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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物理(三十五)

2017年12月10日 15:22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1 12:23

第五节 中共的发展历程(2)

从彭湃开始,“毁灭”和仇恨开始成为社会的主题。 在军阀割据时期,地主和乡绅虽然和佃农存在很多矛盾,但是都属于从属的利益矛盾。虽然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地主普遍比农民能力强,因此农民对地主存在天然的敬畏。 另外,中国农村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因此佃农为了获得更好的租用土地,对地主和乡绅表现的非常温顺。 更重要的是,农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军阀)与民众的矛盾,因为军阀之间的战争消耗过大,尤其需要购买昂贵的军火,因此需要对民众征收各种捐税。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往往也是乡绅)带领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活动,抵御政府(军阀)对于地方民众的过度盘剥,保障自身和农民的利益;二是宗族矛盾,不同宗族之间为了利益进行纷争,比如关于灌溉水源问题,经常引起大规模的宗族之间械斗。 不论民众与政府矛盾,还是宗族械斗,都是当地地主和乡绅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与外部进行利益斗争。 在这个时候,利益斗争主要限于利益范畴,即使大规模械斗,死人的情况也比较少。 或者说,在军阀割据时期,人们主要考虑“做事”,人们通过“做事”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虽然政府与民众、宗族与宗族、地主乡绅与农民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但是都是围绕“事情”而起。 当“事情”被解决,矛盾也变得相对缓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处于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状态,但是大都因为“对事不对人”,因此人们的心态总体较为温和。 而从北伐开始,国民党/共产党开始将矛盾转移到“人”身上,“整人”开始笼罩社会,大规模的“仇恨”开始孕育和传播。

从澎湃开始,仇恨迅速开始转变成为“世仇”。国民党北伐后,共产“农潮”通过农村地痞流民,对地主进行批斗、甚至处死地主,消除农民对地主和乡绅的敬畏心理。 而且,共产党通过引导农民批斗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让农民改变“温顺”的状态,“挺起腰杆”和地主乡绅进行“斗争”。 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事情”的利益问题,完全变成“整人”的你死我活。 因为北伐的和官员大部分出身于地主、乡绅和富农家庭,当他们的家人被批斗、甚至被整死后比如,自然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 而像何健这样地主出身的军官,则调动整个军队对共产党的家人进行报复,包括毛泽东和彭德怀家的祖坟都被刨掉。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从利益矛盾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且“流民”们因为完全没有了“根”,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彭湃控制的地区,社会民众之间已经完全变成暴力屠杀,胜利者对于失败者进行随意、全面和残忍屠杀。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主要矛盾从地主乡绅带领农民抵抗军阀(政府),变成军阀带领农民屠杀地主、乡绅和富农,也就是变成大规模的“杀人”。 在屠杀过程中,很多地主和富农的家庭整体被屠杀,也就无法进行反抗。 但是,澎湃领导的屠杀在扩大之后,就演变成宗族的屠杀。 而宗族因为规模大,因此很难被杀光。 这些被屠杀者的宗族对屠杀者充满刻骨的仇恨,随时准备进行全面报复。 这时候“仇恨”已经变成全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变成大规模的“世仇”,而仇恨导致的报复只需要等待时机。

仇恨的程度越深,报复的延续性越强、规模越大。 利益之争属于短期效应,人们没有记忆得少,往往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杀人”的结果是仇恨,人们的记忆时间长,很难忘记。 “杀人”的规模越大,人们之间的仇恨也越强。 当被杀的人们的亲友为被杀之人报仇的生活,报复的时候行为往往也越狠。 在彭湃被抓、并被处死后,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 但是,到了将近40年后的“文革”时期,这种“世仇”终于借助“造反”的方式发泄出来。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彭湃96岁的彭母被称为 “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后来周恩来赶快组织人保护起来。 而身为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洪被被某小学老师出身的“造反派”头头率人追杀,躲进深山后终于被搜出,当场就被砍掉了脑袋。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们还将彭洪的人头裹起,让时任海丰县委副书记的彭洪妻子背着游街示众。彭洪妻回家打开后看到是丈夫的人头,精神崩溃,从此成了疯子。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杀,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被杀。文革结束后,习仲勋给彭湃“平反”,托辞是“林彪四人帮”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事件”。 不过,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 但是,由于被屠杀者家属人数过多,而且因为陆海丰当地宗族关系,人们的记忆力很持久,因此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报复行动,仍然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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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1 12:38

