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我在哈佛大学待了17年，但从没去过学校的教室。我是食堂的一名厨师。我在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自助食堂工作。在这里，我每天为学习医学、营养学和保育的优秀学生，以及培养他们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服务。

尽管没拿到学分，但我上了一堂关于伪善的课。

每天早上去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经过一栋建筑，上面刻着：“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如果哈佛认同这一点，那么管理部门为何要求食堂员工支付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即便我们中的部分人一年仅保险费就高达4000美元。

我为制定奥巴马医改(Obamacare)、治疗传染病、设法让世界更健康、更人性化的人服务。但我却承担不起哈佛要求我们接受的医保计划。

这就是我和750名同事一起罢工两周有余的原因。这就是几天前，我和同事采取公民不服从的方式，坐在哈佛广场封堵交通后被捕的原因。这也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学院学生与我们一起抗议的原因。

单是自付费用都可能成问题。当医生告诉我，我女儿的听力检查不过关，可能需要做手术时，我就在考虑自己有什么护理是可以不做的。最近，为了省下自付费用，我没有如约去检查肺部的一个斑点是否是癌症。

医学院的学生分析了哈佛的建议，发现单保险费一项就可能花去我收入的几乎10%。此外，哈佛还想把我们每次去看医生的初级护理自付费用从15美元增加到25美元，把门诊护理和一些检查的自付费用从零增加到100美元。收入较低的员工可报销一些费用，但需现款支付的费用依然很难承担。

学生们说，按照州政府的指导方针，哈佛的建议对我们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承担不起。如果获得通过，我将继续避免看医生，以便把钱省下来作为我孩子的自付费用。增加任何花费都会将我逼至崩溃的边缘。

哈佛是全美最富有的大学，拥有350亿美元的捐款。但我却无法靠哈佛给我开的工资糊口。我每周拿回家的工资在430到480美元之间。今年8月，我因为拖欠1150美元的房租而失去了居住的那套公寓。现在，我带着两个孩子和我母亲一起挤在她的公屋里，四个人共用一间卧室。我是在公屋里靠着福利长大的。我希望八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能够摆脱贫穷的循环。但在我在哈佛工作期间，大部分时候都很艰难。

食堂员工的年平均收入是31193美元，比该地区的其他食堂高，但在波士顿一带，这些钱依然不经花。这就是我们要求年薪3.5万美元以便在经济上获得一些稳定性的原因，特别是因为大部分食堂仅在学年期间开放。目前，我有幸是在少数几家全年开放的食堂工作。

我知道每个地方的医疗保健成本都是水涨船高，对此我也没有万全的对策。但一定有办法不把这些成本转嫁到哈佛最穷的员工身上。

如果身体健康真的是“人人基本权利之一”，那这项权利难道不应该也适用于在哈佛的食堂工作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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