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语言偏好: 简体 正體 telegram Icon Facebook Icon Twitter Icon RSS订阅禁闻

梁文道:重新认识香港,重新认识南方

2019年08月11日 16:04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合传媒,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本文为先生在2012年3月17日晚于广州太古汇方所书店演讲的录音稿)

当年中国有一部非常大的纪录片叫做《河殇》,我当年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东西让我很到刺激,这部纪录片在1988-1989年的时候非常流行,它的主题是有关过去是一个封闭的国度,那么正赶上1988年改革开放的高潮,这部片子的制作人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开放,然而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当时中国的状况:中国原来是一个黄土文明,是一个内陆文明,正如我们老生常谈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而在广东地区为了标榜自己的也有一条这样的母亲河则常谈到珠江(象广州的名牌珠江桥牌)。我们会很强调的是河与江在整个内陆里所带来的文化影响。这个纪录片说到,现在我们是时候应该沿着这条河走向大海,而大海外面则是一个蓝色的文明。那么,蓝色文明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多元的、冒险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和一个封闭在长城以内、由平原与河流构成的内陆文明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当时在全中国都很受关注的纪录片中的中心形象。不过,当我重新观看这套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跟广大广东人所想的那样,这套纪录片肯定是那些北方人弄的(粤语:呢套咁噶也肯定系d死人北方佬搞噶了)。为什么?我是在出生的,在台湾生长到15岁后就辗转回到香港,我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大的。在我看来,我根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要奔向拥有蓝色文明的大海,我从小就是看海长大的。

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因为我喜欢文学,我发现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很杰出的海洋文学,而向来被认为是人文荟萃、出文人最多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浙江,浙江人也没有怎么写过大海、画过大海。他们通常对海洋的态度是,要么感到它是很势利的,因为它可以用来制盐或者渔获;要么就是很凶险。这种态度的缘由是什么?当我回想到在中国的东南部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像广东人,就是在非常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那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拿广州为例,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港口,到了唐朝的时候,就已经驻有外国人了,他们主要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来自这几个地方的外国人数一度达到至少有15万(黄巢之乱时,在广州就已经杀了15万外国人)。那么当时广州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太子的诏令可知一二:严禁番禺本地居民与外国人通婚。这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在当时十分普遍,广州人觉得与外国人通婚、杂居、生育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那些北方人却认为这样做十分不妥,让人难以接受。到了后来,广东人和福建人进一步地往外走,这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看看今天或许可以知悉,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大概有700万,很香口总数相近,印尼甚至更多。新加坡,我经常拿这个国家开玩笑,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总是提到中国(China)在这个世界建立了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则是新加坡,那里的九成人口是华人。这是华人建立的一个国家。这说明了华人这个族群,它不一定拥有我们平时是想象的一种政治的连锁关系。我们总是以为,所谓的中国人,仅仅是同文、同种,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政体、同一个国家。其实,我认为,华人可以跟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有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华人理论上可以这样,于是我们有了新加坡。新加坡人的主体是福建人。从中国的东南亚海开始,我们的整个最北可以扩展到冲绳,一路下来,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在往下,则是越南的几个大城市、菲律宾和吕宋岛,再往南,几个重要的城市(槟城、太平、吉隆坡、马六甲),再往南,文莱、四水、万隆、雅加达,而印度洋附近,普吉岛(过去华人贸易的重要据点,因为它通向印度洋),华人甚至还去到了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在印度洋沿岸的一些港口那里,我们遇到了葡萄牙人、阿拉伯商船,甚至是罗马贸易商人,开始跟土耳其人、威尼斯人打交道。