甚至是“重病”，温儒敏把它概括为“五病”：
“一病”是市场化。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对教育投入。这些年基础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这是关键问题。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市场化对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伤害是很大的。北大这些年市场化、商业化冲击也很严重。有几个院系不办班创收的？美其名曰服务社会，当然也给学校补贴了一些资金缺口，可是校风搞乱了。你们进校园看看，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许多教授往往都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北大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要吸引外国教员，报酬高一些是应该的。而且MBA之类办班收益丰厚，给学校增加了收入，是解决经费不足的途经之一，容许一部分老师“先富起来”，多拿一些钱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两极严重分化，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学校争相办各种班“创收”，是中国大陆办大学的一个现象，世界各国如此急功近利办班创收的，恐怕以中国为最。虽然有些无奈，这也可以为学校筹集一些资金，给老师增加收入，但弊病是很大的。对此必需清醒。学校应当有些平衡，适当抑制，否则学校彻底市场化了，弊害无穷。
如果说，前些年因为办学经费困难，需要创收来贴补，搞点市场化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很多大学现在的市场化则不再是贴补，而是主要目标。这应当改一改了。
“二病”是“项目化生存”。所谓“项目化生存”，是对现在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不断对付着做，实在浪费人生，浪费资源。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现在这种管理体制要求，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其实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这其实也是市场化的弊病。现在学术腐败严重，假成果、假学问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是不正常的。现在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上大学无非是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
“三病”是平面化。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学合并本来也有好处，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对于“清淤消肿”。许多大学合并，就是贪大求全，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见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是官场化。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院系一级的党委书记有的也高度职业化，都是外派的，不懂业务，就很难进入状态。现在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有些院系支部书记的权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更严重的是许多大学书记和校长职责分不清，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是“两个一把手”，党政不分，谁最终负责？往往就是谁强势谁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还彼此矛盾争斗，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总要想想办法，有所改进。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五病”是“多动症”。过去搞运动，反复折腾，是“多动”。现在也“多动”，是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即使试验，也要有过过程，有跟踪。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大学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 D P”,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