与澎湃放任手下屠杀的方式相比,毛泽东则采取了更加“正规”的方式。从总体方式上,毛泽东继承了彭湃的做法,不过进行了更具有针对性的“正规化”改编。毛泽东改编的方式“党指挥枪”,等于将当时“乌合之众”的共产党进行有效地“重组”。 这种重组的结果是,中共的军队开始形成一个整体。 从人体的角度,中共的军队模式开始成形。 虽然周恩来利用“特科”掌控了中共军队的“神经系统”,但是毛泽东因为对整个系统的了解,最后能够获得中共的主导权。 在具体方式上,毛泽东并不滥杀,而是通过“正规化”的方式,在明确目的指导下进行杀人,因此没有像彭湃那样快速灭亡。 1929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东赣西领导“秋收暴动”。 由于大多数是拼凑起来的土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下,遭遇很大损失-尤其是逃兵损失。 毛指挥的军队人数从开始的5000多人,快速减少到不足1000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没有按照的要求攻打长沙,而是向农村地区撤退。 9月29日-10月3日,毛进行“三湾改编”,对剩下的人进行缩编,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在缩编过程中,确立以“党指挥枪”、“支部建连上(党对军队的深入控制)”和“官兵平等(士兵可以直接对军官提意见,军官权力很小)”三大原则为代表一系列共产党对军队的系统控制措施,比国民党北伐军的苏式政治部建制更进一步。而且,通过军队中的党员士兵对军队的严密监控,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

在“党指挥枪”的模式建立之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从即将解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起来。 从军队的传统上,士兵们都听军队“长官”的命令。 而毛泽东则通过“三大原则”,将军队军官的权力削弱,并且通过“党”牢牢控制住整个军队。 通过这样的方式,毛泽东将已经动摇的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的权力被架空,并且取消了其原有的军官队。 随后,又阻止了第1团团长陈浩、团副韩庄剑、参谋长徐庶和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等军队主要军官的逃跑行为。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大原则”的确立,可能就不是毛泽东架空师长、处决这些逃跑军官,而是这些军官捉着毛泽东去找国民党邀功请赏。 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措施,中共的军队形成军官领导士兵、士兵监视军官、党组织掌控军队的严密组织格局,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有效调动军队。 如果军队长官不按照党的意图作战,也随时可能会被党罢免。由于毛泽东创建根据地,以及毛泽东建立的“党指挥枪”的模式,让当时攻打城市而惨败、几乎绝望的共产国际看到一线希望。 所以,在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当毛泽东代表的“党”和德高望重的资深军人朱德代表的“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国际让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虽然在“毛朱会师”时,朱德带领的军队比毛泽东的小股逃兵大得多、强得多,但是朱德只好委曲求全,全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办事。 而且,随着主要苏区的规模扩大,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模式得到复制和扩大。 军队的作用是杀人,通过杀人的手段达到相应的目的。 “党指挥枪”的意思是,党决定军队的方向,也就是决定杀什么人、如何进行杀人。 从这个角度,毛泽东和澎湃的关键差异在于,对“杀人”的掌控程度不同。 澎湃鼓励和放纵手下杀人,进行毫无目的的滥杀;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则将杀人正规化,或者说系统化、组织化和纪律化。 对于在军队中,不愿意执行“党”命令的人,“党指挥枪”可以有效对这些人进行清除。 杀人“正规化”意味着准确、高效、低成本(尤其是报复成本)地杀人。 滥杀和杀人正规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澎湃很快自取灭亡、后来整个家族被复仇;而毛泽东则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统治中国将近30年。

