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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国大物理（三十二）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4
第四节 中共的文化铺垫（中）
通过操控国家，整人者有效地打破利益对等模式。在共产主义国家，国家强调社会的残酷和富人的坏，并且鼓励穷人们行动起来，消灭富人。在欧美国家，消灭富人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国家则采取更温和的手段，比如对富人收更多的税。当然，在国家收税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对富人收税，而更多的是对做事的民众收税。因为，真的富人拥有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可以合法避开很多税收。同时，专注于做事的中产阶级，没有时间、金钱和手段去考虑逃税的问题，只能交越来越多的税。当税收交到国家的时候，国家又可以花更多的钱，把钱交给支持自己的大企业、大金融机构、以及穷人等。另外，法律界、经济界、新闻界、教育界、医疗界（包括所谓的心理治疗）、工会等等行业或者组织都支持国家的发展壮大，并且从国家的利益支持中分一杯羹。比如，不论美国的政府机构，还是大学和医疗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在过去数十年都获得空前的发展。
德鲁克曾经预测，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大学将纷纷消失。但是，他没有想到，美国国家的发展壮大，让这些大学得到了空前发展。在美国，做事的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和勤奋工作的民众越来越少，美国勤奋敬业的文化快速消退；同时，上述整人的行业和人群持续发展壮大，超前消费、奢侈享受的文化遍布整个社会。比如，在美国的国家贷款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学生贷款，承担高额负债，进入大学学习。因为学生的钱多了，所以各大学可以大幅提高学费。一个终身教授一周上几节课，就可以每年赚一二十万美元的年薪。而且，大多数终身教授教授的并不是做事的知识，而是整人的知识。在二战前后，美国最聪明的学生学习理学（science）和工程（engineering）等学科；到了21世纪初，美国最聪明的理工科学生则纷纷涌向金融行业，尤其是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这种金融工程实际上等于概念嫁接，以做事的方式整人，让整人的事业更高效。同时，美国大量从亚洲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口工程技术人员，支持美国做事行业的运转。
美国的精英群体从理工科的做事为主导，向金融的整人为主导的转变，反映出整个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变。从价值的角度，大学自身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依赖做事的企业和民众而生存。做事的企业和民众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大学，而需要多层次的教育系统。因此，这些机构自然会支持国家，通过为国家服务而获得发展。比如，像马萨诸塞州（又称麻省）这样高校密集的州，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所世界知名高校，属于强烈支持大政府的民主党州。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信息，2001-2009年，麻省的私营雇员数减少了4.9%，而高科技产业的雇员数则减少了14.8%，反映出做事的产业在减少。同时，麻省的大学经济还在持续增长，也就是不再通过支持私营经济发展，而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大学本身、医疗等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不是创造性的发展，而是通过消耗社会财富、阻碍社会的未来发展而实现。
随着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社会内部开始形成尖锐的利益对立。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联邦政府代表的国家利益集团，国家利益集团主要由联邦政府、美联储、大型金融机构、大跨国公司等经济体组成；同时，各州和郡县则代表地方社会利益集团，同时包括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等等。随着国家利益集团的日益强大，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尖锐的利益对立。经济作为利益的集中体现，表现出利益的对立特点。从国家的角度，经济以GDP为代表，也就是以钞票为衡量手段；而从地方经济的角度，经济则意味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水平，包括物价、就业和工资水平。在国家的支持下，GDP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尤其在奥巴马上台之后，国家公布就业数字的时候，故意混淆full-time和part-time之间的区别，让整体的数字显得好看。而且，在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时候，政府公布的就业数字还进行造假。另外，在GDP增长的背后，是美国政府负债、房屋贷款、学生教育贷款、医疗费用和债务等各种负债大规模增加。同时，在扣除真实通胀数字之后，实际国民工资水平持续下降。为了刺激经济，美国还容忍、甚至支持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且通过大赦让这些非法移民获得美国的身份。对于国家来说，人口越多意味着经济规模越大，GDP数字越好看，能够获得的税收也越高。不过，对于地区的民众来说，大量非法移民争抢各种工作机会、争夺各种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更加紧缺，也就是民众平均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或者说，国家将美国社会创造的资源贱卖给大量非法移民，以此获得经济增长。从社会的角度，美国政府成为美国社会的内奸，通过损害美国民众的利益而实现国家的利益。当然，依附国家的关键利益集团，包括大企业集团、金融集团、新闻媒体、各个大学，都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支持国家决策。
在两大集团的利益对立中，美国的主要大学都站在国家一边。在美国公立中小学禁止宗教进入学校后，实际上也就是隔断美国的基督教传统后，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持续下降，也就是迅速垃圾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也在世俗化，也就举起反基督教的大旗。同时，各主要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们，持续给学生灌输大政府的思想，让学生们对富人充满敌视。从经济学课程安排上，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凯恩斯主义，同时基本忽略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通过国家规划和印钞来掌控国家经济，而凯恩斯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工具。与之相对，奥地利学派根本是反对国家控制社会、反对大政府、尤其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尖锐地指出走向奴役之路的各种问题。