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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从广东「逃港潮」到中国「逃港潮」——《赵紫阳传》书摘之二

2019年10月30日 13:17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上报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1960年代的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国,十二个省、三十六个县的人涌向广东,广东「」已经演变成了「逃港潮」。(图片摘自网路)

六十年代初期,伴随着「逃港潮」的是「走私潮」,当时在深圳九龙海关办了一个很着名的「反走私陈列室」,吸引了许多中央、外省党、政、军大员源源不断的参观,如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夫妇,叶剑英元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他们是来看广东省的反走私成果?起码不完全是。在「大饥荒」饿殍遍野的背景下,「西洋景」—资本主义的富裕和生活方式对谁都有吸引力。这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汇流於「逃港潮」中,看眼花撩乱的走私物品,隔河眺望香港的灯火辉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眼睛的「逃港」。

「眺望香港」,後来成为中共执政者的一个固定节目。香港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很难漠视和回避。把香港作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榜样,成为後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广东人对「资本主义」的香港有着直观的感受,信息畅通,很难实行愚民政策。人们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

虽然文革前後,「逃港」定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敌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称谓,叫「逃港份子」,跟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五类份子」阶级敌人同类,依然无损於香港的巨大诱惑和前仆後继「逃港」的决心,而且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隐晦,绝无畏惧,白云山水库和珠江每天成百上千的练泳者,路人皆知,其中绝大多数是即将的「者」—「逃港份子」,就是明证。

「逃港」、「偷渡」与「包产到户」类似,形成二十年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改革开放政策的两只轮子,理解起来很简单,求生欲望使然。时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说得更直截了当:「为什麽人民要偷渡?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另一个是)香港三百多万人口,其中两百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叫人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

文革前後,「逃港」定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敌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称谓,叫「逃港份子」。(图片摘自网路)

「帝国主义逼的」谈不上,「我们逼的」,才是要找的原因。有学者根据台湾救济逃港难民的有关资料,作了一个梳理。这些资料涉及五十六名广东、福建两省十九个县市大陆逃港人士。结论不出预料:

五十六人中,男四十七人,女九人。年龄最大的六十一岁;未成年七人,年龄分别为四岁、五岁、六岁、七岁、九岁、十三岁、十七岁。平均约二十四岁,显然青壮年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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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程度看,大专三人,高中毕业或在读者九人,其余四十四人都在初中程度或以下。至於职业,则包括在校学生、瓷器工人、手工业工人、医护人员、小商人、纺织工人、家庭妇女、无业人员、建筑工人、机械工人、教师及代课教师,比例最大的是农民,共九人。

政治面貌以「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居多。六人曾被劳改或劳教:三人因偷渡,一人因偷渡兼「伪保长」身份,一人因家庭历史牵连,一人因民国时期就读中央警校被判「历史反革命」获刑五年。还有一人被处十余年管制,因其民国时期就读警校。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被清算者最多,共十人。家人死於狱中或自杀者亦不乏其人。

至於宗教背景,佛教最多,有五人;基督教二人;道教一人;还有二人自称信仰孔教。有宗教背景者,共计十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

五十六名逃港人士,四十七份资料,是学者的随机发现、整理、研究,却很能说明问题。中共新政权的错,显然不仅仅是「三面红旗」和「大饥荒」。陶赵改错的决心,解决危机的务实态度,香港这条生路当然要利用。关於「偷渡」,陶铸在公开的说法是:「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麽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5月22日,「反逃港」电话会议三天後,由赵率领,广东省委成立了省、地、县三级组成的领导小组赶赴宝安现场。寇庆延回忆说:「陶铸当时在长沙考察,打电话给赵紫阳(当时是省委书记),赵召集民政厅、公安厅、政法委、军区司令坐火车到深圳,看见沿途成群结队的人往香港走。一路走一路说:『哎呀,络绎不绝,络绎不绝。』到深圳後,围墙、铁丝网外边都扒满了人,从铁丝网下边钻。晚上,香港那边一会打个照明弹,跟打仗似的,这边的人群就喊『冲啊』。後来这边调了一个多营的兵力把住几个路口,又派当地的老百姓给人们送饭、送水,劝他们回来,调了几百辆汽车往回送。」

赵在多个场合说逃港的人们「络绎不绝」,用的是中性描述。「文革」期间,有知情者揭发说,省委还成立了「接待委员会」,国际旅行社广东分社参加了「逃港潮」运送工作;省委交际处小车队都参与了「逃港潮」广州到深圳拱北的运输,每天出车二十多辆,运送一百多人,每人票价一百多元,「干了一个多月,估计共运六、七千人出境」。也就是说,官方参与了「逃港潮」的实际组织、运送工作。目前尚没有更多的证据。此说备考。

1962年,赵紫阳(左二)在广州。(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间接证据是陶铸的话,以及广州市市长曾生的话。曾生1962年初,在市委讨论压缩城市人口问题时,曾说:到香港去吧!放几万人出去怕什麽呢?现在那麽多人失业。口气跟陶差不多。

