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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国大物理（十三）
作者：生于0715
第六节 经济过家家
钱去了哪里（where
is the money going）？金钱是经济的血液。观察一个社会的经济，一个关键的方法是：follow
the
money（追随金钱）。如果弄清楚金钱的走向，就能理解经济模式，并且判断经济的发展方向。从资金的流向的角度，几乎所有的国内经济部分都开始儿戏，或者叫做经济过家家。
炮灰的特点，就是将严肃的经济问题当作过家家。在中国，炮灰都在热切地希望财富增值、叫嚣着房价上涨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自己兜里的钱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难、同时需要付出的金钱越来越多。炮灰的根本问题在于，认识不到自己陷入穷困状态，无法认真思考自己的穷困的原因；而是看着别人赚钱，觉得自己也能够赚到钱，觉得自己未来也能够成为富人。
在1949年之前，广大农民跟着打土豪分田地，觉得自己也能够分杯羹；拿到土地后，没想到需要交纳份额极为沉重的公粮，这时候农民才傻了眼，但是已经倒退不回去。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蚁族在毕业后，收入微薄、生活在大城市的边缘、居住条件极为恶劣，承受着越来越高昂的生活费用。这些蚁族反而更加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觉得自己将来能够赚很多钱，能够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出国旅游等等。不论49年前的农民，还是21世纪的蚁族，都充满乐观情绪（或者叫做正能量）。可以说，两者跨越时代、跨越区域、跨越学历（知识），都表现出同样的心理特征。这是因为，两者都看不到金钱的动向，无法理解不同利益集团为了截流金钱而相互之间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两者都可以充满乐观。当炮灰充满乐观的时候，真正涉及金钱或者掌控金钱流向的人，实际上却采取强有力的资金控制措施。
地方体制是资金链断裂的突出环节，其控制措施也极为坚决。早在1994年，朱在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实施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措施。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从最初的20%增加到50%，而且中央截流的是最肥的部分，同时将主要的费用都留在地方。地方的金钱收入大幅减少，同时金钱支出基本不变，让地方财政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当时，地方财政普遍实施拖欠工资、拖欠医药费等措施，也就是能拖欠的钱都拖欠。之后，朱开始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以及后来的房地产立国政策。同时，朱开始大量印钞，通过金融操作让地方体制逐渐获得资金。在21世纪的前10年，在房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地方体制通过卖地逐渐获得越来越高的收入，其开支水平也大大加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央体制推出4万亿政策，地方则更加迅猛地进行经济刺激。地方经济刺激的政策，除了来自于卖地收入之外，更多地是通过银行贷款。2010年下半年之后，中央体制进行贷款急刹车，地方体制难以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改成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增加资金来源；当地方财政平台也被控制后，开始发行大量的理财产品筹资，获得资金来源。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10年地方债务累积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而业界则认为这个数字远远被低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体制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到达连利息都还不起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体制对于银行的态度是，要钱没有，甚至连利息都不还，银行只能通过债务滚动的方式，让财务报表不显得过于难看。或者说，不论银行贷款、融资平台贷款、还是理财产品，都已经处于游戏状态。银行和地方体制双方明知道债务已经成为死账，但是大家都假装债务还存在，也就是过家家。
