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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刘亚伟：高贵的呼召
作者：刘亚伟
每逢身处黑暗迷失的境地，就会听见内心深处有一种细微而坚定的声音，那是良知在提醒我：在彷徨迷茫的时刻，请跟我来！
跟施害者谈谈心
1988年初，我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到曲阜市北部吴村镇挂职体验生活，担任镇党委副书记。在那里，我亲身经历过一次当地政府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事件。
那是刚到职不久，我参加了一次镇党委会议。那次镇党委会议的议题是，如何控制计划外生育。
当时各基层党委压力都很大，一票否决制，不光会影响到年终总结的成绩，还会影响到在座各位的升迁。上级并没告诉你怎么干，但指标是板上钉钉，是红线。于是孙立平教授概括的那种“授权作恶”的现象，就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发生了。
那次镇党委会议作了一个决议：对一个计划生育超标严重的重点村，实施强制手段。
什么强制手段呢？
当时的情况是，农民与基层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记得有一年春晚，有个相声《超生游击队》，说的就是这个情况。这让地方当政官员很头疼，罚款，不给上户口，强制流产，党员干部带头结扎，种种措施都阻止不了农民生孩子的固执。
于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做法和口号就被创造性地推出了：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
那次会后，镇上全体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去突击两个村子。
我跟着其中一路，亲眼目睹了公权力如何用履带拖拉机拱倒拉倒村民房屋的现场。
农民含辛茹苦劳作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女盖上一处房子。而就这样一点卑微可怜的心愿，就那么轻而易举地给公权力毁坏了。
现在回想起来，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无论是在党委会上，还是在后来的拆房扒屋现场，我都没有去主动阻止这种暴力侵害国民权利的错误，甚至连阻止的念头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思来想去，大概是在组织纪律面前，我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在所谓国策面前，我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良知，失去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除了经历太多，见的太多，陷入伤害，恐惧的包围之中，心早已千疮百孔，再也遮不住风，感觉负荷太重，以致疲惫不堪，麻木不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还有那些洗脑灌输，紧跟照办，舍小家为大家，特别是国家与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组织的政治伦理，使我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能力。
当时吴村镇党委的那个刘书记，与那个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刚刚迈开步子的那个笔名叫亚子的人，与今天在这里开讲座的我，是同一个刘亚伟。
现在回想，很后怕。一辈子被洗脑的后果，真是很可怕。
当时的那个我，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和对善恶的分辨能力，面对民众的基本权利被公权力强制剥夺，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失去了感知能力。
崔卫平说：所谓感知能力，表现在对于眼前的事情能够做出恰当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将痛苦视为痛苦，将羞辱视为羞辱，将残暴视为残暴。当一记拳头落下来，能够掉过头去想进行回击，至少看看拳头来自何方，看看挥拳的人长着什么样的面孔。
“人性的扭曲指的就是这个。过于残暴的环境，造成了人性的反常或反常的人性。在一个彻底被颠倒了的世界里，人们也不得不歪曲自己的正常感受，只为了适应它。”
然而，压抑沦陷之深，以至于文革结束二十年后的1988年，正常人的感知能力并没有自动地在我身上复苏，我的灵魂仍在黑暗中沉睡。
其实，对拆房扒屋我应该有很深刻真切痛苦体验，我家在文革中的1969年也曾经历过被人强拆房屋，赶下乡去的迫害。
但由于自己在从小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社会，从未见过正常是什么，就像被魔鬼施了魔法，不正常在我眼里成了很正常的事情。一切都颠倒了。而失去的人性感知能力是不会自动复苏的，除非经过反思，自己动手去解除那些看不见的符咒。
崔卫平老师说过：不难想见，在一个围绕着灭绝和羞辱而形成的系统中，不存在法律的正义，也不存在道德的规则，任何符合正义和道德的事情都是不被允许的。
她是在分析意大利作家莱维写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时，说上述话的。
莱维引用了《恐惧的囚徒》一书作者（一位集中营女医生）的表述：“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莱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以莱维为原型的电影中有这样的台词：“在奥斯维辛，他们做的最残忍的事情，就是碾碎我们的灵魂，扼杀我们的同情心，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仇恨。”
崔卫平说：“冷漠是人性丧失的信号。对身边他人的痛苦置之不顾，失去起码的感受能力和同情心，是对于自身人类身份的否定，也是在否认他人的人类身份，否认人所拥有的基本道德感知。”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回复到一个正常人。现在，每当民众权益受到公权力肆无忌惮的侵害时，我已经能够听见那些视频里传来的撕心裂肺、呼天喊地的呼叫，心中的不忍和无奈无力感，常常让我彻夜不眠。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政府2016年4月30日，对秀英区长流镇琼华村拆违时执法人员电击和殴打，老弱妇孺跟小孩的真实暴力执法事件，电棒，铁棍木棒，拳打脚踢小孩，妇女！那些妇孺龟缩在街边墙角，根本无力反抗，依然被毒打，惨叫声不绝于耳。
去年4月30日晚，当我看着那个视频，在为那些受害者感受痛苦的同时，也为那些具体在现场的施害者感到难过，我怜悯他们。他们已完全沦为了纯粹的工具，丧失了应有的人性。
挨到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去找思想沙龙的群主康哲，要求当天晚上给我一个时间，开讲了《13亿租客》那次讲座。
但是，个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被原子化的个人基本无法与周围的由体制塑造的社会情境相对抗。
这正如崔卫平先生说的：要适应这个系统，就要适应它的反道德的力量。在不能为自己生命做主的地方，也不能为自己的道德做主。贬低一个人，包括贬低他的良知；践踏一个人，包括践踏他的道德感受，摧毁他的道德尺度。
所以，当下第一位的，还是推动中国社会实现现代性转型，恢复和重建一个良序社会，使每一个人在其中免除恐惧，人身和权利受到法治的保障。
现在，每逢身处仿徨迷失的处境，我就会听见内心深处的有一种细微而坚定的声音，那是良知在提醒我：在彷徨迷茫的时刻，请跟我来！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著有《我是一个兵》《五十年谋杀》《拾麦女》《旱》《吉他手》《报社》《今夜与谁同眠》等长中短篇小说，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散见于各报刊杂志。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