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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命运翻转体验超乎想象 汶川地震幸存班的纪录片
作者：罗婷
只有他们，齐齐整整，是整个北川中学初中部唯一全部幸存的班级。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代人——震后，北川中学是非常典型的、被最高权力关注也被社会极度关爱的一个学校。他们的高中三年，是重建的三年，城市重建，心灵也重建。生活中的一些好事，他们都过早地、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但丰富物质的另一个结局也可能是迷失。“普通年轻人的故事”
乍一看上去，陆春桥是个快活的女孩儿。她皮肤很白，脸上长着雀斑，一头蓬蓬的卷发，穿明亮夸张的衣服。在街上遇见她，你不会猜到她从四川山区来。她在南京一所大学里学摄影，毕业后留在上海，决心在这里扎根。直到2015年夏天，一场对话发生。
一位同样来自四川的前辈问她，一点看不出你是经历过地震的哦。
她说，我们班上体育课嘛，都活下来了。
前辈又问，你知不知道其他同学在干什么？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也许值得拍个片子。
她想了想，能够零星地忆起一点往事，但是他们在干嘛，经历了什么，她不知道。
那时陆春桥即将大学毕业，大学时她也小打小闹拍过些片子，正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同学们呢？她想。
联系时已经是秋天了，上海街边梧桐叶簌簌地落，她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给她北川中学初三四班的同学们打了一个月的电话。2008年地震，他们整个班级因为上体育课而全部幸存。此后7年，大家很少联系。
一个月结束，她陷入巨大的震撼：地震后很多人经历的家庭变故、人生选择，还有关于爱情与亲情的复杂体验，都超出她的想象。
第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来自班里一个优等生。地震前，陆春桥和她不太熟。但在7年后的长途电话里，她将家里的往事和盘托出，那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复刻版——
地震时，她在北川中学上初中，妹妹在位于北川老县城的曲山小学。她妈妈找到她后，听大家说，曲山小学已经没了，就灰心了，没去找妹妹。结果妹妹活着，被压了十几个小时，自己爬了出来。在那之后，妹妹对整个家庭都有一种怨气，觉得没人在乎她，她从小懂事，成绩好，但一直心事重重，那个坎儿，她过不去。
“我为什么不早点关注他们？”陆春桥觉得这件事要做，“那时全国媒体都在报道北川，一个极端就是很惨，一个极端就是歌颂。我看到的报道，或者是别人眼中的北川，没人去讲普通年轻人的故事。”
此后这3年，她一头扎进过去，拍这个幸存的班级里，36个人从15岁到25岁的十年青春，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初三四班》。
扛着机器跑来跑去的一千多个日子，她第一次理解了，在一个人价值观养成的珍贵十年里，地震对这群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给予他们幸存者的罪恶感、失去所爱的体验，还会或多或少影响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探索。就像一枚神秘的罗盘，冥冥中指引他们，又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里反复闪现。
幸存者的悲伤
2016年春节，陆春桥带着摄像机回老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拍摄。
大年初三，她组织了一次同学会，他们回到了北川中学的教室。8年没见，大家都成了大人模样。有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大家还是很快亲近起来，想起彼此的外号，陆春桥叫同学肖静“小脑壳”，肖静则叫她“米冬瓜”。
“我们是5月12号那天晚上，曾经一起背靠着背坐在操场上的那个班级。不管关系好还是不好，但凡能够一起经历这场地震，经历一次生死，你都觉得，你跟他（她）心里面是有连接的。”
