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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辰:与鲍彤讨论“六四”是不是当时邓小平发动的一场政变?

2018年06月19日 11:03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思辰

六四民运已经二十九周年了。纪念,首先就要了解当时学生真正的诉求,从而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否则,我们会对不起那些在六四民运中为中国献出自己生命的死难学生,就更谈不上把六四精神发扬光大,把之未竞的事业进行到底。

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三号发表了李南央采访赵紫阳前秘书鲍彤的文章,题目为:“鲍彤再看六四(一):的一场政变?”在文中,鲍彤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的矛盾”,邓小平借六四对赵紫阳发动了一场政变。鲍彤的意思是闹事的学生中了邓小平的计,学生的“动乱”是邓小平一步一步挑起来的。“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但邓小平的想法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

我不同意鲍彤的对六四真相的这种分析,因为他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贬低了六四争取中国民主的真正意义。

请注意,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李南央的这篇采访文章中,鲍彤在事实上并没有新的发现,只是对六四评价的观点产生了变化。诚然,鲍彤做为当初赵紫阳的秘书,他的观点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可能知道的内情比较多。但自从2007年1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宗凤鸣采访的赵紫阳的讲话(以下简称“宗采访记录”),我们以赵紫阳本人的有关讲话为依据来判断和分析六四有关的问题,应该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毕竟赵紫阳比鲍彤更了解当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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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弄清一个事实,六四事件是不是邓小平发动的从赵紫阳手里夺权的一场政变?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华国锋下台以来,邓小平不管在不在前台,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整个中国大权在握的唯一个人,是中国实际上的领导人。但既然鲍彤提出了政变的观点,我们必须再一次澄清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从宗采访记录中转载的(从赵紫阳本人处拿到的手稿)的赵1989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得到印证:“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既然邓小平仍然是掌舵人,他就有权决定整个大船航行的方向,同时可以随时决定谁当名义上的船长。所以就根本不存在邓发动政变的理由。他想撤换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是分分钟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把学生运动搞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有搞倒赵紫阳的可能性和理由。事实也是这样,由于赵紫阳在贯彻邓的开始准备武装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指令的过程中不够积极,有抵触情绪,赵在六四事件发生前两个星期,从5月19号以后就实际上已经被邓小平罢拓。这一点可以从宗采访记录中转引的赵紫阳的讲话得到印证:“关於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的大会的问题。我要说啊,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病假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赵紫阳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出,在1989年赵紫阳下台前后,所有的全局一直在邓小平的掌控之中,赵紫阳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他可以轻轻松松地让赵紫阳靠边站,事实上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赵紫阳从5月19号开始实际上就靠边站了,用赵自己的话讲:”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所以政变的说法就根本站不住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政变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像鲍彤所说的:“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那么,赵紫阳从5月19号下台后,邓小平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对学生运动大动干戈,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20多万军队到北京周边,动用坦克车,机枪和所有军队可以动用的武器弹药对付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几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民众。

排除了政变的可能,所谓六四是学生们受邓小平的利用搞倒赵紫阳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六四“的问题,根本上就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六四运动过程中学生的诉求非常明确,就是要求中国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实行民主。而要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就必然对提出挑战,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对之不能容忍,气急败坏的原因所在。

世界现代文明史,就是各国人民前赴后继,摆脱专制体制,争取民主的历史。一枝引来万花开,1989年中国“六四”的学生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当时的阵营各个国家人民争取民主的信心和斗志,对1989年底东欧各国及其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和这些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还谈到,鲍彤认为六四和文革具有共性,文革是被毛泽东利用来对刘少奇发动政变,六四被邓小平利用来对赵紫阳发动政变,它们从这个性质上讲非常相近。鲍彤这样的类比,严重地贬低了六四学生运动的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灾难,参与其中的中国广大民众确实是受了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蒙蔽。但参与六四的学生们及对他们声援的民众却没有受任何人的蒙蔽,是像当初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一样,是自觉自愿地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所以说六四民运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是意义完全相反的群众运动。把六四民运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相提并论,是对六四民运神圣使命的亵渎。

六四之后,很多同情并拥护一党专制的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六四惨案的发生归罪于学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他们就想法说明这些参与运动的学生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受了内部或外部势力的蒙蔽,导致了这场悲剧。鲍彤的政变说法,正好迎合了这种说法,为邓小平和中国专制政权的史无前例的对本国人民残酷镇压罪行开脱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要正确认识六四,必须摆脱一党专制的思维。鲍彤之所以陷于政变的思维,是他还没有摆脱维护一党专制的思维,认为邓小平的恶,并不代表中国的恶,与党无关。

我们引用李南央的文章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鲍彤的维护一党专制的思维:

“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

李:‘保党’是个误区?

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鲍彤的言外之意,“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党还是好的,只是被邓小平绑架,换一个人做党的决策者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邓小平这样做,同时也把党打的稀巴烂。

鲍彤到现在还不理解独裁统治的实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大多数国家的独裁统治都打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这些意识形态,只是他们推行独裁统治的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所谓的政党,也是他们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这么大的国家单靠他一个人是不能治理的,他必须要有一批对他言听计从的执行者,同时分享他杯里的一些羹。拿苏联近70年的历史为例,斯大林统治期间,整个国家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党,国家,还不是在他一个人的掌控之中。中国从1949年来的历史也是同样,从1949到1976年,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什么党,国家,还不是形同虚设。毛之后经过短暂间隔,自邓小平上台,整个中国还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党,国家,不都在他一个人的掌控之中?邓小平离去前,要把他之后的两代掌权人(集权者)安排好才放心离去。在这种体制下,想把它变成终身制,一人大权独握,也是易如反掌。

所以说,把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的利益对立起来看,是十足的政治幼稚。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利益,就是邓小平的利益,他代表了这个阶级,这个党。只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存在,它就会产生一个专权者掌握整个政权,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统治整个国家。所谓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独裁者的利益。党和国家,和这个独裁领袖,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试想一下,如果八九民运能够导致像稍后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解体那样的成功,不仅是邓小平的倒台,共产党的统治以及那个特权阶级也会完全不复存在,土崩瓦解。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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