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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观雨堂主：“道德错乱”下的卞仲耘之死
作者：观雨堂主
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指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信号预示，教师群体的巨大灾难即将来临。８月初，毛又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予以明确的支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北京各中学红色恐怖迅速升温，并在8、9月间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短短的时间内，仅北京市一地，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人数达1,772人，其中教师占绝大多数。
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内，提起北京被打死的教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卞仲耘其实不是教师，而是中共基层党组织的主要领导。网上可查见，卞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常识表明，在中国的学校内，党的书记负责控制教师的思想。卞仲耘给学生开过哪门课？卞在教室内、在三尺讲台旁，有过给学生传道授业、讲课指导、答疑解惑的经历吗？没有！同样早已被蔽屏的是，1957年在卞书记领导的学校反右斗争中，北师大女附中究竟有多少教师曾被划为右派、遭受无情打击。
长期以来，人们完全忽略了卞仲耘作为中共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而将她当作受害教师寄予深深同情。文革中，灾难深重的教师通常可分三类。一类是专业学养稍显厚重，超出一般教师以上，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类是因捕风捉影的“历史问题”或“右派”分子；还有一类是因平素不愿靠拢组织，私下言论存有异见的“现行问题”。这些教师被统称为“牛鬼蛇神”，即便那些小心翼翼、未被归为“牛鬼蛇神”的教师，起码也属“臭老九”。卞仲耘作为早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基层领导人，不存在“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有“现行问题”，更谈不上“反动权威”，就连“臭老九”这一贱称，也与卞毫不沾边。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不是将卞仲耘当作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揪出来，而是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走资派”揪出来的。
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师绝对是弱势群体，他们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嘘不已。全国范围内，教师被红卫兵任意批斗、围攻、毒打的事件，被社会广泛视作“革命行动”。现已渐入老年，口称“青春无悔”的“老三届”，全都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之中亲手殴打教师的凶手，也绝非少数。文革后整个社会对教师产生广泛同情，但对于文革中受冲击的各级官员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虽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种同情恐怕是极有限的。仅管现今中小学教师借助家教、补课、兴趣班等花样，大肆寻租捞钱；大学教师照本宣科、弄虚造假、骗取“课题经费”，更是公开秘密，但文革结束之初，整个社会对教师的同情，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事件上，只要淡化她作为“中共基层领导”的真实身份，强调他作为教师的虚幻身份，在争取社会同情的策略方面，肯定可多得分。
女附中的高干子女居多，这批人即现今所谓太子党。他（她）们的父辈在红色政权建成后的最初六、七年内，即已织成无形的资讯关系网络，以便互通重要的政治资讯，作为选择行为策略的依据，以求自我保护。太子党们正是依仗上一代资讯资源优势，把握中南海新的态势，以便窥测方向，迅速在学校捕捉、瞄准斗争目标。卞仲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牺牲品。
1966年6月1日，中央台广播了被毛泽东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将斗争目标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全国各高校很快被“发动”起来。仅仅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领导的班子，也成了女附中红卫兵的“革命对象”，并开始遭汹涌的大字报围攻、批判与漫骂。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全国大、中、小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由此运动继续被引向深入，斗争很快升级，这使原本在北师大女附中处于统治地位、足以呼风唤雨的卞仲耘，不仅失去自由，也开始遭受红卫兵丧心病狂的“武斗”。
十几岁的女孩子平时也许弱不经风，一旦被“发动”起来，穿起军装戴着红袖章，撸起袖管手挥棍棒，杀气腾腾地宣称要“誓死捍卫毛主席”，那架势令人不寒而栗。教师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们不仅被戴着高帽子游街、下跪，或“坐喷气式”，被打翻在地时红卫兵小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什么样的“一只脚”？这是穿着厚皮军靴的“脚”，这种厚皮军靴也只有曾参与打天下的高干家庭才会有。这个穿着厚皮军靴的“脚”，往往是踏着受害人的头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别以为我这是在信口开河，当年真实历史的惨状，我远远无法完整表达。
