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丘农

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地冻天寒。二〇一六年即将走入历史。老朽沉思案前，思绪万千。有话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当下，人心思定，定和安相连。因此，平安两字，更是民之所望。

冤狱遍地，残民久矣

保平安，端赖法治。回顾这一年，在法治方面，有三件事，最令升斗小民胆颤心惊！一是聂树斌被屈打成招冤杀案，即使真凶自首认罪，仍然软磨硬顶，拖了十二年始获平反；二是二十九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雷洋，在足疗店足疗完了出来，走到大街上，竟然被警车上五条如狼似虎般的彪形大汉强行拉拽上车，就给弄死了！而致其死命的警察，居然可以免罪！三是四川岳池县半沟村村民杨天直，因征地补偿不公，上京“告御状”，被截访车抓到押解回乡，在车上被虐打至死，弃尸路旁。

聂树斌之冤死，平反路如此曲折艰辛，折射地方诸侯权力与利益博弈之顽强，也反映中央政府贯彻法治措施之无奈。黎民百姓可就苦也！特别是那些尚在牢中含冤莫白的待决囚徒！聂树斌之冤死曲折艰辛的平反路，使人想起赵作海、佘祥林等等之死里逃生。但他们之所以能走出鬼门关，只是因为有真凶或凶死者出现。如果没有呢？鉴于在“名利链”诱惑下，逼供信至今屡禁不止（雷洋案就是鲜活的样板）。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圣贤之言，“人命关天”这妇孺皆懂的常理。“人，是生命力最活跃的因素”，这马克思主义的箴言，如果能成为公检法全体人员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未始不是平冤的一剂良药。

雷洋之死，后续处理如此纠结，如此不公，如此神秘兮兮，是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虽可“封”，但终究是“锁”不住，会“泄漏”出来的，结果会适得其反。老百姓的事，并非军事机密，只要出于公心，则越透明越可减少矛盾，便于平和解决。雷洋之死，令人想起二〇〇三年因身上没有带身份证便被抓起来并打死的孙志刚。可现如今距孙志刚事件已足足过去了十三年！这些“天子脚下”的“人警察察”“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一点也没有长进。

平头百姓无路可逃

上访是罪吗？为什么把上访者弄死！杨天直之死，令人想起当年“天子脚下”的北京有一个专为地方政权当鹰犬的黑监狱叫“安元鼎”。捉到上访者严刑逼供投入黑监狱或送精神病院，然后向当地政府收“打手”费。各地政府也在京设办事处，拦截上访者。杨天直是他所在的县截访车拦截押回弄死的。试想想，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市），在京的办事处和截访人车，要耗费多少人民血汗？如果，地方政府能合理、公平解决问题，谁还万里迢迢跑去北京“告御状”？

二〇一六年的中华大地，真是多事之秋。在华北，霾，遮天蔽日，深度侵害着大众的健康。有钱佬纷纷逃往海外！高税费迫使福建玻璃大王曹得旺忍痛前去美国投资设厂，从而成为许多大企业家的出走的带头羊！聂树斌之冤，雷洋之死在司法上出现的纠结处理，会否导至广大科学文化精英思考切身的安危呢？

有钱人可以逃，中产阶级可以逃，社会精英可以逃，但十三亿七千万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平头百娃是绝对不可能逃的。道理不言自明。既然走不了，顺理成章，他们便有理由祈求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保障，生活上的，健康上的，特别是人身安全上的。为了国家建设的正常进行，“维稳”措施是容易理解的，但事须有个度，过则谬矣！法治，法治，千万不可“异化”成无法而治啊！“解民于倒悬”，是个非常形象化的成语，试设想：一个人头向下被倒吊在那里，分分钟都难捱，——那些含冤莫白的死刑囚徒，那些被囚、被送入疯人院的上访者，就是“倒悬人”。其实，中国老百姓的所望是极其卑微的：不敢企望什么被奉为“衣食父母”那么“高规格”，只求官民相待以平等、以诚，相安两字而已！祈聂树斌之冤，雷洋、杨天直之死类似的惨剧不要再在中华大地上重演，则国家幸甚！黎民百姓幸甚矣！

天佑华夏！天佑中华民族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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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争鸣》2017年2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