「收口」时间,5月22日至7月8日。宝安一个半个月「反逃港」工作效果如下:

经过堵截,共遣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香港)押解回来的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人,收容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二人。6月24日至27日,宝安县第一批镇压反革命开始行动,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全县参加斗争大会的有九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占成年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土改後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行动。全县共打击了敌人五百一十三人,其中逮捕八十二名,管制九名,斗争四百四十二名。

一手硬,一手软。逃港要堵住,边民要安抚。8月13日,宝安县提出了《关於适当放宽边境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摁住葫芦起了瓢。边境堵截、遣送,内地依然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省委按照周恩来命令,统一部署堵截「逃港」期间,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大赦边境三日,没通行证也可进入香港」,广州火车站最多时聚集了上万人,发生了大骚乱,即世人震惊的「东站事件」。

广东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国,十二个省、三十六个县的人涌向广东,广东「逃港潮」已经演变成了中国「逃港潮」。火车东站发生了烧警车、抓民警的骚乱。6月5日,广东省省长、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在家召集了紧急会议。赵、副省长林李明、广州市长曾生、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等出席会议。关於事件的性质和应采取的措施,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陈郁、林李明为代表,认为事件「有人策划」,「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有港台情报组织插手」。

赵不同意这个看法。赵坚持了5月17日晚全省电话会的定性和处置意见。赵说:「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麽矛盾。港台特务插手毕竟还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还是老百姓没饭吃,要跑香港。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吧,免得事情扩大。」陶赶回广州,听完情况汇报,说:「现在还什麽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车都烧了,还人民内部?」决定立即调动部队,实行戒严。

6月6日,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市,包围了火车站,清场,驱散群众。

赵反对把饥民当敌人看,反对「有组织、有策划」的「阴谋论」,反对戒严、镇压,主张以疏导为主,平息事态,这个意见被陶否决。这个情景,颇似1989年5月17日下午,邓小平家讨论「六四学潮」处理的提前版、缩小版。

「东站事件」共逮捕十六人,送劳动教养二十二人,行政拘留三十四人。与宝安模式相同,「东站事件」平息後,广州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反」,以弹压、威慑群众。镇压毫无意义。民间逃港深入骨髓,以至有持续到了七十年代的逃港暗语流行,香港叫「K城」,广州叫「大圈」,逃亡叫「较脚」,偷渡叫「督卒」。

接下来调整治粤大政方针,截至「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大致有三项:

夏,在赵的主持下,批准回复广东毗连港澳地区的小额外贸,放宽边境线以外若干地方群众赴港探亲的规定,另开口岸帮助在港有亲友、有生活来源的群众出境。

7月,赵亲率工作组赴清远县洲心公社总结当地干部群众创造的「就地分粮」的典型经验,将其归纳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加以提高、完善,在广东全省推广。

8月22日,赵主持批发《关於彻底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内称:「可以采取固定地段,一次包工到人,由社员个人(或户)连续操作,管理到底的办法,一次包到底。」

开放广东与港澳地区的边境小额贸易和接续高级合作社的方针政策,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人、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毛的政策则是极左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963年的「小四清(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1964年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农村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1966年1月16日,赵紫阳(第二排左一)和毛泽东等人在武汉合影。(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四清」运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纲领。这个纲领祸国殃民十五年之久,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式宣告结束。它的提出声称基於乡村现状的九个事实、一个判断。九个事实大致可归纳为:地主、富农在乡村企图复辟,进行阶级报复;地主、富农份子腐蚀拉拢干部,篡夺和企图撺掇社队领导权力;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份子,靠投机、剥削发财;在机关和乡村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蜕化变质份子。因此「任何时候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一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那就不需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可能出赫鲁晓夫。因此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必须「反修防修」。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极权主义治国的诀窍是不断凭空制造阶级敌人,不断地运动群众、教育群众,让人们相信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存在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以期在一种社会的普遍仇恨、恐惧气氛中巩固权力。1955年、1956年冬春,1957年、1958年冬春,1958年、1959年冬春,1960年、1961年冬春,1962年、1963年冬春,1963年、1964年两年,最晚到了1989年、1990年和1990年、1991年冬春、1991年、1992年冬春,几成一个规律,只要形势紧张、社会危机或形势稍有缓和的时候,要对农民进行新一轮剥夺的时候,要转嫁矛盾和困难,拿基层干部当替罪羊以平息农民愤怒的时候,以及进行秋粮徵购任务的时候,「社教运动」就来了。

※作者,记者、作家,长期从事非虚构文体——新闻报导和报告文学写作,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中篇报告文学《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乡村八记》、《在底层》等,曾获「中国潮」、《中国作家》、《当代》、《青年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度作家奖)等多种奖项。本文选自作者最新力作《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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