而各个大学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也很简单，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奴役制度，对于大学具有直接的利益好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好处表现的更加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后，大量企业倒闭或者瘦身，受到最显著冲击的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阶层。这些人收入高、消费高、负债高，失去工作的结果是生活直接陷入困境。这些人是大学的主要支持者，其消费和捐款决定大学的生存状况。另外，金融危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反映出大学教育的关键缺陷。而且，各大学有很多投资基金，金融危机让这些大学的投资损失惨重。三者两者相加意味着，很多大学都要倒闭；剩下不倒闭的大学，也只能断臂求生。因此，各大学支持救市，支持大规模的qe印钞。更重要的是，国家以学生贷款的方式支持年轻人上大学。在贷款支持下，大学也就敢于持续提高学费，让大学生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背负巨额债务。各大学对学生收取高昂学费之后，给学生们洗脑，引导学生们支持国家。这样的结果是，在近年毕业的美国大学生中，社会学类的学生们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这些学生本身缺乏做事的技能，又满脑子普世价值观念，想着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当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无法进入政府、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就很难找到其它工作。这些借了大量学生贷款、找不到正经工作的学生们，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失败者（losers）。而且，当他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已经失去对于社会的思考能力，认为富人阶层导致自己的困境，对富人更加愤恨，更希望国家出面，解决自己的问题。
21世纪美国大学的做法，其实是20世纪中国无神论大学场景的重演。在文化传播上，无神论大学和新闻媒体是支持国家主义及其大政府的主力，引导整个国家走向奴役之路。美国大学以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口号，支持国家力量、支持大政府的行为，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丝毫不新鲜。美国大学的各种口号和手段，在中国的将近1个世纪之前，早已经有过表演。在美国大学中，无神论知识分子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以拯救社会的口号，推动美国社会走向奴役之路，也是中国历史的翻版。
奥巴马连任之后，美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中，民主党最为骄傲的是，美国主要的大学集中在民主党州。而且，大学越集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主党的力量越强大。例如，不论麻省还是加州，都是名校云集和经济发达的州，也是民主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州。根据学历的高低，民主党州嘲笑共和党州，认为共和党都是教育落后的州、由学历低下的人群组成。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指标衡量，就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在社会互助和慈善指数上，麻省作为高学历、高收入的州，是美国最冷漠、慈善互助最差的州之一。与之相对比，中部的基督教/共和党保守州，是慈善互助指数最高的州。
如果将高知识、高学历(往往也意味着高智商)与自私冷漠相结合，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很简单，这些高知识人群可以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危害到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当这些人进入大企业管理层、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领导层之后，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相应的危害整个社会的行动。另外，这些大学为了金钱，还加强国际业务的拓展。其中，哈佛大学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中共高官子女的半公开培训基地，为中共统治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哈佛还为中共现任官员提供学习班，支持这些官员提高统治技巧，也就是更强有力地控制中国社会。薄瓜瓜在英国期间生活奢靡，也在牛津大学的本科学习过程中，因为成绩差而被牛津大学勒令休学，进而被劝退。但是，薄瓜瓜很快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管理学院录取为硕士，并且顺利毕业。不论薄瓜瓜的录取还是毕业问题，哈佛大学都强调，他们在培养未来的精英领袖。在2013年7月，薄瓜瓜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薄瓜瓜希望自己生活在清末，要乱世出英豪。可以说，当美国的大学系统为了利益而腐化败坏之后，美国自然也在走向奴役之路。而美国知名大学的这些行为，只不过是走将近1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无神论大学的老路。
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无神论知识分子（更确切应该叫文人）开始以社会拯救者自居，决定拯救整个中国。无神论知识分子们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受到启发，开始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批判。梁启超从福泽渝吉对日本国民性批判进行总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胡适则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梁启超和胡适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看到社会民众素质低下，希望迫切改变中国国民性的积弊问题。除了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外，《新青年》成为这种思想潮流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最初为《青年杂志》）在1915年创刊，由陈独秀开始并主编。在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新青年》也在北京编辑，受到多位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投稿，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中央刊物。《新青年》强调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进步。随后，知识分子们又将汉语文字看作弊端，支持中国的皇帝传统。于是，众多知识分子倡导白话文运动，并且设想从白话文过渡到类似于西方字母文字的语言系统。在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进行回应，胡适再回应《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推动废止旧文学（死文学）、提倡新文学（活文学），废除文言文、推动白话文。从文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进入思想领域，开始了新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起点在于，知识分子们高人一等的态度。知识分子们自认为自己有知识、更有智慧，而民众则愚昧无知，所以要开启民智。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正确方向，因此自己理所当然地作为社会领袖，对民众教育和组织。只不过，因为文字的问题，民众的智力无法得到提升。其中，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发起地。在大学里，老师和学生思想活跃，以高人一等的思维起点，俯视着还在愚昧落后之中的中国民众。另外，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以尊尊教诲的方式，引导青年的思想。