地方体制的控制措施体现在方方面面。从2011-2013年，各地拆迁造城运动还在继续，因此债务还在继续累积。这种债务积累不仅仅包括对银行的欠债，而是包括各方的建筑供应商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商的欠债，这方面欠债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属于潜在的欠债。例如，2013年9月，山西省大同市曝出欠债超过110亿元（业内人士估计），准备以5亿元向投资者出售大同云冈石窟“托管权”的新闻。根据大同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大同市2012年一般预算财政收入为80.30亿元，同年支出则达到了186.79亿元（也就是赤字达到100多亿元）。即便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大同偿还债务也存在困难。可以说，仅仅2012年一年时间，大同市就增加了最少数十亿元的债务，所以到底大同市的总债务有多少，只有体制内部人士才知道。从2013年开始，大同因为已经无法支付各种款项，其各种工程相继停工。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各种工程都是供应商进行带资（垫资）建设，有的是所谓的BOT项目。也就是供应商先花钱给甲方业主进行建设，然后甲方业主事后给供应商结款。而各种工程相继停工意味着，大同市政府已经在早些时候停止对供应商付款，可能一年、可能两年。而供应商在感到绝望的情况下-也就是过去的垫资不可能收回、或者过去供应商的资金已经枯竭，新的供应商不愿意再进入的情况下，才被迫停工。而大同市的债务和停工问题不是个案，而是反映出各地地方体制面对的困境。在庞大的债务压力下，同时各种借款的途径已经用尽，因此地方体制的资金来源已经基本枯竭。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体制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在加紧搜刮各种税费（增加收入）的同时，全面拖欠各种款项（大力减少开支），包括拖欠银行贷款和利息，以及拖欠供应商的各种工程款和其它款项。对于供应商来说，给地方体制进行大量垫资，而且出工、出力建设了一两年之后，得到的只是一个欠条。这样的欠条的意思是：体制知道欠着供应商的钱，但是并没有承诺还，或者没有打算还，还不还主要看体制的资金状况，以及体制领导的心情。如果现任领导换届走人了，即使体制有钱，也不会给供应商钱。到时候，新的领导可以说，谁任上欠的钱谁负责，谁欠的钱去找谁。可以说，体制这种积极借钱、然后欠钱不还的过家家一直在玩，反复在玩。当地方体制的资金已经完全没有的时候，只不过最后玩一次而已，
不仅地方体制欠债规模巨大，中央体制单位的债务规模也是类似状况。虽然中央体制掌控印钞机，通过直接印钞和国家贷款的方式，给各个中央体制单位直接发钱；但是，由于各个体制单位由于巨额投资，其资金链同样异常紧张。例如，铁道部欠款迅速增加，到2012年9月的负债超过2.6万亿。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负债仅仅是铁道部方面的单方负债。在高铁建设中，铁道部还跟各个地方体制进行合作，也就是地方体制和中央体制各分担一部分负债。通过这样的方式，铁道部的负债表可以变得好看一些，但是实际的整体负债要高得多。在2012年四季度，铁道部宣布，各大银行对铁道部追加授信2万亿。如果从这个消息上看，铁道部还会继续有钱，还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入。所以，炮灰们又开始积极起来，认为万里大停工只是暂时现象，铁道部还有钱可花，自己也有钱可赚。但是到2013年底，铁道部获得授信的2万亿资金也没见出现，或者说铁道部开始就和大家在玩过家家。过家家的意思是，反正知道自己说的话也是假的，与其说的少，不如夸下海口，反正自己也不会当真。不久之后，铁道部变成了铁路总公司，可以说过家家的主体都变了。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立即有专家提议，对铁路总公司的债务剥离。估计中央体制决定这个过家家玩的有点大，反正2万多亿（在2013年底可能已经超过3万亿）的债务也偿还不了，只是挂在账上，因此就不折腾了。同样道理，各个央企单位也要求各个总包、分包商带资建设，而且带资建设规模巨大。至于还钱的问题，央企单位虽然在资金上相对宽松一些，但是同样严重拖欠，想给供应商付钱就付钱、不想给付钱就拖着，甚至直接拒绝付款。在2012年之后，随着中央体制单位的资金也逐渐紧张，拖欠款项的项目越来越多。大量参与带资建设的私人底层承包商因为一两年时间（甚至时间更长）拿不到款项，从富人变成穷人。