20岁之后的日子，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肖静是初三四班里几个好看的女孩儿之一，十年后还会被男生们提起。5月9日，在北川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练功房里，我们才聊了两句，这位如今的舞蹈老师，眼泪一下子滚了下来。
很莫名。她没有直系亲属或好友在地震中去世，但2016年回到新北川工作后，她常常会被某种复杂的情绪击中。
有时候是走在新县城宽阔的马路上，有时候是站在崭新的少年宫里，“我会想起当时那些（去世的）同学、老师，总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好的条件，都是因为一场地震、那么多人死去，才换来的。”
地震那天，初三四班在操场里上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男生们打篮球打得正开心，女生们走在买冰淇淋的路上，稀里糊涂的，不晓得咋个就摔了，灰尘遮天幕地，听见喊叫，看到人跑出来，再看见教学楼垮了。他们15岁，个个都是懵的。
他们班的体育老师田强，在操场里大喊：“还有那么多孩子啊！都在里面，怎么得了啊！”楞在一旁的男生黄金城，呆呆看着田强，不明白他哭什么，心里第一反应是——“不用上课了”。
肖静呆在操场上，直到妈妈找到她，把她一下子抱住，跪下来，“哇——”地一声哭出来。那种哭法令人心碎，好像她全身上下唯一的器官，就是一双流泪的眼睛。肖静看着她，脑子是木的，别人叫她，她就转过头看人，不答应，也不说话，哭不出来。
陆春桥有个好朋友当时读高一，教学楼整个垮掉了，她想去救，但没办法。她们从小一起耍。那是一个爱扎马尾、喜欢穿横条短袖的女孩，一周前，她才开始和隔壁班男孩的恋爱。
还有他们的班主任，本来已经跑到了空地上，但担心有学生留在教室里，又折返回去，再也没出来。
只有他们，齐齐整整，是整个初中部唯一全部幸存的班级。那天晚上，他们在操场里坐了一夜，然后去了绵阳的九洲体育馆，最后到了长虹培训中心。先是住帐篷，之后住板房。
遇难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所以那年北川境内所有初中应届毕业生，不需考试，可以直接就读北川中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升入了北川中学高中部。
那时他们太小，班里多数人也没有直系亲属去世，很少去咂摸失去的滋味儿。在黄金城的记忆里，板房的那几年，甚至有许多快乐的瞬间，雨天枕头被淋湿，和男孩子们打闹，都是乐趣。
好像周围悲伤的事情，在他这儿就像拂过身上的一阵灰，拿手掸一掸，没什么大不了的。
值得研究的一代人
最开始拍摄时，陆春桥想拍的主题是“选择”，大学毕业，到达新的十字路口，她想知道同学们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哪里安家。更本质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很多人回了北川，有人早早结婚，有人在山里开挖掘机，还有一些在县城里做生意、送外卖、打工，为生计奔波。不是所有人都上了大学。地震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吗？她想了想说，“应该是影响了他们做选择的能力”。
她慢慢觉得，拍摄这个班级，其实是在拍整个北川中学的那一代人。他们有相同的命运。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代人——震后，北川中学是非常典型的、被最高权力关注也被社会极度关爱的一个学校。而他们那一届，是震后第一届高中生，也是新学校建好后入学的第一届学生。
他们的高中三年，是重建的三年，城市重建，心灵也重建。生活中的一些好事，他们都过早地、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
首先是丰盛的物质。震后两年，北川中学不用交学费，春节每个学生有500元压岁钱，成绩排名全县前100的，每月还有350元生活费。每隔几天，他们就排队领外界捐助的匡威、耐克，甚至还有洗面奶和卫生巾。
肖静原来是每周只有两天能吃到肉的山区孩子，但突然间，有了北京来的老师教她舞蹈，她进了艺体班，校服是裁缝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白衬衫、百褶裙，还有一套运动服，是好看的蓝白相间的网球裙。