从高人一等的角度出发，知识分子们通过新文化运动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改造民众思想，二是教育青年。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改造民众思想。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是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按照西方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胡适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另一派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推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中，李大钊号称是中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赞扬十月革命。1919年5月，李大钊再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到从1920年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立场转变，标志着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登台亮相，并且引发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大规模转型。
如果从做事与整人的对比角度，就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35年《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经历了20年。而根据《意见》的措辞反映，新文化运动在民众中并没有推行开来，而是基本失败。或者说，虽然知识分子们在大学里非常活跃，但是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民众，更没有达到改造民众思想的目的。也就是说，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实际上跟社会脱节，主要在自娱自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知识分子们的思维模式都是整人，而不是做事。高人一等的姿态本身就是想用空对空的思想来教育别人，而不是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每月赚着200、300块大洋的高薪，让他们屈尊俯就到民众中进行实际调查、并且解决问题，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民众则想着做事，希望真正做事的人到自己中间，引导自己更好地做事，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所以，民众在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真正做事之前，不接受知识分子们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教育青年起到了重大作用。青年人出于对这些大学和大师的崇拜，满腔热情地接受大师们的各种言论。在知识分子们的引导下，青年们对现存的问题和弊端充满反感，对于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热诚，因此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贡献一份力量，改变中国的现状，让中国成为强国。1919年，胡适刊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专门强调解决具体问题进行，也就是做事。但是，青年的特点就是更喜欢谈主义，更喜欢空对空的概念，所以胡适的言论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胡适自己研究问题的时候，也没有明确引导学生们的研究方向。与之相对比，在教育学生的问题上，共产主义具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因为，共产主义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研究如何做事，而是研究如何整人。随着共产主义开始在大学中传播，得到青年学生们的强烈反响和共鸣。而且，由于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共产主义得以在全国传播，引起全国青年的热切向往。可以说，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宗旨下，北京大学成为共产主义统治中国的文化孵化器。一个推崇自由的学府，孕育了极权奴隶制的文化基础。
另外，北大同样造就了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如果研究毛泽东的历史，就会发现毛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当一个人对自己期望很高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自负。但是，当毛从湖南小山村到北京首都后，他的实际境遇又让他充满自卑。因为他既没有拿得出手的学识，也没有英俊的相貌，甚至说话都让别人难懂，也就是让别人感觉到一无是处。当一个人对于未来的自负，与基于现实的自卑结合起来，就形成极为敏感和极端的性格。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打杂的时候，北大应该以宽容的文化态度对待毛，让他能够逐渐减少自卑，更踏实地做事和学习，同时也就减少自负，能够更踏实地学习和做事。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到这样的人文关怀，而是实实在在受到了虐待。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对《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说他当时的情况：“由于我的职位低下，（北大）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不过在这里，毛泽东没有说北大的人们怎么没有把毛当人看待。