在这整片海域里,有大量的华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南方海洋中国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没有清晰的民族界线、没有明显的国家观念(或许有乡土的观念,但缺乏民族国家的感情,因为在那个年代还不存在民族国家)。我们的语言、生活很有弹性。我们常被认为是一群罪犯。比如倭寇,他们并不全部是日本人,日本人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主体是华人,就是中国人,要不然,根据历史记载,人数仅为一百来人的倭寇能够登陆浙江之后杀入内地,绕了一座城三天而官兵却对他们无可奈何,最后还让他们逃走了,因为他们太熟悉这个地方了,他们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后来有很多海盗,比如民族英雄郑成功,他家是一个海盗家族,。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郑芝龙,一个闻名的机会主义者和叛徒(他一时倒向明朝,一会又归顺清廷)。不过,我总把他想象成《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他们的长相应该会很相似。郑芝龙他是福建人,小时候曾经去过澳门并在那里接受教育,接受的葡萄牙人的教会教育,他还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可是这不妨碍他拜妈祖;同时,他学会了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他沿着当年的南方海洋世界开辟了一条路线,到达冲绳,再到日本长崎,并在那里结识了当地的豪门,开始学习剑道,还成为了南日本有名的剑道高手,当地的大名因此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就是郑成功的母亲,所以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与此同时,郑芝龙还投入了另一个人的怀抱——李旦,人称Captain China,他是纵横整个东北海域的大海盗。于是,郑芝龙加入海盗集团,甚至与李旦发展同性恋【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关系。郑芝龙因此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环境中,他与西班牙人交往密切,所以他也学会了早期的西班牙吉他。李旦死后,他接下了整支船队,把势力扩展到日本海、朝鲜、黄海、渤海、东海、台湾海峡、菲律宾、十道,这是连今天中国海军都无法护航的地方。在这片海域里面,任何船只如果不挂上郑家的旗号就会有危险,因为他们会受到郑芝龙的洗劫。郑芝龙的船队规模达到3000艘,是整个亚洲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集团。经济好的时候,他们是商人,反之他们就会去打劫。值得一提的是,他护卫了整个中国沿海区域,他从来不打劫中国的船队,所以郑芝龙备受福建人的崇拜,称颂他们是”中国海上长城”。所有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很惧怕他,这是因为这支船队非常国际化,内部人才很丰富,他们知晓如何对付各种气候、国家、文化上的问题。他们其中除了华人、日本人、琉球人、朝鲜人之外,还夹杂着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波斯人、新几内亚人,还有大洋洲大溪地岛上的居民。这样的故事我们鲜有听闻,因为我们听的,都是《河殇》给我们讲的黄河文明,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发源起来的人民,这不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世界,一个长期被压抑的、被中国史学和传统文化观念紧紧压在脚下的、被排除在外的、装作不存在的海洋中国,它是切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中国至今为止,经过清朝的冲击后,已经仅剩下南方世界了。就在它备受打压的阶段,它反扑了。正如我经常形容的,辛亥革命是南方中国的北伐。我们回想清末的变革,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它们都源于广东,都源于一些最早结识外国人士、学习外来知识的人。为什么这些变革不是源于北京、天津、西安,而是在广州?这是有迹可循的。过去一百多年里,南方海洋中国不断向北方输入各种各样的观念、想法、关于典章制度所该有的构想,构成一浪接一浪的升级。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重新认识这样的一个南方,而重新认识香港则是由于现实的缘故,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最近的几个月里发生的香港和内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最近香港有人开始传闻香港有很多拐带儿童的人(粤语:拐子佬),他们一贯被认为是从内地过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据说内地本来是很盛行拐带儿童的,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大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孩子,保护孩子的意识日渐提高。加上各种在学校发生的惨案的催化下,使得拐卖团伙无从下手,他们只好去到香港。但是知道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传闻没有一宗是真是案件,也就是说,香港警方从介入调查至今,都还没有发现一宗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的案件。这仅仅是民间传说(urban legend)。正如所有的民间传说一样,它具有民间传说所拥有的结构。当年纳粹德国兴起之前的德国,曾经很流行一个说法,日耳曼人的纯种小孩都被吉普赛人和犹太人掳掠了。最近几年法国也传言他们纯种的法兰西小孩正在被一些来自北非的移民拐走。