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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杜耀明评论】 夸大刑责 制造寃狱
上诉庭法官严刑峻法，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判处十多位青年社运人士入狱，引起强烈回响应是意料中事。奇怪的是，不少法律界人士不好好思量今次判决对法治对社会的影响，却一味怪责批评者妄议司法机关，势必削弱其公信力，损害香港的法治。
假若几位资深大状的批评，只是针对盲目攻击司法机关沦为执政者镇压异己工具的言论，也许不无道理。但若说上诉庭那三位法官的思路和判决也不容置喙，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等同恶意攻击司法机关，则他们的护法行动，只是以维护司法独立之名，堵塞批评意见，为几位法官护短。
不用资深大状也该明白，法庭不但要伸张公义，也要让人看到公义得到伸张。不错，我们不能胡乱批评几位法官只是政治判官，但绝不是说，他们的司法观点和判断神圣不可侵犯，绝对不容非议。
尽管上诉庭法官潘少初在判词中强调，法庭不会轻易批准律政司司长加刑的请求，除非他能证明原审裁判官有违法律原则，由此突显法庭的司法独立。但法庭的裁决却不能由于司法独立而不容许批评，相反，司法聆讯以至裁决判词的公开，就是要让社会深入议论，监察法庭的运作。
很不幸，几位资深大状维护法庭尊严虽然其情可悯，却流于一竹篙打一船人，视批评意见都是冲击司法威信，并且制造人为的矛盾，把批评者对上诉庭三位法官的非议，看作学生支持者反对司法机构，罔顾言论自由的可贵，在于辩明真相，探讨法庭裁决是否恰当。
例如上诉庭法官与原审裁判官的最大分别，在于前者认定犯案情节严重，必须处以阻吓式刑罚，而后者则裁定案情只涉及轻微暴力，加上三位被告动机纯正，所以予以轻判。两者的差异看来源自不同的事实裁断，而上诉法庭的事实裁断应否有异于原审法庭，固然有可争议之处，但更值得商榷的，是上诉庭的煞有介事，视有关罪行为非同小可，因此必须严刑峻法，也要保住政府占领公民广场所代表的公共秩序。
其实律政司司长和上诉庭法官都同意，三位犯案学生领袖的行为都不算十分暴力，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导致护卫员受伤。不过上诉庭认为不应单独考虑三人的行为，反而该视这些行动为当晚集体行动的一部份而已。他们既然是一夥人同时行动，最后造成的整体破坏，三人都需要承担责任，不能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种司法考虑未免是小题大做。首先，三人是否要为其他人的非法行为负责，理应取决于两者的因果关系，即是否由三人导致其他人犯法。但上诉庭法官的想法是不用举证，但凡集体非法行动被捕者就要为整个事件的后果负责，因此个别人的犯案行为纵使不严重，也由于要担起数百人非法集结对公共秩序破坏的责任，刑责自然不成比例。这种刑责观念，既不符合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原则，也为执法者提供空间，实行选择性检控，方便政府集中对付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导人物。
其次，正如一些评论人指出，上诉庭针对的不是实际出现的暴力和损害，而是暴力的潜在风险。以事论事，今次案件暴力成份低，以此量刑的话，加刑机会不大。上诉庭却改以隐藏的暴力风险去量刑，既改变法律标准，也流于主观，因为法官只需按其常识推断，即使实际造成损伤不大，仍可认定潜在风险巨大而提高刑罚。
说到底，上诉庭的量刑标准是以虚拟的集体行动风险，代替了个人行为造成的具体损害。结果就如今次覆核裁决，三人造成的破坏人为地大幅夸大，他们没有使用暴力伤害任何人，却要为一人受伤较重，并带来法官认定的巨大暴力风险而付出沉重代价。这就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法治吗？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