根据相关记载，这里有一个让毛觉得屈辱到无法说出口的事情：一次他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两个人因此口角起来，傅随后打了毛一个耳光。从后来周围人的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做事不认真、写字潦草难认、说话别人听不懂，所以人们不愿与之交往。不过，北大既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又强调民主和科学。兼容并包的意思是，起码从文化上，应该包容像毛泽东这样从小地方来的人；即使不包容，起码人们在态度也应该相对温和，而不是像毛泽东说的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另外，在北大学生领袖中，傅斯年扇毛泽东耳光，李大钊介绍张国焘和毛泽东认识时，张国焘对毛泽东的不屑，都与北大倡导民主和自由格格不入。可以说，北大的师生们不是把这些概念当做真正的信条，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是便于自己用来整人，获得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而北大师生对毛泽东的态度，在心理上对毛形成极大的打击。本来，毛希望在北大这个圣地，能够认识更多的人，思想和能力得到发展。但实际上，毛得到的是屈辱，也加剧了毛偏激的性格，并且让毛对知识分子产生刻骨仇恨。后来，毛泽东拿着章士钊给的两万块大洋，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起家，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在民国时期，无神论知识分子普遍以权钱为导向，而捷径就是通过整人而获得。如果从做事的角度，基本找不出来这些知识分子有什么成就。在当时的社会中，与无神论知识分子差异显著的，有两种知识分子：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民国的大规模变化之后，时刻关注当时的时局动向，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的未来方向。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方向更好，但是明确什么更坏。梁启超看到北伐战争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摧毁作用后，对孙中山提出尖锐的据实批判。按道理，梁启超作为旧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中具有显著的一席之地。二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包括当时世界一流的教会大学、各地的教会学校、各教区的传教士，另外还有像晏阳初这样的社会教育推广者，在各个地区推广教育，实实在在推动社会发展。
与这两类知识分子相对比，民国时期的无神论知识分子，除了嫖娼和写一些不咸不淡的文章，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很小。他们做事不行，就把精力放在整人上。一方面，他们拿着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给的钱，相互之间吹捧，塑造对社会毫无意义的民主和自由等概念。同时在私生活中，言传身教引导学生赌博嫖娼。在对于社会的方向上，他们在社会中支持共产主义，同时反对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从利益的角度，很简单。他们既然没有真才实学、没有帮助社会实现发展的做事能力；那么就要进行整人折腾，在折腾中争夺话语权，以此强化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号召社会民众，而自己在号召中实现领导地位。当他们掌控社会话语权之后，一方面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一方面打压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梁启超一直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眼中钉，但是碍于梁启超是本土文人，而且根据确凿的证据发表言论，无神论知识分子们哑口无言。因此，知识分子们刻意淡化梁启超在民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就当梁启超不存在，逐渐让年轻人忘记梁启超。对于基督教学校、教士和社会教育者，无神论知识分子以国家和民族为口号，采取反对基督教，反对基督教学校，引导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反对基督教等方式，削弱基督教的文化影响，强化自己对于社会的影响能力。
整人的主要目的是，在自己没有贡献的情况下，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无神论知识分子读书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探寻真理，而是要赚到钱。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但是，知识分子们没有自我获得利益的能力，只能依靠其他人给自己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对知识分子们的利益承诺最大，知识分子们就更支持谁。北洋军阀时期，各军阀对于知识分子都给予大量的金钱支持。而在北伐结束后，蒋中正对知识分子们很尊重、给知识分子们大量的金钱。但是，知识分子不论对北洋军阀、还是对蒋中正，都采取敌视的态度，想方设法搞垮北洋军阀和蒋中正。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北洋军阀和蒋中正都基本不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做事，让知识分子们在学校里教好学生，也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折腾。这些知识分子无法获得社会权力，也就无法做清知府这样的官员，因此难以获得十万雪花银的利益。而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又有远大的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中获得权力。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推崇，尤其是各种高官厚禄的许诺，因此纷纷投靠共产党。知识分子们不知道共产党进行残忍屠杀，并且完全极权？这些人都不是傻瓜，很清楚共产党怎么回事，知道共产党做了什么。但是，因为共产党许诺他们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们支持共产党。当胡适说服蒋中正派专机接北京的各知名知识分子到台湾时，吴晗则动员知识分子留下来，等待迎接共产党。两方争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相应了吴晗的号召。吴晗动员自己老师胡适的时候，已经不是以师生的态度说话，而是说我们共产党要优待胡适，给胡适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希望胡适留下来。这种为了利益，可以随时割断师生关系的态度，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状况。胡适作为所谓的教育家，教育的结果是：儿子胡思杜为了利益留在北京，然后发表声明批判自己；得意门生吴晗为了利益早早投靠共产党，结果与自己决裂。这时候关键问题出现了，胡适作为当时北大教师的领袖、后来的北大校长，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教育成果？
