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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莫言获诺奖，政治大于文学
莫言获诺奖，政治大于文学
作者∶基督山伯爵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籍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莫言成为首个获奖的中国籍作家。
获奖后，面对种种质疑，莫言强调自己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 “突破了阶级的、政治的界线，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得奖靠文学不靠政治 作家写作凭良心”, “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作家不为党派服务”, “文学大于政治，党员身份不会影响创作”,“诺贝尔颁给我是文学胜利 非政治胜利”, “诺贝尔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但是笔者认为∶莫言获诺奖，政治大于文学。其原因如下∶
一、莫获奖，中共官方态度表明政治大于文学
北京时间11日晚上七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公布莫言获颁文学奖后，新华社在6分钟后发出快讯，中央电视台则在10分钟后，罕有地在《新闻联播》中插播快讯，其后更访问了莫言，指出他是首位中国籍作家获奖。中国作家协会１１日对莫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贺辞。次日李长春更致信祝贺莫获诺贝尔文学奖 。12日，官方《人民日报》以整版文化版报道莫言获奖的消息，连《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也毫不逊色，甚至《西藏日报》亦在要闻版头条位置报道莫言获奖。
然而，2000年当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颁给高行健(“六四事件“后退出中共，后流亡法国)，高行健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时，中国外交部则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更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中国作家协会则表示“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
2010年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外交部则猛烈抨击，认为“公道自在人心”，“诺委会做法无法改变刘晓波犯罪事实”，“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对该奖的亵渎”，“诺奖授予刘晓波是干涉中国内政”。莫获奖后不久，他的《透明的红萝卜》随即准备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这岂不是炒作诺贝尔文学奖？通过中共对高行健、刘晓波、莫言这三个人的官方态度，可以明显看出这次莫言获诺奖，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二、莫抄写毛讲话不知耻，更支持“唱红打黑”
莫是个共产党员，手抄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法新社记者向莫提出他抄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事怎麽看时，莫表示“我抄了，我不后悔”, “有合理的成分”, ”“我是认可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分明就是要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共产）党服务。试想一下，一个和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臭名昭著的讲话，莫言竟然说“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莫言不但抄了，抄后甚至表示“我抄了，我不后悔”。一个思想如此没有独立性的作家怎麽能“突破了阶级的、政治的界线”？其究竟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还是站在党的角度写作？一个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向党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向党表效忠的作家，又怎麽做到文学独立性呢？这样的作家又怎麽做到“文学大于政治”呢？
莫不但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支持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 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运动的目的是铲除异己，为其进入十八大铺平道路，其本质上是文革的复辟。莫不但支持重庆“唱红打黑”，更用微博发表“挺薄”的打油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藐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迫害律师、编造证言、制造伪证、胁迫证人、钳制言论、刑讯逼供、铲除异己，打黑成黑打，为文革的翻版。但是莫对此视而不见，大赞文革妖风，更成为薄熙来的“粉丝”。 试想一下，一个作家如果对希特勒大肆迫害犹太人不闻不问，甚至大肆吹捧希特勒，这样作家怎麽能做到“作家不为党派服务”呢？这样的人又有什麽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莫一边鼓吹“文学奖不是政治奖， 作家不为党派服务”， 却一边情不自禁地向政治抛去媚眼，甚至将不政治做成了另一种讲政治。
三、莫在体制内写作，却未曾质疑和反对过体制
中国异见作家廖亦武表示“莫言指出了共产党政权的错误和滥用权力，却没有（对制度）提出质疑”。例如《蛙》讲述的是“我的姑姑”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六十年来落实计划生育的故事，书中讲到计划生育中的种种暴行和作者的忏悔之情，但是莫并没有对计划生育这一反人类的制度是否应该存在提出异议。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莫以“山东苍山蒜薹事件”（1987年5月27日，山东省苍山县数万蒜农因不满县政府长期垄断蒜薹价格，官方垄断经营，导致蒜薹价格严重下跌，而且卖不出去，多烂在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地客商多收不到蒜薹。官方为谋取暴利，围追堵截，不准外地客商进入县境收货。最终导致数万农民打砸县委、县政府，攻击公、检、法的一起群体性事件。）为背景，描写农民反抗政府的事件。莫在书最后一节《应当吸取的教训》中写道“（蒜苔事件）根本原因是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但莫并没有指出导致这一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中共暴政。《酒国》写的是官场的腐败，莫用大篇幅的笔墨写了官场的吃喝来表现官场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指出腐败的根源——一党专制。
《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丰乳肥臀》则从抗日战争写到改革开放之后，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但都是在中共的体制内说话，，说体制内的东西，难于有所突破。
四、在中共体制内，难以做到文学大于政治
莫为中共党员，长期为军队服务，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经在检察院日报工作过，而他本人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一个半官方作家。莫本身就具有红色背景和官方背景的双重背景。他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到后来一直升至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一定深知什麽样的作品才可以发表，什麽样的作品不能发表。因此莫就采取在体制内可以容忍的情况下通过迂回的方式发表作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空间，在制度内求得喘气的机会。虽然莫表示“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是非常严肃的”， “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的现像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纵观莫的小说，我们很难从中发现他对中国黑暗面的剖析与批判，也很难找到他对现行制度的评价和见解。虽然莫获诺奖，但笔者认为中国依然缺乏具有深刻批判性的作家。
五、诺委会讨好中共政权
在中国作家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魏京生批评说，诺奖评委会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莫言是“讨好共产党政权”，“更容易得到共产党政权的容忍”。2002年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但都引起中共非常的不满。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需要在高行健和刘晓波之外找另个一个平衡点，一个既能把诺奖发给他，又能不惹恼中共，又能讨好诺贝尔委员会和中国的关系，又能圆中国人的百年诺奖梦。莫的身份符合以上条件，是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所要寻觅的人选。近日更有海外消息指莫言获奖与既是诺奖评委又是他的作品的翻译者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有关。马悦然很可能利用熟知的诺奖标准在翻译中再加工莫言的作品，并且在极力推动莫言获奖后从翻译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六、莫言获诺奖，文学意义也不大
莫的小说语言粗糙，缺乏细节描写，手法毫无创新之意，作品充斥著大量的性描写和暴力描写，他的写作速度令人惊讶（《天堂蒜薹之歌》用了35天，《生死疲劳》用了43天）。除其之外，我们在他的书中再也找不到其他什麽东西。他的作品既难与读者产生共鸣，也难于与读者产生思想上的对碰。莫的文字和风格，难以达到诺奖的高度。莫的思想层次，更是难于达到诺奖的高度。
尽管莫言曾在公开场面多次表示自己获诺奖，文学大于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他的获奖，早已被中共拿来作为政治工具，被中共用来进行政治宣传。事实早已摆在大家面前了，大家早就心知肚明。或许正如他的名字“莫言”一样，他自然选择莫言，又何必有言呢？
2012年10月23日于深圳
2012-10-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