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有权和有钱人通过土地买卖相勾结，不断加快自己的资本积累；而诚实守法的居民则发现，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已经越来越困难，年轻人更是难上加难。拥有城市户口的年轻人，除非是与父母同住，绝大多数都只能够“望楼兴叹”，而只身到城市打拼的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则更是不敢想像能够在城市里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立身之地。虽然说住房难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大型都市都面临的问题，但是这种状况在这些年的中国更为突出。

在被这个问题困扰多年之后，中国政府似乎终于要改变政策解决问题了。这个改变是从习近平的一句近似口语的指示开始的：“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和媒体中。最高领导人重视并决心解决民众住房难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正在成为一个各地蜂拥而上的政治运动型的动作。地方政府正在试图将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变成争相向最高领导人表示臣服、拥戴的政治表态的机会。

从号称“千年大计”的雄安建设规划开始，当地政府宣布了严厉禁止私人拥有住房的政策，成为一个只有政府才能拥有房产权，居民只能够租用住房的“房屋新政”。其实这并不是所谓的“新政”，根本就是一个“旧政”。对于这个“旧政”，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因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个“旧政”是中国唯一的房屋政策，当时房屋分配的权力在各级官员手中。通过工作、户口、住房等，政府和官员控制了城市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源。

雄安之后，最大的商业都市上海，以及深圳、广州等大批一、二线城市纷纷跟进，正在兴起一个“只租不卖”的房屋新政。各个地方最近划出的大片地块，要求实行建楼后只准出租，不准销售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的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解释如何筹集用于建设出租房屋的资源，如何解决建设成本和租金之间的差价等等具体细节。 我不知道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是否真正可行，但是由政府出面，对市场进行强制性的“只租不卖”政策，肯定是一个不正常的现像。

这种现像的不正常，不仅仅在于各地一窝蜂式的通过住房政策来对最高领导人进行政治效忠，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是一种政府“代替”市场运作的方法，而不是政府对市场进行“调节”的方法，这也是一个在房地产市场实行“国进民退”的方法。这种政策将导致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逐步掌握大量的城市土地，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才能不讲经济效益、只讲政治正确地进行这种房地产开发。当然他们开发的亏损一定会有其他国有资产来填补。

中国的房地产政策需要变化，需要一个更既符合经济规律、又不被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垄断支配的变化，需要一个向民众倾斜而不是向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倾斜的变化。目前的变化似乎并未朝著个方向前进，而是以调整、变化的名义，朝著一个更加集中、更加有利于政府控制和垄断的方向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大量的资源更多地流向国有企业，并且赤裸裸地侵犯居民拥有财产的权力，这样的变化方向不是一个健康的改革方向，令人不安。

对于解决民众住房难的问题，中国本可以采用一些既能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健康运作、又能让普通民众受益的方法。例如，已经被舆论呼吁多年的征收房地产税，并且利用征收的税款收入建造满足低收入民众的廉租屋等等。这些政策肯定受到无房和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普通民众的欢迎，但是却与那些拥有多套住宅的有权有钱的阶层的既得利益相抵触。正因为如此，这些在世界各地都通行的在中国却迟迟得不到推行，这才应该是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关注点和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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