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这种类似结构的传说一出现,就可以分析,这些传说背后有一个社会心理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社群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开始投射出一些想象的语言来说出自己受到威胁的感觉。这些威胁,最具体的、最鲜明的、最容易刺激人心的,莫过于家里的小孩被外来人口拐走。因此这些传说不断地重复出现在历史的不同社群中。每当这些社群出现移民问题、族群冲突问题,这样的传说就会出现,香港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情况。然而,香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说呢?当然,因为,现在在香港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内地人感到非常恐惧,大家前阵子可能会听说过”反蝗虫论”,谁是蝗虫呢?便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工作、生活,尤其是生育,那这些人就是蝗虫。这些人抢夺了香港稀有而宝贵的资源,这包括身为一个所拥有的各种福利,比如说公共医疗,免费教育,优质法律保护,公平的制度、环境和机会,良好的生活环境、空气,比较安全食物、用水等。那么,香港人开始觉得这些本来属于他们的珍贵的资源正在被分薄,这主要针对的是”双非儿童”(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却到香港生育,这些小孩因此拥有了香港人的身份)。这些”双非儿童”为香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从最实际的角度上讲,香港的人口政策没有考虑到这些小孩的各种问题,他们在哪里?他们什么时候来?当他们有一天出现并要求在香港就读的时候,香港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例如学位,来安置他们。最重要的是,很多香港孕妇、家长发现,他们公共医院的床位出现了紧缺,医疗人员人手紧张,医疗资源很紧张,这些都构成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冲突。还有一些是,香港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自由行的传说,他们说很多人目睹内地人不仅会在电梯里吸烟,不仅会在地下铁里饮食,他们甚至会在地下铁上排泄。不过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这里说明了自由行游客的一些行为对于香港居民来讲是不文明的。这就是近期香港人与内地人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内地人也对香港人进行了反驳,在前阵子香港人怒斥内地人在香港地铁车厢饮食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先生在他的网络节目中指出,很多香港人是狗,他们习惯为奴,习惯被英国人管束,他们喜欢讲法治,就是因为倘若没有了法治他们就不乖,所以他们是狗。我对于孔庆东先生的言论没有任何意见。我认为狗是很好的动物,我喜欢狗,如果我们是狗的话,那也是不错的,这表示我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不过,我想要表达的是,在这样来回的论战中,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误解,这不仅是大陆人对香港的误解,这些误解还包括香港人对自身的误解。

那怎样重新认识香港呢?无论是对于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扣上我一开始说的南方的帽子。首先,我们先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各种各样的香港人对自己的误解乃至大陆对香港的误解上。香港人对自己的误解是,最近香港出现了一波”香港本土化运动”、”香港反蝗虫运动”里面,其中一些比较有理论基础的知识分子、学者,他们认为,香港应该进一步与大陆保持距离而不是更加融合,来扞卫香港城邦的地位。这套理论的根据有二,第一是原理上,他们本来就跟大陆不一样,香港这座城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就走向了一条与大陆不一样的道路,几十年下来,双方的文化、社会生活习惯都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大家对于核心价值的看法上,像自由、民主、公正等;第二点是在于,香港过去有那么一帮人妄想透过在将来改变中国,推进对中国的改革,而这正是香港的皈依和前途,当然,这种想法十分大胆和不切实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香港自身能够健康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民主政治,这一点正是在香港被激烈讨论的热点——特首选举上充分展现,特首选举可以说是加强了香港人对普选的决心,一千来人选出来的特首不过尔尔,当然,这些人可能会被中央接受,或许这些人正是中央所希望的,我们如何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的将来并不受大陆的影响呢?这套之所以会在香港流行,正是因为它把在香港这15年回归以来的种种忧虑巧妙地混杂在一起了。这些忧虑,有许多是关于大陆的,自由行游客、”双非儿童”等问题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当然这两点问题是可以技术性解决的,甚至在我看来是不需要解决的。例如,所谓游客的文明行为问题,第一,我从来反对如此简单地把文明与否区别开来,在这里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另一个地方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罢了。我们为什么要上升到文明与否这样的高度呢?在座各位到泰国旅行,依照泰国的风俗是不能摸小孩的头的,如果你这样做而受到他人的责骂,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文明,他们很野蛮?不会,取而代之的,是你会觉得这是两者的生活方式、习俗上的差别而已,而不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差别。