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单位巨额欠债的情况下，银行也开始拿私营企业开刀。2009年之后，由于银根大幅放松，过去一直得不到贷款、主要靠民间资金的私营企业，也获得了条件极为宽松的贷款。很多私营企业在银行的怂恿下，大量贷款扩大生产，或者贷款投入房地产。私营企业贷款投入到房地产，银行知道企业的贷款属于用途违规。但是，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贷款是白来的钱，觉得就像是过家家。例如，在钢材行情火爆的2009-2011年，地方支持钢贸的发展，给予很多优惠政策。由于钢贸的火爆，银行逐渐进入钢贸领域，对钢贸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贷款。这些贷款并不是主要用于钢贸本身，还投入房地产和高利贷，或者直接用于挥霍消费。2011年之后，国家对于银行的存贷比开始严格进行控制，也就是控制银根的一个举措。由于在账面上，地方体制贷款属于优质贷款，而且银行也不敢过于得罪地方体制，更重要的是地方体制没钱还贷。因此，各个银行将目标对准私营企业，开始从私营企业上抽贷。银行哄骗私营企业说，先归还了银行贷款，然后银行再对企业进行续贷。结果，很多私营企业到处借钱、或者借高利贷，归还银行贷款。等银行拿到钱之后，再告诉私营企业，不再进行续贷，直接让私营企业陷入困境。在2012年下半年，随着钢贸贷款开始大规模爆破，导致不少银行陷入困境。因此，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抽贷更加积极、借贷更加严格，进一步让更多的私营企业陷入艰难之中。另外，银行帮助地方体制推销理财产品，进一步吸收社会中的资金，导致社会中资金进一步紧张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以及银行的持续抽贷，在09年后进行贷款扩张的私营企业失去资金来源，也就是现金流日渐紧张，进一步加剧了高利贷的状况。虽然私企所谓资产上亿，但基本都是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空架子。没有了现金流收入，再加上银行抽贷和高利贷抽血，导致私营企业加速倒闭。可以说，银行对大多数私营企业的贷款从过家家的方式开始，私营企业以过家家的方式进行投资，银行再以过家家的方式抽贷，然后过家家一样散伙。
进入2013年，过家家的模式已经深入到私营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在2011年之前，私营的实体经济已经形成较为紧密的链条和网络，信用往来密切频繁。在相对熟悉的生意伙伴中，大额借款和赊销经常出现。不过，从2011年开始，由于社会资金链开始断裂，逐渐开始出现私营老板的跑路现象。不少私营老板在跑路之前，不是将商业关系的利益结清，而是借更多的钱、或者尽可能赊更多的货。结果，一个人跑路，导致更多的人遭到损失。另外，银行诱使很多浙江的企业进行企业贷款的相互担保，这样能够增强信用。但是，一个企业倒闭后，牵扯多家其他企业遭到损失。进入2012年，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从冰崩到雪崩的深入，跑路和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采取现金交易，对月结付款的信用交易失去信心。现金交易的结果是，交易量显着降低，也就是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周转率下降。由于大多数中国生产和销售企业的产品价格低、利润薄、主要靠销量维持生产，交易量下降的结果是，相当多的生产商撑不下去而倒闭。其中，有的生产商为了生存，接受信用交易，业务量也比较可观。但是，真到了结账的时候才知道，这些订单以信用方式付款，而客户本身就没任何信用，也就是根本没有付款的打算。一些中国的知名消费品或者行业内知名企业都采取类型信用采购方式，在采购了产品或者服务之后，持续拖欠货款。另外，由于经济形式迅速恶化，一些地区为了刺激经济、增加收入，降低开公司的门槛，大量新公司纷纷成立。这些公司成立后，只考虑通过信用采购骗货，然后随时可以消失。当成立时间较长的大公司和纷纷成立的小公司普遍进行信贷采购，也就意味着整个生意变成过家家。如果坚持现金交易，就随时因为没有业务而倒闭；如果为了业务，就随时因为信仰交易的无信用，亏得更惨、倒闭的更快。这种情况就像09年之后，大量贷款的企业往往先倒下，而且经常牵连一大片；谨小慎微的企业反而能活下来，活的时间长一些；而越早停工和卖掉的企业，则利润能够留住。或者说，在过家家的商业环境中，除了骗子之外，正当经营的私营企业生存空间已经基本失去。绝大多数企业都在消耗利润和过去的现金积累，一波波的倒闭潮持续在消灭剩余的企业。
钱到底去哪里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13年9月底，中国货币总量M2的数额已经达到107万亿。按照1：6.1的美元兑人民币比价，人民币M2超过17万亿美元，远超美元M2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体。同时，在过去几年，地方体制经济的欠债急剧增加，而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民众手里钱大量变成房子、车子等物品，手里的现金也显着变少；私营经济中的现金更是困窘，很多企业随时面临现金断流的状况；甚至连中央体制单位也开始紧缩，钱不像以前那样充裕。这时候，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如此巨量的钱都去了哪里？