如果从利益角度挖掘真相，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丑陋。在中共的历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建立的两个主要人物。其中，陈独秀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早期的共产党总书记。实际上，李大钊的地位更加重要，权力也相对更大。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就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是苏联的间谍情报机构，所以李大钊代表苏联共产主义的利益，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张作霖在袭击苏联大使馆，查抄苏联文件后，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因为查抄后不久，张作霖即被炸死，翻译人员少，时间有限，因此主要翻译了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包括：“（一）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卽遵照办理可也 ……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二）苏俄在华密探之组织：…… 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现为节省经费工作便利起见，宜正式藏匿于大使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关，因吾俄人颇不易与华人发生关系故也。（三）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五50,000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8,830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卽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卽需耗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以民国十四、五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巨，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国闻周报》四卷十五期：懒泉着《俄使馆党案始末记》及同期《大事述评》；《革命文献》第九辑，田鹏：《从俄使馆案至国民党清共》）”
教授的光环很容易让人们忽略真实。从真实的角度，李大钊为了更多的钱，可以将自己出卖给苏俄，帮助苏俄危害中国，也就是汉奸卖国贼。其中包括李大钊策动的1926年3.18惨案。3.18的起因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大沽口攻打日本兵舰，引发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的联合抗议，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大沽口。当时，段祺瑞临时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未能平衡于冯玉祥直系军阀和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利益关系。这时候，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民众表示支持冯玉祥（苏联人的支持对象），游行队伍到达东城铁狮子府段执政所在地，与军警发生冲突。这些游行示威民众冲击国民政府，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的47人死亡，遂酿成一场惨案。鲁迅的学生刘和珍也被打死，于是鲁迅写文《纪念刘和珍君》，并且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场冲击国民政府而导致惨案中，人们不追究发起者的责任、参与事件者不自己进行反思自己的非法行为，而是将所有矛盾都指向北洋政府。在逮捕李大钊、并对李大钊审讯的过程中，李大钊对策动游行、激发惨案的主要事实供认不讳。但是，由于李大钊北大教授的光环，甚至连张作霖也举棋不定。张作霖在逮捕李大钊后，各方都为李大钊说情，包括北洋前高官、知识分子和北大校长。如果一个普通民众个人或者官员通敌卖国的时候，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杀。但是，当这个人戴上北大教授的光环时，再为了钱而通敌卖国，似乎法律就不再管用了。在这个时候，鲁迅也不写文章谴责李大钊，而是采取沉默的态度，也就是继续让北洋政府背黑锅。这种态度表明，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自己高于法律、高于社会利益。在这样的压力下，张作霖私下询问自己的主要作战将领，这些将领都认为应该杀掉李大钊。据说蒋中正也秘密回电，主张杀掉李大钊。在杀掉李大钊后，张作霖还用高级棺木厚葬，表示礼遇。而北大教授、其他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则为李大钊纷纷捐款，包括汪兆铭捐款1000元。共产党的地下党则利用李大钊葬礼，变成一次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在李大钊被逮捕之后，大量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苏联对中国的潜在危害，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但是，知识分子们则为了私交，或者说私利，而罔顾李大钊对中国公共安全的危害。而且，学生们听从共产党的号召，将通敌叛国的李大钊描述成革命者，为革命而牺牲，以此来混淆事实。
另外，陈独秀成立中国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起因。1919年3月26日，北京的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当晚，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后历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总长，内务部总长、财政部总长等职。）家里，蔡元培与汤尔和及另外两个北大教员商量，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也就是说，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的学长制。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由此自然取消，继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本来，这次体制变更早有计划，已经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不过，突然提前的意思也比较明显，蔡元培给陈独秀一个台阶下，让陈独秀体面离开北大。之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开始拿共产国际给的钱，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将《新青年》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舆论阵地。
后来，在胡适与汤尔和的书信来往中，胡适埋怨汤尔和以个人威望对蔡元培施压，导致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认为，当时蔡元培希望公私分开，也就是教授的公务和私德两者分开，陈独秀嫖妓闹事不应该与北大学长、教授的工作相混淆。但是，汤尔和认为学长教授应该为人师表，虽然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到北大，同样也希望蔡元培让陈独秀离开。汤尔和回忆三二六会议时的情景:“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1935年12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则认为，本来陈独秀在北大可以受到影响熏陶，不至于导致“国中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是不羁之才，不会在教授位置上长待，思想的左倾也难以避免。