我至今记得，那段时期内北京曾有一名教师，被一群红卫兵押著在街上游斗。红卫兵手上带钢扣的大皮带不断抽打在他的头上、脸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之下，这名早已伤痕累累、额头淌著鲜血的教师，忽见对面有汽车急驶而来，猛地奋力朝着汽车冲撞，当即惨死于车轮之下，场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对这样陷于绝境的自杀者，红卫兵的评价竟是：“态度极不老实”；当年社会上对受害教师的自杀，结论全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卞仲耘死于这一年的8月5日，她死于红色恐怖的罪恶，死于高干子女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一点在今天已无丝毫疑问。8月5日又是一个重要标志性日子，毛泽东在这一天公开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此宣告刘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数万红卫兵，打死卞的主要凶手被推举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打死卞的凶手给予了鼓舞：“要武嘛！”这一基本史实，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无人不知。从此凶手更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校名为“红色要武中学”。8月23日起，红色恐怖的暴行开始向全国漫延。8月24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对他的部下告诫：“如果你们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的回答是：“好人打死坏人，是活该；好人打死好人，是误会；打死了就算了，我们根本不用管”。公安部长一席话，标志着一个社会完全进入野蛮、黑暗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卞仲耘的不幸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其中一个原因是卞被人为添加了虚假的教师身份，同时淡化了她作为主宰教师生杀大权的中共基层头目的真实身份。2009年，卞的铜像在北师大实验中学（原女附中）的实验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凶手则以“太子党”与留美博士的双重身份回国，在卞的铜像面前惺惺作态地默哀、凭吊，并向卞的家属作了轻描淡写的道歉。独立制片人胡杰在记录片《我虽死去》中，也是把卞当成优秀教师加以颂扬与怀念。网上大量关于卞受迫害文字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但没人注意到，文革中那些在底层受到最野蛮残害的教师和他们屈死的阴魂，至今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作为中共控制教师思想的学校最高领导卞仲耘，却成了受迫害教师群体的代表。至今只要谈起教师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人们想到的是却是卞仲耘。在我看，这对无数受尽迫害与摧残的教师而言，实在有欠公正。
美国著名华人牧师冯秉承，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在布道视频中冯牧师讲起一件事：北京某中学门房的校工，被怀疑有“历史问题”（可能正因“历史问题”而不许教书，只得当门房工），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毒打，勒令交待“反动罪行”。这是1966年的冬天，气温约零下20度。被捆绑在操场旗杆的这位校工，遭受的是怎样一种法西斯酷刑呢？红卫兵先将一桶烧到沸点的开水，从他的头顶浇灌而下，紧接着又是一桶近于冰点的冷水浇下去，再接着又是一桶开水……这是一幕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迫害，几桶水下去，受害校工头上脸上早已皮骨分离……
这个可怜的受害者，果然是“死了也就算了”。半个多世记过去，除冯牧师在布道时提起外，人们早就忘了受害者曾经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的事实。还有上文提及的在街上被游斗、被殴打，只能一头撞向汽车以求解脱的教师，还有无数我们根本不知情的受害教师。互联网上甚至找不到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每人都有自己一段极其惨痛的经历。他们与卞仲耘不同，因为他们在强力专政的铁蹄下，只能属于被唾弃的异类或任人宰割的牲畜；他们的生命如同蝼蚁一样微不足道，人们不可能为他们建造纪念铜像，也不可能有人表示道歉。
当初迫害、毒打他们的凶手，也许早成为呼风唤雨的各级党政领导，或是腰缠万贯、二奶簇拥的官员，或是留洋博士、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之流。大批受害教师的苦难正在被一天天地遗忘，而曾经是中共基层组织中掌控教师思想的主要领导人卞仲耘，却代表全体受尽迫害的教师群体，受到人们在互联网上、在电子媒体上的广泛怀念。这正是麦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记指出的“道德错乱”（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着对无耻与不道德的公然认可。
不要用卞仲耘在遭受太子党的凌辱与毒打时的惨相，去掩盖卞在学校曾享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真实。如果说我对文革中深受灾难的教师怀有10分的同情，那么对卞的同情，充其量仅保留5分。原因在于，卞仲耘并非教师，而是控制教师思想动向的中共基层领导，因而也没有资格代表教师。打死卞仲耘的主要凶手，其父系“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重要成员，被打死的卞仲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重要一员，双方属同一阵营。卞仲耘之死，似乎印证了恶魔史达林的一句话：“死一人是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卞仲耘之死，完全可归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经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同样因受迫害而死，也无法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责任一样。其中一个道理似乎在于，刘少奇在对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从来就不会手软。
卞仲耘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