分析中国的经济循环模式，就可以看出钱的流向。当政府印钞之后，开始大规模发放贷款。大规模贷款分为两部分：1，国家专项贷款，专门拨给铁公基等大项目；2，其它贷款，包括商业贷款、房贷等等。大项目有钱后，就开始工程招投标和施工建设。在大型工程招标过程中，关键权贵通过权力操控，获得12-20%的资金份额；然后层层转包，权贵的不同级别的奴仆们获得30-40%以上的资金份额，留给项目50-60%的资金（或者更少）建设。所以，一边是权贵们空手套白狼得到30-40%以上收益份额，一方面是剩下的钱支持了钢铁、水泥、机械、建材等巨大的产业链。其它贷款主要进入地方，支持地方体制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私营经济。地方体制也如法炮制，一部分进入地方权力者手中，一部分进行经济循环。随着资金越来越紧张，决定贷款流向的人，也从中再捞一笔。比如，很多银行将正常贷款业务转为实际的高利贷项目，最少从中获得年息10%的额外利润，这些都进入相关权力者的手中。当铁公基项目建成运营后，也成为权贵们消费的主要买单者。所以，铁公基和房地产等项目规模越大，权力者手里的钱就越多。而且，每进行一个项目循环，权力者就能从中白手获一道利。几个循环下来，债务就累积到中央体制、地方体制和炮灰们的身上，而钱则累积到权力者手中。另外，中国在过去积极吸引外资，依靠外资的力量发展中国经济，或者叫做以资源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进入中国的外资依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雄厚的实力（包括资金实力和超国民待遇），加上较为良好的信誉，不仅从政府工程中获得大量业务，也从中国消费者手中获得大量销售收入和利润。
这些钱基本不会再回到流通领域。当体制权贵和各级奴仆赚到钱之后，有一个关键的特点是，这些钱基本不会再回到整个经济循环中。因为，体制权贵通过权力获得金钱，也就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不论什么样的业务，只要权贵插手，就能够一文不出而获得利润。所以，这些钱只是消费基金，供权贵们在国外和国内享受。需要说明的是，权贵们即使在国内和国外进行享受，也主要购买的是外国进口产品，最差也是外资品牌产品。如果将购买外国产品也归类于国外享受，那么权贵们的主要消费进而，是进行国外享受。由于权贵们和各级仆从的收入过于容易，金额巨大；同时消费相对较小，因此结余了巨额资金，多数趴在各种银行账户中，还有少部分现金留在家里的床垫子底下。从整个体制分配的角度，离体制中心越近的人们，存留的资金越多；而且，按照个人级别的差异，其资金存留也呈几何级数增长。由于做无本万利的买卖已经形成习惯，因此即使让他们投资，也需要投资小、见效快、获利丰厚的项目。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项目并不好找，甚至说很难找到。因此，这些资金基本会留在银行和床垫子底下，很难再重新进入市场进行循环。同样道理，对外资获利的分析，主要可以通过两方面：1、铁公基和房地产建设：虽然中国生产天量的钢铁、水泥、建材等产品，但是关键的各种大型设备、各种关键零部件等高利润产品，基本由外资垄断；2，权贵消费：权贵消费的服饰手表、汽车电子、高档建材、医疗设备和耗材、食品等等，都是国外采购、或者是外资品牌在中国生产。从上述产品的种类可以看出，这些外资投资中国后，都是一次投资，长期见效，而不需要再进行投资。所以，外资在中国积累了巨额利润，转化成现金储备，也基本退出流通领域。
从资金的流向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处于过家家的状态。考虑到权贵们的现金财富极差，可以很保险地说，中国1%的人垄断了95%以上的社会资金。在体制的铁公鸡和房地产行业，以及私营企业的消费类行业，真正做事的人赚不到钱，或者基本都是赔钱。从经济的角度，虽然这些做事的人看上去在做事，但是本身毫无经济意义或者价值；其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仅仅是权贵捞钱的道具。也就是时候，中国经济只是过家家，而底下的实质是印钞，以及权贵对钞票的截流，并且通过这些截流过上奢侈的生活同时，外资企业作为权贵的主要支持者，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资金流动的角度，权贵们和外资获得的利润基本不再参与生产经营，也就是不做经济中的流动资金，而只是属于闲置资金而退出经济循环。这种获利后，资金很快退出经济的表现，也说明经济只是过家家的假经济。当权贵们的资金都存在银行账户的时候，权贵们的现金随时可以流动，不用考虑抽走资金的后果。同时，权贵们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转移资金。另外，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往往以投资公司的方式出现。在获取利润后，也同样通过投资公司等方式，掌控着资金。这些资金也同样退出中国国内的经济循环，而作为闲置资金存放。或者说，权贵和外资企业，都很了解中国经济的实质。因此，不论是权贵的无本万利，还是外资企业的一本万利，都只是将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媒介，从中抽血。