“站队文化”通过“党指挥枪”的方式建立起来。 通过三大原则,军队内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忠于党的领导的模式。从具体形式上,党最终反映到某个人身上。 比如,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开始领导和控制红一军,而红一军也主要听毛的领导。 或者说,毛开始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让毛能够在军队里站稳脚跟。 因此,毛格外照顾自己的嫡系,尽可能提拔嫡系部下。 在第一团里,一直跟随毛泽东的连党代表(营级)罗荣桓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代表军队中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毛的亲信力量;毛在第一团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战士陈士榘后来成为。 根据陈士榘的回忆,他们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CCP”,底下一张则写着两行字:“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事业奋斗到底!”陈士榘个人的感觉,这两行字就是入党誓言。 而毛泽东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如果有人“叛党”,“党”也会对之进行严厉的惩罚,也主要的方式就是死亡。 当然,不论“党”有多么神圣,都是由人组成,通过人来掌控。 在实际生活中,“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并且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 而作为党员,就需要按照这些内容执行,而不能对这些内容质疑。 对于内容的质疑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质疑会影响其他人。 因为,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中,还有“三大原则”进行约束,也就是人们都被紧紧地捆到一起。 一方面,个人受周围的人们监督,另一方面也在监督他人。 如果一个人质疑,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这样的质疑有理有据,更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变成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变成抵制党的决策的行动。 所以,质疑(尤其是有理有据)党的内容就等于质疑领导人,也就等于质疑“党”。 质疑“党”的话,就等于是“叛党”。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党”就形成了“站队”的关系:无条件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跟党走”,站在党的队伍中;如果对党产生质疑、甚至与党的指挥相反,就是“脱党”甚至“叛党”。 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想呆在“党”内,就得停止自己的思考,否则会随时“叛党”,这就是从个人意义上的“站队”问题。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1 12:43

“站队文化”意味着,贯穿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进行“站队”的状况。 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总在面对内部的派系斗争。 从理论上,“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背叛最高领导者就意味着“叛党”。 所以,人们都应该顺从最高领导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党性”。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尤其是内部实力强劲的人物,或者叫做“实力派”。 如果“实力派”对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或者个人不满,想违抗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他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他不会很傻地去完全针对决策内容本身,因为那样是“叛党”;他要做的是,想法把最高领导者弄下台,自己当上最高领导者,然后再否定前面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 然后,被打败的前最高领导者则被称为“叛党”,或者叫做走“错误路线”。 而在任何一个时期,党内都有不同的“实力派”,随时准备争夺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在争夺过程中,每个“实力派”都拥有自己的人马,所以竞争者的角逐也就变成不同派别的角逐和斗争。 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军队按照自己领导者进行划分,因此形成不同“派系”的军队。 不同军队之间为了利益而相互隔离、相互斗争。 大致上,利益矛盾越大,双方的冲突也越激烈。 由于军队有枪,一旦因为“党内”的激烈斗争而形成军队的激烈冲突,就会形成死伤的局面,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斗争。 所以,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党内的矛盾成为军队全员的矛盾。 在北洋军阀和中原大战之后形成的国民党“新军阀”,是不同的“实力派”控制自己的军队,军队再控制自己的地盘,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如果不喜欢某个军阀,只需要跑到对立的军阀地盘上就行。 而在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必须决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所以,人们必须“站队”,参与到双方的斗争中。 这种人们必须“站队”,而且参与到“派系”斗争中的组织特征,我称为“站队文化”。