可是,香港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简单地以为,一个大陆游客在香港地下铁上饮食是不文明的行为,却不能理解到这仅仅是双方的生活习惯不一样而已。”双方孕妇”则绝对是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牵涉到大陆方面,香港还有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远远在这些技术层面之外的。例如,香港人开始感觉到他们的政治越来越受到大陆的影响,在特首选举上,我们总是会听说谁的背后有谁的支持,那么,最后这个选举到底是谁在参选呢?又比如说过去今年香港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在收缩,示威和集会的自由被打压,而香港人却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记到北京的头上,这是因为每当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总有一些中央驻港官员出来辟谣。我想表达的是,香港对于大陆的不满情绪是错综复杂的,是一连串的,而这些东西之间却鲜有关联,正如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在香港地铁车厢饮食而被其他香港地铁乘客叱喝的大陆游客与香港人所认为的北京政府在打压香港言论自由会有什么有机的关联,这是难以想象的,莫非香港的报馆中一个人恰好就是在地铁车厢饮食的那个人?当然不是。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形象的印象感觉把两者接连起来了。这样的连接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会在广州有所经历,曾几何时,广州人认为广州的治安问题都是外来人口引起的,这种想法会蔓延到总体的对于广州以外的人的忿恨不满。这背后实际上也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却过于简单地把两者串连起来,就形成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对立。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对立是没有本质基础的,它们仅仅是一连串偶然的事件罢了。

回到香港对内地的不满上,为什么说是一种对香港的误解?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我们不满些什么,另一方面,是我们背后所包含的对香港的认识。刚才那套理论所描述的香港60年以来与大陆渐行渐远,很不一样,这样的想法本身是错误的。香港直到70年代之前,都仍然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香港人”这个身份。在我小时候,香港人在形容自己所在的地理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如是说道,”省城”、”香港地”、”澳门街”,这些说法说明了香港人在空间概念上是把自己放到珠三角这个三角形的其中一端,另外两端分别是省城广州以及澳门。当时,香港的很多品牌会标榜自己是”省港澳湛”,很多餐厅美食会标榜自己为”凤城美食”。在70年代的时候,香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大陆,尤其是广东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同,他们更多地会觉得自己是一群幸运的人。那个时候香港对待外地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排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人跨过罗湖逃到香港,当时有很多香港市民自发跑到边界的山上,带上维他奶和面包,一看到内地有人逃过来,尽管是不相识的人,都会先将他拉过边界,再给予食物。这是当年香港市民的一个接济大陆同胞的民间运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些逃过来的大陆同胞,正如自己当年为什么要南下香港一样。这是过去的香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才真正开始觉得自己跟大陆不一样,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香港人”。所以,很多人以为,香港被英国殖民多年,会出现一个与大陆系统的本质的差异。其实是没有的。第二,香港人在本土运动中强调自己有一些核心的根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容易界定的。我们可能会很难界定出香港是什么,但是我们会容易说出香港不是什么。我不能说香港人要什么,但是我可以说香港人通常不喜欢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不能系统科学地界定香港的本质,但是我可以说为什么不喜欢今天的某些状况,这是跟它自身的某些状况有关的。这时候,我就会联系到常见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误解。一般大陆的朋友谈到香港的时候,最令香港人气愤的一个想法,正正是由孔庆东教授之前的那番言论和附和他的那些言论可以观察到,他们认为,香港人过去长期被英国殖民,所以他们习惯被殖民,习惯为奴,因此有了奴性,不能翻身做主人,而现在回归祖国,反而轻视中国,这是洋奴心态的缘故。为什么说这样的讲法其实是对香港人的误解呢?很简单,首先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奴,什么是主?一个人是奴,就是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屈的地位,并且要听靠一个在上位者的权威,从而形成了一个主奴关系。香港人过去和英国人有没有这样的主奴关系呢?从理论上来讲,香港被英国殖民,应该会有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香港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非常奇怪的,英国人一开始来香港的时候,在港人数并不是很多,华人陆续逃到香港正是在这之后,也就是说后来移民到港的这些华人,他们不是被英国人压迫而去的,而是,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他们热衷于接受英国人的统治而主动逃过去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这样不是洋奴吗?