当真实的利润离开过家家的中国经济，这些资金实际上已经变成游资。游资的特点非常清楚，一是逐利，哪里出现高额利润，钱就会涌向哪里；二是避险，觉得现在的环境出现危险，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逃离。权贵和外资的资金在退出中国经济后，也明显体现出游资的特点。如果权贵和外资认为中国已经无利可图，就会直接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伺机对外投资，寻找利润更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如果认为中国出现危险，则迅速换成美元，以最快速度逃走。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监控机制，而且中国体制牢牢掌控着外汇储备，因此能够随时监控大规模资金动向，也就是随时防止资金大规模外逃。当然，这些监控体系掌握在权贵手中，由权贵决定监控哪些资金或者哪些人。当然，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权贵的资金外逃，而让权贵的资金在遇到危险的实惠，外逃速度更快，也就是让领导先走。另外，由于正规外资受到国际协定的保护，当外资想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有义务以官方外汇牌价，将外资手里的人民币吃进（并且进行注销），然后把美元换给外资。这种规定连权贵资金也无法违反，因为其根本的保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无可匹敌的美国。从总量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到2013年中期已经达到3.5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如果按照1:6.1的汇率折算，这些美元储备总共折合人民币为20多万亿。而且，如果分析中国外储的构成，就会发现其中可快速折现的不到1万亿美元。所以，一旦权贵和外资集体行动，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堪一击，随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想方设法堵住资金外逃的窟窿，但是权贵会自己堵住自己的活路吗？另外，外资（主要以美资为主）如果换不到钱，可以直接寻求美国帮助，美国直接冻结中国账户以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所以，权贵资金和外资就是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随时冲垮外汇储备，引发人民币接近一文不值，粮食短缺、社会系统停转，中国开始大物理的进程。
中国经济危机可能成为资金外逃的导火索。从事件的角度，资金外逃的导火线可能有多种，比如某些社会事件爆发，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权贵和外资认为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开始外逃，经济直接崩溃，社会开始陷入混乱状态。不过，由于中国共产体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过于强大，因此社会事件发生和连锁反应的几率会比较小。从宏观的角度，资金集中外逃最主要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经济危机，也就是权贵和外资觉得中国市场已经完全无利可图，而且还存在巨大风险的时候，会促使这些资金逃离。而从资金的角度，“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在社会中，资金持有者拥有过多现金，而负债者的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也就是金钱关系错位。当负债者再也没有钱，无能力支付债务的时候，开始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负债者无力支付债务，但是经济危机本身已经在关系错位的时候形成。