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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程晓农：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何中欧能告别“红色价值观”
作者：程晓农
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过程表明，即使是在经历过几百年民主制度的社会里，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仍然可能驾驭一部分选民。那么，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类似的价值观岂不是具有更大的诱惑？是否在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前的旧价值观都成为难以摆脱的“魔咒”，于是，转型便“永远在路上”？事实并非如此，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中欧四国（波兰、匈亚利、捷克、斯洛伐克）就成功地摆脱了这个“魔咒”。反倒是久处民主阵营的北欧、西欧、南欧诸国如今却面临类似的欧式福利社会主义政策“魔咒”之魇。那么，中欧四国成功转型的奥秘何在？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效仿呢？
我在这组系列文章的前几篇当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其实不仅仅包括政治、经济转型，还包括改变价值观的社会转型；本文是此系列的最后一篇，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转型模式，“中国模式”、“俄国模式”和“中欧模式”，其中，只有中欧模式实行了社会转型，因此得以完成原社会主义国家艰难的转型任务。中欧模式的成功，就在于它划清了与旧体制的思想界限；也正因为如此，在欧盟多数国家陷于社会福利主义而难以自拔的情况下，中欧四国有可能得以自保。“中欧模式”建立在各社会群体达成的共识之上，即“种祸者不赏”；这是俄国社会做不到的事，于是俄国的转型便产生了连多数俄国人自己都不满意的“俄国模式”。60多年前的中国有一句政治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后来把中国的“明天”定性为“修正主义”，结果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总烦心一件事，自己的事业还有没有明天？如今，看过美国总统大选之剧，又风闻欧盟岌岌可危，再思考一番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也许又到了一个思考大问题的时刻，“谁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类转型和三种模式：中国模式、俄国模式、中欧模式之比较
在这组系列文章之三“转型三叉路”当中，我提出了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即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而社会转型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三类转型有三种可能的组合，构成三种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模式：第一是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单纯经济转型道路，即“中国模式”；第二是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道路，即“俄国模式”；第三是既有政治、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的完整的制度转型模式，中欧四国走的是这条路，故称之为“中欧模式”。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这三种模式可以任意选择吗？如果只有原来的政治精英参与转型决策，很可能只会出现“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因为，转型开始时，现存的政治精英必然关注并保护自身的利益，对政治精英来说，能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不是“中国模式”，就是“俄国模式”。而“中欧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文化精英有效地主导了社会转型过程，从而引导民众通过选举来约束原政治精英的自利行为。
通常，转型之初，民众与原来的政治精英对转型道路的看法往往是大相径庭。各国民众都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转型之后国民从此拥有政治权利，还是转型过程并不改变民众的被统治地位。他们同时还关心另一个问题，即转型之后民众的经济状况有多大改善，而这种改善能否体现社会公正。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俄国虽然表面上建立了民选政府的制度，但是，原来的红色精英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新政治精英的主力，以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政党（如“雅波乐格”）则因口号高远而在选举中被边缘化，同时，民众对强领袖、大政府、旧福利的依恋和信从，逐渐让政治精英主导了政局，操控了选举，而民众的政治权利则被不断削弱，他们只能期待政府为他们提高收入、维持福利，却无法质疑或改变走向威权道路的政治格局。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在经济转型中经历了爆发式的经济增长之后，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后劲明显下降，预后不良，同时，社会不满日益严重，政治转型却遥遥无期。而在中欧四国，这两种情形均未出现：政治上有政党轮替，却没有威权回归；经济则稳步成长，未出现广泛的社会不满。
二、“中欧模式”的奥秘：告别“红色”价值观
“中欧模式”的奥秘既非经济转型方法奇妙，亦非宪政设计周到精巧，而是社会转型（或称之为社会重建）得以成功。在经济转型方面，中欧四国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如匈牙利）则采用渐进方法；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兰的私有化则小步前行。中国的流行说法是，采用震荡疗法会导致经济转型失败，此说在中欧国家并不成立；在中欧国家，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或快速私有化，经济转型的结果都差不多。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无独特之处，其共同特点是，转型前的执政党和平地放弃统治之后，社会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最后形成了两类新政党，其一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其政治立场有的偏右，有的偏左，其二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但它们为了摆脱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在中欧四国的转型时期，并未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因此执政的政党彼此轮替，但不同政党的政策都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同时，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因政治对立而出现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明目张胆地贪污腐败。
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构并维护过“红色”价值观，但并非所有转型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红色”价值观所束缚，“红色”价值观在俄国依然保有生命力，而它在中欧国家却被扫地出门了。“中欧模式”的成功绝非“无意插柳柳成荫”，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转型。转型时期这些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即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而主导社会重建的新政治精英主要由独立知识分子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中欧四国这些新的精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实现社会转型的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只针对原共产党官员或党员，也针对全社会所有成员。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原来的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进行社会动员，然后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这几个口号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只是民众自发地响应，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或洗脑。
所谓的“忏悔”，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红色政权下都多多少少配合过当局，哪怕是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所以转型时期每个人要有内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净化”指的是，“忏悔”以后，人们要把思维当中红色当局灌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比如，工人们过去多多少少接受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这些说法都属于“净化”的对象。“净化”过程是一个个人的思考、反思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第三个口号是“牺牲”，主要是针对社会成员在转型时期的行为，即为了终结旧体制，有必要为清除这个体制而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维护自己在红色时代所获得的既得利益，因此，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红色政权的干部不得不提前退休等等。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改革自然就不是“一切向钱看”，也不是如何为自己捞好处。