被他们管还这么爽。而事实确实是,这些华人觉得很爽。他们喜欢被英国人统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为奴,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为奴。他们觉得如果留在大陆,他们的生说更像奴,他们更觉得自己处于下位,服从权威,过着一种处于下位,听命指示的生活。在香港,他们感觉能够稍微地喘口气,相对自由。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却是事实。我要说的是,在这几年里,香港人改变得让人可拍的地方是,不是香港人的奴性不去,而是香港人多了一些奴性。在最近几年,我见到很多香港的商人、官员,他们的态度与以前有所不同了。他们中有人会和我说道,有一个什么人,他拥有什么头衔,讲了一两分钟这样的东西之后,他告诉我,这个人希望你能够帮忙做些什么。过去没有一个香港的商人、官员对我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但是正如这番话所说明的是,香港的商场、官场更多地强调个人的头衔了,这才是香港可怕的变化,这才是奴性。他们开始在意个人的身份,开始在意个人的权力,他们要听这些人的话,要和他保持一定的关系。香港也开始称呼他人”x总”、”x董”,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大家认为香港人崇洋的一点,就是因为香港人都会有一个英文名,然而,这样的崇洋却出现了一个效果:当我看到唐英年的时候,我在与曾荫权见面的时候,我就直接称呼他们的英文名,Henry、Donald,我从来不叫他们”曾特”(曾特首)、”唐局”(唐局长)。香港人使用英文名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这种时候。、假设在一个公司里面,我是董事长,我的下属不会称呼我”梁董”,他们会直呼我的英文名。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反映出一种,或许看起来浮于表面,却并不是不重要的关系。我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不会太在意对方的职位、身份、级别关系,但是最近几年却开始讲究了。所以我说,现在香港人终于有点奴性了。那么过去为什么与英国人相处的时候却没有这种奴性呢?这并不是因为英国的宽大,英国从来都不象那些香港本土论者所描述的那样美好,英国对香港统治是非常可怕的,曾经也是非常功利的,功利到什么程度呢?在过去的亚洲四小龙中,香港是最后一个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这是因为当年的港英商人集团反对政府在香港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会使得政府的开支增加,从而导致税赋的增加,最终令商人盈利减少。因此怎么能说英国将香港治理得很好呢?我并不赞成。在我看了,今天香港所享有的相对的自由、开放、公平不是英国的恩赐,而是香港人向英国人争取得来的。很多人以为香港在回归之后才开始讲民主,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我所经历的是,香港人如何在80年代开始示威游行、集会,来争取民主运动,我们早就开始了,我们只是过去向英国人争取,现在向自己人争取罢了。这是一个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拼抢回来的局面,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慈悲统治。当然,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有它自身的特点使得它和大陆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夸大它,认为这是一个完善的、相对好的统治,也许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会比一些殖民帝国,比如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要好得多,这是事实,但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赞美它、称颂它,而香港人过去对英国人的态度是,在8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一般的香港人从来是不知道英国的内阁成员是谁,这样讲是因为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香港是一个英国人统治的地方。我们有港督,但是女王是不存在的,她不过是马会投注站上的画像而已。你说我害怕、尊敬英国人吗?1970年代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妹妹到香港访问,接受礼仪接待,包括她横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礼炮鸣响,结果是,第二天,在香港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刊物的《明报》,它的头条是”大炮二十一响,送玉妹过海”,极尽黄色隐晦之能是。这是香港在街上大卖的报纸,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帝国的统治者的妹妹,这就是香港。我们什么时候尊敬过英国人?我们甚至不知道英国正在做什么。到了80年代末英国的经济不景气时候,香港人开始富裕了,去伦敦旅游,感叹这就是所谓的帝国首都,满街都是垃圾,失业、穷困遍野,弄得一团糟,从那个时候起,香港人就越发看不起英国。所以香港人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崇英”、”洋奴”,他们恰恰是瞧不起英国人,或许他们会向英国学习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投入,比如说英国人喜欢的一些运动并将它带到殖民地区,其中最精英的是板球,香港华人从来不打板球,西印度群岛倒是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板球手。香港人喜欢足球,这是一种不那么精英的,庶民的大众运动。