陈独秀和李大钊只是两个代表，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操控而整人的状况。当知识分子们为了利益而折腾的时候，典型的一个行为是，中国文化界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操控和推动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年４月４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基督徒反对世界上强凌弱、大残小的侵略行为。大会订立并且通过决议“我们有绝对责任，就是尽我们一切力量为取消战争根源而战，为取消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战”。而这个以和平为宗旨的大会，成为中国大规模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一群上海布尔什维克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全国，反对大会在中国召开，并且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７７名学者联名发《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支持学生，宣称“我们自誓要为人类扫除宗教种种毒害，深恶痛绝宗教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而且，国民党领袖汪兆铭发表《力斥耶教三大谬》文章。而 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随后，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广州、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南昌、宁波等地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宣言，激烈声讨基督教。 1924年8月，中华全国学联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教会学校，很快得到全国响应。相当部分的教会学校停办，外籍教师撤离中国。1925年，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将青岛日资企业的工潮，逐渐转变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游行示威，并且引发五卅惨案。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号召青年学生起来反教反帝。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促进下，各地传教学校学生集体罢课、退学，抗议宗教教育校规。整个社会将矛头直接对准基督教与教会，凡外国传教士不分皂白成了帝国主义分子或形象代理人，不少传教士被迫离境。各地传来教堂被占、教士被打、教会学校驱赶外国教师的事件。偏远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教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示众。到1926年，教育部下文规定：中小学不得设立宗教教育。国民党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收回教育权”的决定。收回教育权，禁止宗教教育。在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的教育主要依靠基督教的教育系统，帮助民众读书识字、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相关技能等。无神论知识分子则在基督教的教育系统建立起来之后，通过反帝等口号整人，而抢夺过来这些系统，扩大自己的地盘。
在反基督教运动的背后，是苏俄和中国代理人的推动。苏联看到，由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青年中的亲美情绪日益强烈，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极为不利。因此，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领导，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合作，共同推动反基督教运动。如同《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显示，国共两党想方设法激化矛盾，制造惨案。并且通过惨案，将矛头指向北洋政府和外国人，并且进一步指向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激发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便为国民党北伐和共产主义占领中国提供便利条件。1926年北伐开始，北伐军占领之后，共产党组织工会或者农会占领或者破坏教堂、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在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大学。在张作霖查抄苏联使馆、蒋中正清共后，反基督教运动立即偃旗息鼓。不过，通过反基督教运动，反帝思想已经深入中国青年学生的思想中，这些青年人成为支持后来共产主义占领中国大陆的主要力量。
反基督教运动与国民党北伐紧密相关。从另一个角度，社会文化包括武力与文化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相互支持。国民党北伐对军阀割据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孙中山党国-军政的武力思想的胜利；更是支持孙中山的苏俄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基督教的胜利。不论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都是流民思维的胜利，也是整人者的胜利。从个人身份上，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还有大多数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属于无牵无挂、无依无靠的流民。在赶走陈炯明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孙中山将广东当地经济弄得一塌糊涂，甚至激发民变。如果民选、或者在联省自治下各省竞争，孙中山必然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孙中山自然选择武装统一，让自己成为国父——也就是占领国家，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他们自身缺乏做事能力，无法在社会中依靠做事而立足。因此，这些人就需要通过革命和改造别人，而加强自己的地位。所以，孙中山只考虑自己的独裁地位-以及相应的利益，并且希望通过武力统一中国，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不考虑到自己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利益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流民思维。从思维上，追随孙中山的青年人同样也是流民思维。比如，在北伐的过程中，共产党利用流民掀起工潮和农潮，导致地方遭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以何健为代表的北伐将士，自己在前方打仗，自己家在后方被抄、家人被整。所以，何健成为国民党清共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也就是反过来针对流民。但实际上，何健自身不是呆在当地，为当地的安全和发展做贡献，而是流窜到别人的家园打仗，破坏别人的家园。这样的结果是，自己的家乡内部空虚，被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流民所破坏。所以，北伐总结起来就是，少数流民建立武装，以漂亮的口号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变成流民。而这些人变成流民之后，被其他的流民包抄。从模式的角度，国民党北伐和李自成的流寇作乱的战争模式非常类似，唯一的差异是国民党北伐是苏联指挥和支持下的行为，也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和占领中国的模式。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