比如，美国没钱的穷人借钱买房、买车和其它消费，在消费的过程中，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但是，他们手里的现金非常有限，尤其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他们的现金收入明显减少，同时他们的债务还在增加。到某一天，当一大批穷人再也不能借债过活，也赚不到现金还债的时候，债务危机爆发，比如说2008年的次贷危机，并且引发经济危机。同样道理，高利贷也是在债务人的债务越来越多、手里现金耗尽的时候崩盘，引发相应区域的经济萧条。从宏观的角度，在体制冷静印钞和炮灰们充满热情的支持下，中国已经处于极端的债务错位状况。从2009年到2012年的经济刺激，其实是通过表面的刺激，实现现金极端向权贵集中，债务极端向民众集中的过程。可以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是债务错位的中心，中国只是受波及者；到了2013年，中国成为债务错位最极端的地区，远远超过欧、美的程度。这种债务错位意味着中国经济危机早已深化，而只是迟早爆发。
债务错位意味着，中国经济危机爆发已经箭在弦上，随时可能出现。经过数年的经济刺激，中央体制单位、地方体制和民众炮灰们都已经背负着巨额的债务。从结果上，民众不仅要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还需要承担所有的体制负债，也就是债务集中在民众身上。由于经济的特点是，通过经济流动而课税，因此民众在赚钱生存和还债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举一动都要给体制缴纳各种税费。同时，由于权贵及其各级奴仆的钱都趴在银行账户上，没有任何行为，因此权贵的资金不需要任何承担负债的责任。由于社会的资金过度集中于权贵，
100万亿的货币总量M2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沉淀资金，事实上不再流通。表现在经济中，就是实际流通的现金数量越来越少，资金链深入断裂，经济越来越萧条。但同时，体制要对越来越少的现金流量进行课税，也就是让社会中的现金流更少，更脆弱，或者说加速资金链的断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体制大规模印钞和贷款，继续进行经济刺激；在资金量显着减少的情况下，大量印钞注入已经失去缓冲的资金，结果将直接导致显着的通货膨胀。2012年12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印钞放贷后，不到2个月时间，就在2013年1月引发物价大规模上涨的原因。物价大上涨让体制极为恐惧，立即回收货币、降低通胀，加剧经济的萧条。随着经济日益萧条，不论地方体制经济、还是民众私营经济，都已经处于随时被压垮的状态，也就是随时爆发经济危机。如果将2013年底之前的经济危机和崩溃归类逐级经济崩溃，那么从2014年开始，中国将随时面临大楼垮塌的快速、整体、表象化的崩溃。这种经济崩溃将疾风骤雨，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并且传播到世界。
大楼垮塌的经济崩溃开始后，必然引发权贵资金和外资大逃亡。基于中国的极权奴隶制和炮灰文化结合的社会经济模式，一般的个体事件很难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比如，2007年就开始出现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造成数十万儿童受害，数万儿童住院治疗，数百儿童死亡。而且从地方到中央的体制，都在百般加以隐瞒或者打压。按道理，面对这种戕害中国未来的事件，中国民众应该共同行动起来，要求整个体制进行系统改变。但是，中国民众都采取忍耐态度，纵容牛奶行业的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家长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疯狂在澳洲和欧洲购买奶粉，抢夺香港、澳洲、欧洲等国儿童的福利。既然人们连自己孩子的健康安全都不关心，其它的个体事件就更难以撼动中国体制。所以，只有经济崩溃的规律，才能够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这个规律是，当炮灰”被债务负担压得垮掉，不论体制债务负担还是自己的债务负担，而且处于完全绝望状态，再也没有力量挣扎的时候，经济开始不可遏止地开始大楼垮塌的整体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
当炮灰们希望体制挽救经济的时候，结果将是权贵们大量外逃、外资大量撤离，炮灰们开始承担经济崩溃后的结果，也就是最终成为炮灰。在中国经济开始过家家后，这样的结果已经注定不可避免。
2013-11-22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