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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姜维平：“重庆李嘉诚” 你给我站住
作者：姜维平
读罢网络上一篇有关绰号“重庆李嘉诚”张松桥的文章，掩卷深思，禁不住哀叹，真想大喊一声：张松桥，你给我站住，但我有什么本事和理由这样说，我算个什么啊。近期，这位比“香港李嘉诚”跑得还快，还干脆的民企老板，义无反顾地卖空自己在大陆的房地产业和资产，转而购买香港豪宅、英国顶级物业，张松桥是谁？此前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中国富翁太多，可能他不算是最有钱的，但他的行动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并预示社会的大变局，值得人们关注。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过年期间，中国企业家张松桥斥资2.92亿英镑（约合25亿元人民币），买下了伦敦著名写字楼物业——总面积达26万平方英尺（约合2.4万平方米）的One Kingdom Street。而它是英国目前电信公司达沃丰集团的全球总部所在地，同时还拥有Statoil、Mysis等租客，是伦敦的地标性物业之一。
另据媒体报道的数据，截至目前为止，张松桥已耗资近80亿人民币，在伦敦完成三笔大交易，而且，他买的都是优质的现成物业。其余两笔收购包括：今年1月，参与伦敦金融城122 Leadenhall Street项目50%股权的竞购，耗资约为5亿英镑，人民币43亿元；去年7年，以4233，6万英镑（约3，64亿元人民币）买下伦敦金融城的Travelodge酒店物业。
在此前的2015年，张松桥还曾因大买香港楼盘而令业内外人士瞩目，经典手笔包括：以51亿港元买下曾被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物的河东花园、以7.6亿港元买下渣甸山包华士道1号的房屋、以40.21亿港元买下“彩星中心”和世纪广场两幢商业大厦、以15亿买下李嘉诚军师袁天凡位于香港山顶的豪宅。总之，这些交易加在一起，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张松桥把个人以前的资产连根拔起，另栽它处，成为从大陆走向世界“炒楼”的最大房地产买家之一。他一连串举动的背后，折射着怎样的社会裂变的光谱，中国政商两界怎样在躁动和绞杀，进而拼凑一盘怎样的大棋？
我没有仔细研究张松桥及企业，但我对重庆却情有独钟，不论他本人有怎样的说辞，他撤离这些资产可能都基于目前中国及世界的形势，也就是说，对一个富翁来讲，他最关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自身的安全和财富的增长，二是下一代如何继承和享有他创造的财富，三是他的财富如何转移到安全可靠的，而鲜有人知的地方，在这几个方面，显然，英国都比中国要稳妥，但生意人不会像我等文人傻气直言，他们会用冠冕堂皇的言辞，掩盖这一切，尤其是在重庆那个伤痕累累的地方，从2007年至2012年，薄熙来，王立军搞得“唱红打黑”运动，曾使无数民企老板胆颤心惊，张松桥没有被划入640个“黑社会”名单里，表明他很精明，也很幸运，但只要没有独立于党派之外的司法保护，躲了这波，不能保证“常富久安”，这大概就是张松桥逃离的原因吧。
实际上，2012年初，薄熙来因王立军叛逃，谷开来杀人而倒台，历史给中南海高层提供一个绝佳的司法改革的机会，我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过，抓捕薄熙来，一定要铲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可惜，现在机会错过了，人们已经看到，薄熙来精心包装的“黑社会”案无一例平反，他在大连徇私枉法制造的冤假错案，无一例纠正，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抓被判，但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和敢言记者也相继入狱，甚至，连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公民，和抗议拆迁的访民也被判刑，这些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现象，推动了移民潮和资金转移潮，身价上亿的类似张松桥的富豪怎么能不离渝远行呢？
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老板，与官员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和纠葛，因政治体制的局限，要发展经济，没办法躲过官员，不论项目审批，土地出让，还是银行贷款，产品推销，等等，老板都得求官员，而大权在握的官员，又在某一领域一言九鼎，他们的工资低，权力大，就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对企业家，真的是两难，不给钱，不办事，还可能找麻烦；给了钱，办了事，就会留下把柄，就可能出事。总之，心里的纠结，灵魂的挣扎，触法的恐俱，精明的算计，几乎伴随企业家的每一天，因此，当你深入了解他们，与其恳谈时，他们假如与你有缘分，会讲真话的：在商场，赚钱的机会大把；在官场，倒霉的陷阱也是大把，当与某一失势的官员连在一起时，反腐的利剑就难免落到某一企业老板的头上，张松桥，大概既不想成为徐明，也不想当刘汉吧。
媒体报道说，1980年，尚未高中毕业的重庆人张松桥获得赴港单程签证，度过两年的半工半读生活，因祖母是越南华侨，他后来移居香港，获得她的部分遗产。1982年，张松桥返回重庆，利用从祖母那里得到的原始资金和熟悉香港的优势，做起了从香港采购电子产品到重庆销售的贸易生意。靠着转手几倍、十几倍的利润，他在很短时间就把资本翻倍，进而在重庆商圈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作为上市公司“渝钛白”最早的发起股东之一，并出任过副董事长一职。“渝钛白”后来因财务丑闻出事，但张松桥躲过一劫。然而，就以往商界与政界内斗的故事，我不太相信他一点问题没有，只能说他找到矛盾的平衡点，化解了危机，纵观重庆640个“黑社会”被虚构包装的详情，一切都看当时权势者的心情，假如他们认为某个民企老板有利用价值，就会罗列罪名，抓他垫背，可能那时的张松桥，没有进入官员的视线。
在笔者看来，与其责怪企业外迁，资金外逃，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设限，不如立即解散政法委，使司法真正地独立，现在，从村乡镇到县市省，地方官都对法院有着很大影响力和控制力，党管司法，就是某一党员干预司法，假如某一个官员品行好一点，就干预弱一些；假如反之，就非常“悲剧”，2009年至2012年，重庆法院审理多起黑社会案，抓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类似“文革”，哪一例是独立于党派之外，显示公平正义的呢，由于薄是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也就是说，上级给他们的权力太大，他们要“抢钱买官”，必然把发红的眼睛盯住有钱人，而富翁既使呼风唤雨，也难逃权势者的掌心，他们成为案板上的肥肉，只有任人宰割，这种惨痛的教训使民企老板变得胆小怕事，也越加聪明而言不由衷，因此，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张松桥走在路上，但我还是微弱地喊一嗓子：“重庆李嘉诚”，你给我站住。
2017年4月6日于多伦多。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