“站队文化”的关键在于,一个人难以转变立场。 在“站队”过程中,个人无法进行主动选择,而必须进行被动选择。 首先,一个人必须“站队”,否则难以生存下来。 “站队”的情况就像两军对垒,隔着一个开阔地,相互之间进行交火。 而不想“站队”、想当“中间派”的就像处在两军交火的开阔地,随时会被两方杀伤。 所以,一个人必须“站队”选择某一方,然后朝对方“开火”。 而且,一个人选择“站队”后,就基本上无法再进行选择,只能跟着某个人的“派系”一条路走到黑。 因为,党员们对于外来的人非常警觉,不会随意对别人透露组织机密,因为秘密就意味着“生死”。 如果让敌人了解了自己的秘密,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所以要“严守秘密”。 而由于严守秘密的原因,一个外人或者“其它阵营”的人,很难融入某个派系中。 因此,在“你死我活”和严守秘密的双重作用下,每个人都很难转换立场。 所以,每个人从开始就需要明确,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或者说提前进行“站队”。 “站队”有三种不同情况和结果: 1、“正确站队”的人,即使能力不强,也可以飞黄腾达,比如当毛泽东掌权后,罗荣桓、宋任穷(“三湾改编”时的连级党代表,1955年上将)和陈士榘因为跟对了人,因此命运完全改变。 2、“错误站队”的人,遭到严重的利益损失,其中又包括两种,一种是被关键人物抛弃,但是性命无忧,比如1团卫生队党代表(营级)何长工有勇有谋,被毛泽东极为倚重,但是因为在长征中倒向张国焘,让毛泽东非常生气,因此在1949年后职位一般。谭政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宣传推广中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成为罗荣桓的副手,在1955年封为十大将军之一。 但是,1958年谭政支持,并且得罪了林彪,后来被降职、撤职、再被软禁。 第二种则惨得多,往往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错误站队的人,基本都成为牺牲品,也就是稀里糊涂就死掉,很多被酷刑折磨而死。 比如,李文林算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发生直接利益矛盾时,没想到会被毛置于死地。 3、“没机会站队”的,这些人从最初的时候就“错误站队”,比如投靠中共的国民党武装和地方土匪武装,从来不被中共信任,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被杀掉。这种情况在中央苏区和张国焘肃反中,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中共内部,一个人的命运结果重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而是依靠是否正确“站队”。 这种以“站队”为主导的运作模式,我将之称为“站队文化”。

与“站队文化”相对应的是“炮灰文化”。 “站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 在交锋激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是否想“站队”,都必须站队。 而一旦“站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 而且,由于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争夺是持续进行的,因此人们必须持续进行站队。 比如,在“站队”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正确和错误的几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还有机会。 但是,当持续“站队”发生时,比如经历4次“站队”,正确的几率就变成4个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说6.25%的正确几率,连“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 更重要的是,在站队的时候,人们经常倾向于压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强者一边;但实情是,当强者和弱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弱者”胜出。 所以,大多数人都“错误站队”,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正确站队”,这样更大幅降低人们的正确几率。 比如,正确站队的几率如果变成0.3,那4次站队后的生存几率变成0.0081,也就是连1%的正确几率都不到。 比如,在1919年时,有几个人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谁会想到30年后,共产主义能够占领中国? 谁能想到当时北大一个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在30年后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而没有预见到“大救星”出现、并且站错队的中国绝大多数有一定知识的人民,结果大部分都被杀掉。 他们被杀掉的方式多样,大多数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为什么死的。 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数在“肃反”的时候,直接被红军直接杀掉,然后红军的领导者重新将士兵编到自己的队伍中,成为自己的部队。 有的则被“借刀杀人”而死掉、或者为了掩护中共核心部队而打仗当“炮灰”。 而不论“炮灰”以什么方式死掉, 结果都是在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情况下,突然之间稀里糊涂做了“牺牲品”。 当然,“炮灰”并不是仅仅指失败一方的人,很多时候胜利者会在斗争过程中抛出自己人做“牺牲品”,让这些人成为派系之间妥协的“炮灰”。 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思想才能正确“站队”,而“站队文化”又禁止个人有思想,形成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另外,错误“站队”的结果是当“炮灰”,但是正确“站队”也有可能当“炮灰”,形成目的和结果的矛盾。 这种在持续“站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当“炮灰”的情况,我称之为“炮灰文化”。 而“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扩张的基本动力。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2 10:55