陆春桥那时已经意识到，丰富物质的另一个结局是迷失，“很多很多小孩被这种关爱扭曲了，原来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但现在他觉得我不用努力学习，不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另一个原因是，学习之外的活动太多了。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广播就通知全体学生穿上校服，操场集合，哪个领导或明星又来慰问了，以前他们没见过的，那几年都见了。“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和心思去学习。”
也有客观因素，经历过那么巨大的创伤，人们没办法立刻缓过来。陆春桥印象中的高一，整个学校都沉浸在痛苦与虚妄中，老师天天守着学生，但无心上课，不，不是无心，而是没办法上课——因为他们的孩子也不在了。他们要花很大努力，才能让自己不站在讲台上哭出来。
黄金城所在的高一十班，3年里换过5次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换过3次，英语老师换过至少4次。高考时，他们班只有2人过了本科线。
当时的价值体系里，没人在意孩子们的未来怎样，活着已是万幸，快乐就好。“地震时多少小孩死了，你家小孩还活着，想要什么，家长就给他什么。”
3年后，他们都经历了不甚顺利的高考。在8年后的同学会上，很多人会感叹，在北川中学的高中生活“毁了”自己的一生。可是他们又会转念想，如果当时不那样，又能怎么样呢？似乎也别无选择。
“你知道，整个学习氛围可能很差，但你会觉得，这帮人一起经历过地震，需要理解、需要勇气才能够继续走下去，至少当时，你是和一群彼此能懂的人一起生活。”
理解父亲去世后大哭的母亲
那次见面会，一个女孩的发言让陆春桥改变了拍摄主题。
是一个叫母志雪的女孩，原来在班里毫不起眼，那天却在讲台上大放光彩，骄傲地宣告自己的梦想是当个包工头。7年的反差实在太大，陆春桥好奇她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跟拍一段时间后，母志雪成了纪录片的主人公。
片子的主题，也从“选择”变成“理解”：年轻人对过去发生事情的理解，对失去的理解，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对父母的理解。那是陆春桥觉得整个过程里，最让她感动、也最摧残她的部分。
地震时，母志雪失去了父亲。最初她怕别人可怜自己，故意表现得开朗，日子久了，这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再遇见陆春桥时，她刚刚开始一段恋爱。他们认识时间不长，但很快就结了婚。
谈这段恋爱时，母志雪投入而认真，她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2009年的春节，她母亲会一个人在河边哭了那么久。
父亲去世后那几年，最开始她很伤心，后来伤心变成一种遗憾。但她一点都理解不了母亲的那种伤心。这一年，有了爱情的体验，她理解了。地震后母亲的所有举动，失去丈夫的那种悲伤和不舍，她感同身受。她心疼母亲。
班级里年龄最小、1994年出生的黄金城，也开始理解他的父亲。他们父子在过去十年相处并不愉快。地震后，父亲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成天待在家，什么也不做，一发呆就是一整天。严重时甚至自言自语，还让妻子烟抽。震后家里一无所有，当时黄金城还在读书，母亲只好出去打工，硬撑着养活全家。
黄金城不能理解，家里也没亲人去世，怎么父亲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看着母亲辛苦支撑，就总和父亲吵架，骂他懦弱、没用、不担当。也是到自己工作了以后，他才明白，当地震发生后，他们一家走在废墟里，望着前后一片荒凉，父亲说的那句“这下我们是真的什么都没了”，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为顶梁柱的父亲，辛苦一辈子买的房子没了，工作也没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曾无比自豪的优越、安稳的生活都消失了，奋斗的半生顷刻间清零。人到中年，不再对生活有信心。其实没办法要求谁一定要坚强，父亲也很脆弱。
