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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陈闯创：铭记六四我们做到了 超越八九需要再出发
作者：陈闯创
这是全美学自联连续第30年纪念六四大屠杀，对于所有到场者来说，无论是第一次来还是曾经多次参加过，我想大家都不会对纪念六四感到有何不自然，但下面我要谈到的五个问题，可能答案并不是那么自然。
这五个问题是：我们是谁？来纪念谁？我们为什么纪念？别人为什么不纪念？将来会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谁？
这是说我们有什么共同的身份。有的，我们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见证者和反抗者。
准确地说，六四不仅包含屠杀还包含抗暴，而且是两场屠杀和两场抗暴。第一场屠杀是肉体的即刻消灭，主要发生在1989年6月3日夜至次日晨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附近，当然还有其他城市如成都等，凶手主要是全副武装的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害者是试图阻止军队镇压的市民和学生，这场屠杀的确切伤亡数字至今不明，可靠估计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受伤。第二场屠杀则是整个中共政权，尤其是专政和洗脑机关，对真相的掩盖、对精神的屠杀、对正常心灵的长期泯灭、围绕记忆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从1989年6月4日晚7点的新闻联播直至今日，受害人是所有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场对真相对记忆对精神的长期屠杀中受害。针对这两场屠杀，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大无畏的反抗者、抗暴者。我们，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来到这个地方，则是因为我们在这两场屠杀中侥幸存活或者说复活，使得我们有机会为屠杀提供见证，并且要持续反抗这第二场屠杀。
第二个问题，我们纪念谁？
我们不仅要纪念在1989年6月4日前后在北京、成都等地的大屠杀遇难者，我们还要纪念在此后长期的记忆战争中阵亡的反抗者战友们，所以我想我们至少要纪念以下4类人。
1.六四前后被中共军警杀害的街头抗议者，如已知最早的牺牲者32岁的北京工人宋晓明，如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中弹牺牲者24岁人大学生程仁兴，又如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女生，她和北京理工大学学生陈卫手挽手阻拦共军吉普时，她被车内军官举枪直接往脑门开枪打死。
2.六四后大镇压中被中共污蔑为暴徒而判处执行死刑的普通民众，如1989年7月8日被枪毙的四川成都50岁农民周相成、22岁农民王贵元，他们做了什么呢？就是在共军六四开枪后为表达抗议而在民众烧军车时提供了火柴、报纸等物品而已。
3.在六四后大镇压中虽未被判死刑但因酷刑、疾病等死于监禁或获释不久即亡故者，还有些是六四遇难者的亲属或民运参与者在大镇压、大清洗中无法承受长期的心理折磨而自杀或抑郁而亡者。如受酷刑的如温杰（北京服装学院教师，1991年去世，年27岁），胡践（太原工业大学讲师，1995年去世，年44岁），蒲勇（四川副乡长，2002年去世，年35岁）。1989年自杀者如中央戏剧学院83级学生韦武民、清华大学87级硕士生唐祖捷。
4.第四类是在中共发起的对真相的大屠杀、对记忆的战争中的反抗者和受害者。这些人在六四屠杀后彻底抛弃了对中共的幻想，明确对中共政权的彻底反对立场，他们往往是长期坚持反抗、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长期处于监禁甚至最终死于监禁：如杨天水，李旺阳，陈子明，刘晓波。最后，还要特别提及在流亡者客死他乡的长期为六四做见证者，他们到死也不能回到中国，如赵品璐、王若望、方励之、余志坚、张健。
第三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年复一年的纪念六四？
我想除了铭记六四屠杀本身的意义之外，同等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对第二场精神屠杀、记忆战争的反抗，来防止第一场屠杀卷土重来。简单地说，纪念六四，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下一次六四。很显然，民众对记忆屠杀反抗的越弱，人们越是不知道六四屠杀的真相，中共掌权者从屠杀中获取利益就越大，他们就越有动力驱使和自信来重演第一场屠杀，因为他们看到了通过屠杀他们已经延续了至少30年政权，那么当下一场无可避免的超大型抗议重新发生时，掌权者必然会再次下达开枪的命令。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尤其是军人都尽量知道上一次屠杀的真相、知道屠杀的错误，才有可能避免历史重演，才有可能让军人在接到开枪命令时不再执行甚至调转枪口。