香港受英国殖民多年,没有出现过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不像印度和新加坡,他们有非常出色的英语作家。说了这么久,我想要表达的是,香港这个地方,它从来都没有那样英国,也从来不那样独立,它从来都是华人网络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也从来不像我们所理解的大陆、内陆。那它是什么?它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南方海洋中国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今天的香港,它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原有的属于海洋世界的特色:它一方面非常保守,它所保守的也许是它自身的生活方式、传统价值,甚至是性观念,举个例子,大家去南洋,会发现很多马来华人,或者到美洲的唐人街,会发现其中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东西会比我们所流传的还要久,这是源于他们很保守的性格,而香港的保守则更甚,它是整个华人世界最后一个宣布纳妾非法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何鸿燊堂而皇之地有四太、三太,当时他纳妾是合法的。香港还可以更保守,97前的时候,有一些村庄口上会树立一道木牌,写着”依照大清律例,本村六时以后禁止外人入村”,清朝灭亡了将近一百年,香港的部分村庄还在自行其是地遵循大清律例。香港有很多八卦杂志、狗仔队,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些东西非常黄、非常腥,仔细一看这些其实是非常保守的,比如说它会很强调一个女星,她没有出嫁,她只是和另一个男明星出去玩了一个晚上,被狗仔队抓拍到了,还被强调”xxx断正”(xxx被逮个正着)。请问未婚男女外出旅行、外出玩乐、吃饭,就算是去酒店,会有很大的问题吗?为什么要用”被抓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她?她被抓到了什么?她有什么可以被抓?没有。但是这样形容的背后说明了这些媒体是很保守的,香港的这些娱乐传媒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保守的,香港的性观念也是如此。

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维持的那么旧,有旧社会的意蕴,这是整个海洋南方世界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部分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要素,它讲究的是以乡土关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也是今天中国,为什么传统的宗族会在华南保存得比较好,大家身在广东可能也会了解到,相比起北方,广东一些地方的宗族社会会保持得比较好,甚至有复兴的气象。某些地方宗族可以反过来充当成一股进步的力量,譬如乌坎。这样的东西,正是南方世界的特色。在香港的这样一个南方世界中, 它当然不是与大陆截然对立的,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一次工人罢工运动,可以说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罢工,就是省港大罢工。这场罢工,是香港工人罢工,逃到广州,广州工人同志们接济他们,使得他们可以罢工几个月,不用上班不用工作,那时可谓”广州香港一家亲”。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多少次在中国的关键时刻,香港都被卷了进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一半人是经由香港上广州的,又再有二十多人是香港人,还有一些是南洋华人。香港一直都在这个圈子里面。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强调香港人的爱国情怀,我不想往这个方向讲,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因为爱国而加入这些行动,正如说南洋华人是”爱国华侨”,这个观念是很有问题的,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想要来北方、影响北方、发展北方,但这些理由背后并不一定有很强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或许是很古古古怪怪的各种想法。举个例子,在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他是南洋人,是一个印尼华人。他回到中国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并把复旦搞得有声有色,但其实他是不会看中文的,他只懂英文,他仅能说一点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那么,他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很多历史形容他是一名爱国华侨,其实不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一名基督徒,是一份身为基督徒的使命感让他来开拓这片基督教的处女地。当时很多被认为是爱国华侨的人,他们有的是为了个人的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信仰,有的是为了乡情,有的是为了同窗之谊,当然也有很多是具有真正民族主义色彩的人了。不过这才是南方的本色,正如郑芝龙对祖国没有什么忠诚一样。或者说,你们会喜欢哪一种人?是那种像重庆那样每天唱红歌的人,还是像郑芝龙这样一天到晚叛国却带来他的船队迎风破浪、高兴的时候就用西班牙吉他歌唱娱乐的人呢?南方人正是后者,这样的一群人不仅要参与中国的改变,他们还卷进了周边地区的政治局势。回到香港本身,越南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香港召开的,菲律宾地下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会还是在香港召开的。香港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源起地之一,也是东亚反动革命基地。