这群同学，现在25岁，再过十年，就是35岁，真正接近爸妈在经历地震时的年龄，陆春桥说，“我们都在慢慢往父母的年龄走，在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08年的很多东西。”
当年地震时，北川中学初三还曾有过一个被全年级热议的爱情故事。当时四班的一个男孩儿和另外一个班的女孩儿恋爱。女孩被埋在下面十个小时，男孩守了十个小时，怎么劝都劝不走。女孩康复后，他们分了手。所有人都说女孩变了心，爱上了志愿者，男孩儿的旷世真心被辜负了，女孩从未出来澄清。
一次回北川拍摄，陆春桥想起这个故事，去找了当年饱受诟病的女孩，她问起这件事，女孩说，如果不是因为地震的话，他们不会分手，甚至可能已经结婚了。
她觉得那份爱太重了。男孩当时说的是，就算你是残疾人，我也会娶你。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原本对等的爱扭曲了，成了负担，女孩觉得无法承受。没有什么第三者，也没有辜负这一说。
草蛇灰线般，只是一些非常细微的因素，让他们的青春和人生从此不同了。陆春桥那时觉得自己能够理解女孩了，大家都经历过爱情，知道没有人能在不对等的爱里得到自由。
眼睛里有泪，但是没有落下来
这三年，陆春桥进入一家电影公司，全职拍这部片子。为了贴补生活，她会接一下拍照的私活儿，也在网店上卖一些羌族特产，坚持下来并不容易。
在北川中学，她一直是最清醒的那部分人，她始终想走出大山。高二时，她就在日记里写，要逃离这个大家都浑浑噩噩的环境。
她成功了——到南京读书，不断接触外面的世界，也即将在大城市扎根。在大学里，她甚至会自我介绍说是成都人，为的是不让人问起北川的伤心事。但哪里想的到，这个片子又把她扯了回去。
这三年她是“熬”的，要耐些寂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不断回看当年的报道，了解以前的故事，而且，她不是一个完全的他者，地震里也有她心碎的回忆。
但等到真正拍完，她摊开这些素材，在上海的剪辑室里反复咀嚼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有幸，也觉得特别值得，辛苦这三年，她了解并进入了同学们的人生，还了解了她父母的爱情。
2017年，她一直拍到了母志雪结婚。在纪录片里，婚礼的画面非常动人。母志雪、她的母亲、她的丈夫，三个人微笑抱在一起。陆春桥在现场举着取景器，边哭边拍，对焦都对不准了。
“当你去了解画面里这个小女孩和她妈妈的故事后，你看妈妈把她的手交给男方的时候，真的会哭到不行。那一刻我看到这个画面，真是觉得，为这十年地震，划下一个很好的结局，和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在母志雪婚礼前一个月，陆春桥还去见过她一面。
那时候母志雪对着镜头，讲了一段想说给爸爸听的话：
爸爸，我想让你活过来一次，哪怕是一天，我就想让你看看我，我从15岁到25岁的十年，我过得有多么优秀。我现在马上要结婚了，要嫁给这个男生，如果你在的话，对他满不满意啊？
她没有哭，是笑着说的，但眼睛里有泪。这段话说完时，她的眼泪没有落下来。
陆春桥喜欢这个画面，她觉得这是她更想让纪录片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不想她在视频里哭，我特别不想有谁在我的片子里哭。”
初三四班的故事，还会拍成一部剧情片。2015年和陆春桥对话的那位前辈，就是金马奖制片人韩轶。后来韩轶介绍了导演柯文思和她认识。陆春桥提供了近十万字的采访素材，柯文思完成了剧本。这部电影将会在2019年上映。
在北川，很多老同学等着看她的片子。最初她去拍他们，他们受宠若惊：“哎哟，有啥子好拍的嘛。”后来是觉得她很辛苦，“怎么你还在拍？都三年了，还没拍完吗？”
他们都在这个小县城里生活，在交通局上班，在北川地震博物馆上班，有人开个小店，还有人送外卖。一些人结了婚，一些人很快就要做爸爸妈妈了。生活是很世俗的、扎了根的长久与平安。
去和肖静见面的那天中午，正好遇到北川县幼儿园里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做地震演练。
似乎是小班的娃娃，不过三岁，一个个粉嘟嘟的肉团子，瞪着大眼睛，小辫子东倒西歪，举起小书包，顶在自己头顶做保护状。
老师弯着腰，指着楼梯口绿色的安全通道标志问：“顺着这个箭头往前走，晓不晓得？”奶声奶气的童声拉得老长：“晓得——”
他们认真而缓慢地走下楼梯，往操场上跑去。北川的防震教育，在2008年后已十分完善。
这是震后的第一代孩子，他们内心毫无伤痕。他们也将是北川的新主人。
来源：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