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诉庭应特区政府的覆核要求，把十三名“非法集结罪”罪成者的刑罚由社会服务令改为入狱，除一人外，其馀均判囚十三个月，充分显示香港司法虽然独立，但在不民主的体制下，只有跛足的法治，根本无法彰显公义。

三年前，该十三人因为冲击立法会，试图闯入其中，以阻止那个摧毁六千人家园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结果被法院判处社会服务令。

政府认为刑罚太轻，遂上诉要求改判“非法集结罪”的最高刑罚入狱三年。上诉庭法官亦同意加强惩罚，以收阻吓作用。最后除认罪者判监八个月，其馀均判十五个月监禁，又考虑到各人已完成社会服务令，便减刑两个月。

上诉庭的判词仍未公布，法理问题暂且不论。但法庭判刑异常严厉，与犯案行为并不相称。与近期法院的判刑比较，接近十五个月刑期的罪行可说十分严重，如两度非礼家中女佣（判监十八个月）、以裸照要胁前度女友复合（十八个月），都是意图极其恶劣而且造
成严重损害。

反观十三人，他们虽然抵触法律，但目的是为弱势者发声，不为私利只为香港规划筹谋。部份人在冲突当晚更参与调停，避免了更暴力的后果，因此裁判法院起初只判社会服务令，小惩大戒，可说合法合理。

更何况过去类似的非法集结罪，一般判刑不重，由罚款、缓刑到入狱一至三周，个别被控殴打警员罪成，亦只是入狱27日。法庭对于一些单一事件和初犯者予以轻判，给犯案者一个机会避免再犯，实在合乎人情和道理。

上诉庭今次重判十三人的目的，据说是要用阻吓性刑罚，去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但若现有公共秩序不能维护反而出卖公共利益，这个秩序就是不公义的秩序。法庭以重刑维护如此的秩序，便沦为不公义的一部份，让人感到法院只是消费司法独立，来巩固不公义的体制。

今次事件中，政府发展新界东北，面对庞大的反对声音，只能强行闯关。从一开始，政府不发展近100公顷的粉岭哥尔夫球场，却去破坏他人家园，更不避官商勾结之嫌，由官方统一发展，改为官商合营，容许地产商把收购土地重新发展物业。一个原先为香港市民让出更多居住空间的计划，结果成为地产商又一个囤地谋财的商机。如此倾重地产利益的发展计划，当然倚靠小圈子产生的政府推动，以及功能团体代表主导的立法机关维护现状和拨款支持。

无疑，法庭判刑时不会考虑到上述的体制不公，因为在法官看来，这是政治，不是法律。也无疑，法官心无旁鹜，只按他们心中的法律去判案和量刑，但假若判决只求维护不公义体制的公共秩序，不惜以阻吓性刑罚，去杜绝异议者以直接行动挑战欠缺代表性的公共决策，就是以司法公义为建制护航，保障社会的不公义。当司法公义与社会公义分道扬镳，司法尊严也难免受到质疑。

今次事件亦同时突出香港法治的限制。首先，法庭严刑峻法即使不是问题，但能否将所有犯法者绳之于法，还有赖执法机构能否秉公办理。例如前任发展局局长、现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便有利益冲突之嫌，因为他名下公司便曾经拥有新界东北发展区内的一块土地。传媒揭发后，该土地转售给他的舅仔，但此举是否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确实引人疑窦。但只要政府不予起诉，法庭司法有多公正也无法彰显。

其次，法官只能执法。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即使含糊不清，例如“非法集结罪”最高刑罚入狱三年，具体如何量刑，理应有更清晰指示，以至在一次判案后，立法会可以检讨有关法律规定，作出修订。不过现有不民主的体制只会维护少数人利益，这体制下的法律也注定向既得利益者倾斜，与公义背道而驰。因此，执行法律的判官越要严刑峻法，以维护现有的公共秩序，所谓法治就只会越来越偏离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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