这整个世界里面,充满了阴谋、诡计、间谍、叛徒,尤其对狡猾的商人、机会主义者、盗贼。这就是以华人为主体,香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香港确实是充满着一群机会主义者,他们或许可以很爱国,或许可以背弃国家,他们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英国的管治,也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一种他们过去不喜欢的政治方案,但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如此。我不想替香港讲任何好话,也不想过分地夸耀南方海洋世界,我只想说这个地方有一些东西存在,这些东西,依照传统的价值观,我们会鄙视它、看不见它,但是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重新看到,身为华人,身为中国人,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可能性在,这样的可能性或许不会更美好,但是它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灵活的思路,让我们去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做实验,我们不一定都要这么做,但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总是一件好事,正如我常常介绍大家要看南方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一样,它给予我们一些不同的可能性。马华文学的作者不多,好作品不多,但是他们其中最出色的作品当中,它总会让我们所有使用中文的读者大吃一惊,因为这群用华文写作的人,他们的生产环境十分特别,他们从小所受的中文教育告诉他们,春夏秋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从小接触到的诗词,他们理解到中文当中一些很固定的表述方式,而这些表述方式都是跟北方中原的地理气候环境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例如我们说”秋天了,落叶了”,”寒冬了,大雪了,屋子上的红泥小火炉”,”春天花开了”,这是中文世界日常用语的表述方式,但是请问你在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一个常年平均气温32度的地方,什么叫春天花开,它天天花开,什么是秋天落叶,它其实不怎么落叶,大雪更只是文字上存在的传说而已,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他们所读的中文和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这是一套虚构的语言,他们太了解语言虚构的那个面向了,纯粹修辞的面向,所以当他们感动的时候他们们可以大胆地把玩实验中文的修辞面向。又由于某些作家先天地认为他们是在一个偏僻之地学华文,他们怕被人看不起,所以他们会比任何人更刻苦努力地学习华文,乃至于今天我敢说,马来西亚最出色的几个小说家,他们每本小说中所用到的字汇的量,是任何一个大陆作家都无法比拟的,有些小说你看每一页都需要查字典,因为他们认识的字、词实在是太多、太深、太古、太奥、太辟,对于他们来讲却是运用自如。更重要的是,这些马华作家,他们把中文带到了一个历史上没有到达过的地步,举个例子,大家见到过的我刚才所讲的中国海洋文学吗?没有。历史上有谁写过《雨林》吗?但是你看张贵清这些马来西亚作家,他里面这种浓稠的气味、有质感地在告诉我们森林之中恍惚的光影,偶尔传来的耳语在风中,有一些木瓜树的花开着,其中的香味是一种怎么样的味道,树上面有一条像蔓藤一样的东西绕着枝干缓缓滑落至地,仔细一看是一条蛇,而更远的地方听到一些稳重的声音,一步一步,是一些象群,正在山林上踩着山脊的背往上,阳光洒下,穿过雨林中的枝蔓、气根,偶尔像一头豹的背影,这是一个中文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世界,而这些在南洋的华文把我们的中文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同样的,南方海洋中国也可以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到一个过去北方不曾想象过的境地,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回头思考什么叫做中国,什么叫做华夏。中国真的像我们今天以为的这样,是一个自古以来这么地独立的,跟世界无关的,有一个核心点,比如说河南,往外扩散,慢慢发展成今天这样吗?当然不是。商朝的马车上的车轮就是印欧人发明,商朝皇家的战具、载具其实是来自于印欧草原上的一种器具,甚至我们今天讲巫术的”巫”,甲骨文上常常讲的”巫蛊”、”巫曰”、”巫占”,”巫”他作为一种人,他不仅是我们所讲的巫师那么简单,他甚至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河南帮助国王做占卜,甚至国王本身就是巫。那么这群人是什么人呢?今天的考古学家认为,巫的相貌应该是像欧罗巴人,我们在河南找到一些有巫的标志、雕像,这些雕像很明显是欧洲人的形象。我们能够证明吗?”巫”这个字在以前的发音更像广东话的”巫”(粤语),所以这种/m/、/ma/这样的发音正是英文所讲的magician中的”ma”,这样的声音它最早的源头是在波斯。古波斯语、古汉语、古印欧语中,都有一些类似发音的字,无论是/m/、/ma/、/mo/这样发音的字,从河南省一直到巴尔干半岛,这里面可能只的是同一群人,但在我们以为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早就跟世界在一起了,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有自己一套那么独特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在发展呢?所以文化从来是杂种的,纯种不可能有文化,因为只有杂交才有交流,我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想说文化从来都是杂的,只有杂,只有交流,只有不同地方的相遇才会出现文化的发展。这一点,我们过去便是如此,我们今天南方人知道的比谁都清楚,谢谢!

喜欢、支持,请转发分享↓禁闻网责任编辑:杨小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