三、“中欧模式”：“外来和尚难念经”
中欧国家的转型之所以能够推行“忏悔”、“净化”、“牺牲”这三个口号，有一个大背景，中欧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所以，转型期间清除红色政权的影响，与民族独立直接挂钩，谁反对“净化”、“忏悔”，会遭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唾弃，连新成立的左翼政党也不得不支持社会重建，否则就会遭到孤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欧四国本来就比苏联发达，工业化程度和现代文明程度高，在中欧社会里阶级斗争学说其实找不到多少忠诚的追随者。红色革命之所以容易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获得成功，因为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农民比较容易被革命口号所诱惑，他们当中想通过“参加革命”而改变自己社会地位和处境的人，最可能充当“革命”的骨干和马前卒，但在中欧国家暴力革命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市场就比较小。
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红色革命摇篮国，爱国主义从来是一剂凝聚民心的强心剂；而对中欧四国的外来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却是致命的消蚀剂，因为这些政权是苏联这个外国势力操控的傀儡。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历史上都发生过反抗本国红色政权的群众性抗议或示威游行，每次反抗都被苏联红军镇压下去了。中欧四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这样的苏联压力之下，每当他们私下谈到爱国主义，很容易就联想到排除苏联势力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与此同时，苏联版的“红色话语”和价值观也就成为民间自发抵制的对象。
“外来和尚难念经”的另一个侧面表现在，中欧社会里独立知识分子始终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这与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虽然在苏联和中国革命之后，未受过正常教育的“大老粗干部”必然逐渐被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取代，但技术官僚们经历过反复的政治打击之后，基本上不再具有独立思维，而由他们支配的“主流话语”在民间则被认同“革命”的民众消化吸纳。但在中欧国家，转型前技术官僚从苏联贩来的“主流话语”只停留在官场上，而在民间，从上世纪60到70年代开始，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便在社会上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尊重，他们的批判性话语开始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有效地构成了对干部话语的有力挑战。由于民众对官方的各种宣传持批判或不信任态度，他们更愿意接受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而面对民众对官方的批评，干部精英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有时干部精英为了自卫，也不得不使用独立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当中的各种概念。这样，在社会上便形成了批判性话语颠覆干部话语的局面，这不仅仅是一场话语之战，它为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
四、“党国精英”的命运：“种祸者不赏”还是“种祸者受赏”？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转型前的“干部”是否在转型中重获权位，是判断社会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干部”有一个俄语专用词nomenklatura（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人”），转型之后许多旧朝红人在俄国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往往继续走红，而在中欧四国则不然。从理论上讲，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决定老权贵命运的制度因素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决定了“党国精英”们在转型期间的命运。可以说，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社会转型成功了，转型期的精英当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会转型不成功，在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
中欧四国清理“红色价值观”的社会转型确实比较成功，但是，在那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相反，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或与“老权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政党曾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表现为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在转型开始两年之后的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独立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是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在中欧国家的转型完成之后，原来的“党国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他们当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在经历了制度转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中欧国家由于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因此其转型过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结果：“种祸者不赏”，这源于社会转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共识和社会压力，而不是由某些社会群体或某政党刻意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政治清算。
与“中欧模式”不同，转型的“俄国模式”对“红色价值观”采取了“糊涂事糊涂了”的方法，因此也就没有实现社会转型；而没有社会转型的后果是，“种祸者受赏”。“俄国模式”的特点是，苏联制度失败的责任被推给已经消失了的前苏联政权；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的“党国精英”纷纷变身为民主派精英，同时利用原来的关系网，深深介入经济转型过程，从中大发横财。
1995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圣彼得堡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苏共解体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她给出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银行户头，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其作用是，各位厂长从此成为掌握企业金融命运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从此牢固。当时我追问了一句：“这样做合法吗？”这位前区委书记、现私营银行董事长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提出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
评价转型模式的好坏，可以有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一条指的是，改革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掌权者的黑箱作业。第二条是指，谁能参与这场改革的政策选择，是一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第三条则涉及社会各群体的价值观判断，怎样的转型算是比较公正的，本国的转型是否比较公正。“中欧模式”基本上达到了这三条标准，转型的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中国模式”则基本上与这三条标准无缘；而“俄国模式”介乎于“中欧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俄国的企业私有化方针允许企业职工有权参与并部分决定本企业的私有化方案，这比中国的企业“改制”透明得多，俄国的厂长们也不敢像中国的厂长们那样，为了个人获得企业资产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而迫使职工下岗。所以，与“中国模式”相比，“俄国模式”至少与评价转型模式好坏的三个标准还沾点边。
本组系列文章到此就结束了，我从俄国转型时期的“红色价值观”余辉谈起，联系到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欧美社会的影响，再分析中欧国家在转型中告别“红色价值观”的经历，最后把这一系列“宏大叙事”归纳为三点简单的结论：第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最难的不是经济市场化，也不是建立形式上的官员民选制度，而是告别“红色价值观”；第二，告别“红色价值观”，可能精神上有些痛苦，但并非艰难无比；第三，能否告别“红色价值观”，决定了转型国家及其国人的命运，是断然抛弃旧制，如同“一尺之水，一跃而过”，还是转型“永远在路上”，百年转型，百年痛苦，难见尽头。很明显，在告别“红色价值观”这一点上，俄国失败了，中欧国家成功了，而中国大多数民众现在还是“吃瓜群众”，但早晚一天，中国人和中国将面临抉择。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