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格隆：胡耀邦： 一个为中国解除了双重枷锁的伟人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题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胡耀邦 1977年初夏】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著：共产党人的良心
很多朋友问格隆：中国为何如此高规格纪念胡耀邦？
格隆的理解是：
在胡耀邦之前，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背着双重沉重枷锁艰难跋涉。是从胡耀邦之后，我们这个国家才开始了脱离枷锁的直立行走！
2014年12月29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了一篇题为《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文章，例举了包括遵义会议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四件我们必须要予以纪念的日子，其中按时间序列的最后一件，就是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去世。多数人在纪念这位曾经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都是因为他在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改革中居功至伟，被誉为“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以农村改革为例，包产到户遇阻，是他清理路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披荆斩棘的背后，与他主持制定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另外，他对涉及一亿多人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他在1978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段关键时期打破“两个凡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盘设计与强力推进这些具体事件。
但其实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怀念和祭奠他，只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因为他是一个一个好人，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正道直行的中国人。
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三年的吴稼祥这样评价这位最高领导人：“没有一点邪气，没有任何一点害人之心。从这个角度说，他同辈的类似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是胡耀邦湖南老乡；另一个就是习仲勋。按三人地位讲，彭德怀地位最高，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总结自己一生时说自己有三个『对得起』：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然后他说，他也有三个『没有』：没有说过假话，没有整过人，没有犯过极左的错误。我认为这三个『对得起』，三个『没有』，在胡耀邦身上体现得一样明显。”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1977年末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时确定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原则，300多万人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正名，这其中包括很多也在文革中迫害过胡耀邦自己的人。而对阴谋家、野心家和奸佞权贵，不管他们如何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他都嗤之以鼻，敢怒敢言。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周倜问他如何评价“四人帮”时，胡耀邦无所顾忌地冲口而出：“一群疯狗！”但在干校劳动时，当军代表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严词拒绝：“我没有什么揭发。”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曾撰文：“耀邦同志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为中国解除的第一层枷锁：精神枷锁
如果说新中国建国66年来有一个能称得上转折点的时点，那就是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大讨论。胡耀邦一手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次讨论最终把中国这个庞大的肌体从沉重无形的精神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整个中国的生产力才开始得以释放。
没有这次曲折、艰难，差点被扼杀的精神大扫除，断然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遑论“大国崛起”！
1977年3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甚至没有什么实权。彼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虽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权威。。
但胡耀邦硬是在一片混沌中抓到一点缝隙。
1978年3月，被胡耀邦调任《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收到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报社写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后来引起有关领导震怒，批为“犯了方向性错误” 、是“砍旗”的文章，杨西光不敢处理，送到了中央党校。但一直认为“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的胡耀邦却意识到了文章的重要意义。
当时特别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主持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审定，而负责此职的，正是恪守“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故而汪东兴断然不会让此文出来“兴风作浪”。为此，胡耀邦决定先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于5月10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通电。如此一来，就能避开汪东兴的审查。当时如此重大的举动，唯有胡耀邦的包天大胆，才敢通过此种方式绕过华国锋或汪东兴，突出重围。
这篇文章发表，等于摊牌。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在中国全面铺开。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感觉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此后被反复追忆、不断赞誉的这个历史结点，若无胡耀邦的魄力与智慧，不可能如此“华丽”。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著名的《交锋三十年》一书中便评价道：
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但这只是精神枷锁解除的开始。1983年12月，胡耀邦就一口气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松绑，即：（1）服装样式。（2）歌曲种类。（3）有恋爱情节的文艺作品。（4）人体绘画、雕塑。（5）电影、电视内容尺度。（6）舞蹈：集体舞和交际舞。（7）清查、禁止污秽物品的范围和办法。（8）人体结构、生理卫生知识教学。我们无法想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类似邓丽君的流行音乐被称为靡靡之音，人们失去了赶时髦、追时尚的权利。对此，胡耀邦特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从精神生活到衣着，胡耀邦一直保持开放姿态。他提出，“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还有一个细节是，天安门城楼之所以向民众开放，也是胡耀邦应一位希望有生之年能登上天安门的普通老人所请——这是小事，但胡耀邦的民本思维和开放情怀可见一斑。
胡耀邦向党内高干推荐过一本书：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著作《激荡的百年史》——日本脱亚入欧，虚心学习西方，终至世界经济强国——这是他鼓励中国人摆脱莫名精神枷锁，抬眼看世界的另一次努力。
胡耀邦为中国解除的第二层枷锁：组织枷锁
人们在评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时，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他在选择改变中国命运的突破口时，首先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然后才着手打破“组织枷锁”的。事实上，这两个“打破”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1977年初夏，胡耀邦在家中客厅里与一位同志谈话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竞争呢？
1977年12月15日上午，西单商场北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院里，忽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片鞭炮声，招引得行人驻足观望：这是为欢迎胡耀邦第一天上任，中组部门前出现的从未有过的感人一幕。随之，涉及一亿多人的文革冤假错案被纷纷平反。
因他的努力，300多万人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正名。他逝世后，一些老知识分子嚎啕大哭：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
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不是胡耀邦一人的功劳，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其推进平反的决心在他的一局话里体现无遗：“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为了推进平反昭雪，广开言路，胡耀邦规定了组织工作的“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这就是后来被人广为引用的“四不主义”。胡耀邦要求几位同志按他讲的思路写一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并于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发表，有如茫茫冤海升起的一线曙光，使几千万蒙冤受害者看到了自己政治生命复萌的希望。然而，组织部门有些人却非常恼火。理论权威打电话质问：作者在替谁说话？《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在说话？
胡耀邦这样鼓励受到压力的作者： “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作者告辞时，胡耀邦用了苏东坡的一句话鼓励他们：“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需要珍视的那些胡耀邦遗产
“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胡耀邦这位身高仅1米5多的矮个子，却魄力惊人，能量惊人，功劳惊人。斯人已去，今日我们祭奠这位伟人，更需要做的是检视其未酬遗憾，清理和珍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撰文回忆，“（辞去总书记之后）的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沉默，应是因为壮志未酬，有太多抱负还尚未实现——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检视这位伟人留给这个国家，需要我们珍视的遗产。
1、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齐头并进
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称，胡耀邦“不论遇到何种干扰，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同步”。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30年后的今天，“四个全面”已是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为位列其中。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方案。我们所称的改革，不是某一领域的改革，也不是某个层面的改革，而是全方位的改革。
2、完善民主集中制度
胡耀邦反专制，反家长制，反个人崇拜，反对将领导人神化。
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表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突出个人”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
邓小平也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胡耀邦支持“集体领导”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曾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同凡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别具一格。因此，在中共十二大，当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写入党章，他比谁都兴奋。
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们重温胡耀邦的这段话，也许更能体会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坚持，并对这种坚持充满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
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一种制度。
3、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讲话《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完整阐述了胡公对国与民的财富关系：“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他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极不以为然，斥责说：“他们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际是穷光蛋主义！”
后记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中国在这个多少有点寒冷的冬日里浓重祭奠胡公耀邦这位伟人，这是一个温暖的信号，它表示我们的历史会给每一个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呕心沥血的人予以公正的评价。正如胡公自己说的那句话：我们的历史是光眀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胡公耀邦，无疑就是这样值得我们景仰的脊梁！这位老人的正直、善良，实事求是的口碑，无疑会一直留在老百姓心中，就如同他朴实无华的墓地，至今还留在江西九江共青城，恬淡而洁净⋯
中国有幸，幸有胡公！格隆最后以胡公耀邦自撰的那句对联为结语：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来源：“港股那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