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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峰:政治恶行的创伤后遗

2017年10月05日 11:16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任建峰

上星期五,我与太太看了韩国电影《逆权司机》。这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描述一名的士司机冒险把记者带到当时被军政府封锁的南韩市、让记者拍下军队屠城真相。看完电影后,我尝试找多一些电影描述的那位司机“真人版”故事。多年来,无论是有关的德国记者或拍《逆权司机》的人员都尝试过找这位司机,可惜徒劳无功。直到电影在南韩叫好叫座,然后经过一连串核实后,这位“真人版”司机的儿子才出来细说爸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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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位司机并不是像电影内那样因机缘巧合而带了德国记者去光州。相反,他是一名精通英语、日语的驻酒店租车车主及司机,精通时事、与很多外国记者相熟。他当日带德国记者去光州都是预约的,还是知道事件的风险和有听闻到军队在光州不怀好意。纵使他有心理准备,都是难以接受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回家后,平时处事有井有条的司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激动的“怎么这样杀害自己的同胞?”自那天起,他性情大变,不停酗酒,导致1984年死于

看完这个心酸的故事,我就想起曾从目击者口中听过的一些六四屠城后的故事。有在事件后那一年入读主要大学的相识对我说,他们读大学时特别多学长在宿舍自杀、最可怕的是那些从宿舍跳楼的学长。自杀的绝大多都是亲身经历过学运、甚至经历过北京屠城那一夜。另外亦听过有知情的人说,因黄雀行动经香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他们不少当时都情绪极度不稳定,需要接受治疗。

整体来说,我们每当遇上强权恶行时,我们通常很懂得谴责、很懂得分析局势。不过,对于事后幸存的目击者、生还者、支持者,我们对他们的创伤后遗又有那么多关注?在天然灾难、恐怖袭击、家暴悲剧等情况下,社会对于受害者与其亲友的创伤后遗已比以前多了了解,但政治恶行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就好像还被忽略。

关注这种创伤,除了是一种人道表现外,其实对整个社会、整个政局都十分重要。以香港为例,我们的经历远未到光州或北京屠城的程度。不过,经过2014年87枚催泪弹及其后争取真普选泡汤,香港社会各界不是正某程度上展示创伤后遗的症状吗?当然,不同人以不同方式展示这份创伤:有人走向政治极端(这几年香港政局在这方面的发展很清楚),亦有人变得政治冷感(例如游行人数大减),但无论如何都对时局影响深远。

无论因由如何,精神创伤是需要根治的,由政治恶行所引发的创伤后遗也不例外,甚至其根治对整体社会更重要。至于要怎样治疗香港人近年的创伤,这就需要大家平心静气、积极但不极端地去探讨了。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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