这也正是学自联自2001年起设立“自由精神奖”的原因，我们在每年六四纪念活动中颁发此奖来颂扬和表彰中国公民不畏专制恐怖、蔑视极权强暴的勇气，和以良知、鲜血以至生命来追求自由的精神。民主运动、对抗记忆战争固然需要知识分子讲道理、揭露和传承真相，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励更多的普通人展现道德勇气来参与抗争。我们不能总是在英雄死后表彰，而是尽早给予这些先行者以鼓励。就像2012年的“自由精神奖”得主李旺阳先生是在他离奇去世前两天获奖，我想李先生虽然主要死于中共对他的残酷迫害，但外界对于他和类似勇士的关注支持太少想必使他深感绝望，让在他离世时充满了哀伤。再比如近一个月来因为与纪念六四有关被预先逮捕的邓传彬、尹旭安、王默、马萧、张宝成、沈良庆，这些人都是普通民众需要我们去声援、鼓励和支持。
这也就引到最后两个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纪念六四？只有我们这些极少人纪念六四能有什么用？
将来，比如明年或再过30年也仅是我们这么些人来纪念六四吗？这就回到了我今天演讲的标题“铭记六四我们做到了，超越八九需要再出发”。当然要承认，中共的洗脑宣传、记忆战争、对真相的屠杀基本上是达到了目的，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要么是不知道六四真相、要么是知道也不敢谈、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开枪是对的。我遇到过多位甚至在1989时在南京、成都上过街的大学生也对屠杀不知情。六四当时死伤数万人，其中死者至少上千人，为什么我们只见到200多位死者的姓名，为什么其他遇难者家庭至今不愿或不敢站出来讲述他们家人的受难经历？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讲述真相会遭遇中共政权的镇压，而他们在社会层面又感受不到支持和对真相的诉求，也就不敢讲了。
那么全美学自联成立之初所代表的那几万人呢？为什么他们在没有明显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从原来的纪念六四转为放弃纪念甚至投靠中共政权了呢？六四没过几年，尤其是在1993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生效和学自联五大上所谓激进派和温和派激烈冲突后，学自联就大为削弱，各个学校的中国学生会也纷纷重回领事馆的怀抱，甚至很多学自联骨干投共为中共效劳。除去简单的道德评价和智商判断，我想这些不再纪念者更主要的原因是利益的诱惑，他们无法从事长期艰苦的反对，他们要在所谓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投机、自谋分肥。
很清楚，我们这些纪念六四屠杀者对中共极权持整体批判、彻底否定的判断和认知已被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证明是对的，我们的反对立场并没有错，中共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由化，相反数字新极权的程度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可怕。在过去30年中共极权和西方自由社会长期媾和的过程中，像学自联这些坚持下来的彻底反对派必然被中美国（chiameica）边缘化、嘲弄为loser，这不奇怪，这更加证明坚守者的荣光。
最后一个问题，将来会如何？
明年31周年时来的人会更多还是更少？再过30年我们还是只能在这里而非进入对面的新中国的大使馆里对64遇难者进行官方追悼吗？对此我是乐观的，因为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共极权的迅速膨胀在近年来终于让目光短浅的西方自由社会惊醒了，他们无法再与中国媾和，中美经贸脱钩已成必然，在美华人试图两边通吃已经越来越难。中国不民主，世界不太平，走出中国的人也不得安宁。为防止排华，华人必须反共。
学自联为维护留美学人权益、促进中国民主进程和维护人权，曾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年中美贸易战时曾有知名自媒体人评论：在美国公开注册的冠以全美性华人名义的社团组织60多家，绝大部分亲共，只有“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是明确反共的。在美各大学的孔子学院已经陆续清除，受领馆指示的CSSA也频频被曝光丑行，已被美国政府盯上。类似全美学自联当年院外游说的高潮即将重新掀起，学自联急需做好准备欢迎可能大量涌入的新人，建立与新学人们更广泛的联系。我们会继续高举学自联独立和自治的旗帜，继承“六•四”蒙难者遗愿，为中国民主化而努力。游说团体、组织力量基地、理论探讨平台的任务都需要将来的学自联承担起来，我们热情欢迎新学人加入做义工，也欢迎老学人归队贡献才智。
来源：华夏文摘第一四七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