关键问题在于失去“自由”,也就意味着死亡。 不论“站队文化”还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进入死亡之路。 人们总喜欢将一些概念词汇进行“神化”,显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 其实,这些概念都很简单。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个人的选择权。 比如,对于一个事情,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接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离开,这种选择权就属于“自由”的范畴。 而加入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当人们加入“党”的时候,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加入之后,就不能离开,任由“党”进行处置,也就是人们必须随时在“威逼”的情况下生存。 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就会被说成“叛党”,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会被处决。 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为了解一些“党”的秘密,因此随时需要躲藏,防止被“党”暗杀掉。 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情况,就像或者死亡。 大多数人在开始吸毒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人说,吸毒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吸毒上瘾后,才知道毒瘾的可怕。 其可怕在于,吸毒上瘾后,想再离开毒品很难。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 死亡更是100%没有选择,人们可以选择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没有人能选择再活回来。 所以,“自由”的根本敌人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完全失去选择权。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归根结底,认识真理的意义在意,一是避开死亡陷阱,二是让人有了战胜死亡的依靠。 在《圣经》里,蛇引诱人犯罪,将人引到死亡的道路上:“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而人吃善恶果的结果是,必然要死亡。 这时候,人再后悔也没用了,因为善恶果已经吃了,时间无法倒退,人从此成为死亡的奴隶。 每个人都得死,而且时常处于恐惧之中。 人们加入共产党,大多数没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诱,让人们入套。 如果人们不吸毒,毒瘾就不会对人们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让人们吸毒,就必须让人们觉得吸毒好,同时隐藏吸毒的危害。 同样道理,共产主义作为高级传销,也必须将自己装扮的非常好。从实际情况上,“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说。 因为,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实情况,知道共产主义内部必须“站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当“炮灰”,很少会有人参加共产党。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一方面必须通过美好的理想来诱导人,另一方面还得消灭说真话的人,以防止真实情况被人们知道。 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当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是皇帝,讨论皇帝是否穿着衣服。 如果共产主义碰到这种“新衣”的情况,很容易被真话揭穿。 这时候,共产主义怎么办? 那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共产主义会强调美好的理想,让人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为未来无限美好理想进行的“暂时牺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出共产主义“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党不是讨论共产主义是否穿着“新衣”,而是反过头来质疑说真话的人,强调说真话人试图诋毁共产主义的“险恶动机”。 然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挑起论战,讨论说真话人的问题,也就会忘了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新衣”。 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见闻:“何笃才原是一军团干部,对一军团和毛泽东有深刻认识。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韵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装”的小孩子,看到毛泽东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他的结果是,毛泽东在肃反的时候,最初放过他,可能要表现自己“大度”,然后再找机会将他杀掉。

“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从毛泽东的嫡系被捕杀开始显著表现出来。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积极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装。 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地方土匪武装,主动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被毛泽东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变成红4军第11师第32团)”,毛泽东因此占据了井冈山。 而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也为袁文才与毛泽东进行牵线搭桥。 何长工曾经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王佐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拉入共党组织。 开始毛泽东进入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后来再进入王佐的地盘茨坪,让毛泽东在井冈山能够立足、生存下来。 而这两个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听从毛的指挥,因此成为毛最为心腹的军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决议从莫斯科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在宣读文件的过程中,以天气太冷为理由休会。 会后,毛泽东和其他党员开会,专门讨论《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 《决议案》中说:“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 在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后来搬迁过去的居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中央 的态度又将王怀和龙超清等“革命派”与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进行分界。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让调解无效的毛泽东头疼不已。 在党员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念了这段话,让党员们发言。 王怀和龙超清从《决议案》看到机会,首先发言要求按照政策内容消灭袁文才和王佐。 而陈毅和朱德则明确反对,让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把这个事情搁置。 后来,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设下圈套,将宛希先(第1团第1营党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队伍的主要骨干消灭,袁、王两股部队消失。 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震怒,自己精心培养的嫡系2团整体被消灭,宛希先也被杀掉。 由于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的大户,因此导致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丧失。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2 10:57

失去根据地,让毛泽东的立场急剧改变。从根本上,毛泽东本人无所谓“左倾”或者“右倾”,只要对毛的个人利益有好处,就是“正确路线”。 本来,毛泽东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顶住中央命令的压力,也就是曾经被中央批判的“右倾”;而嫡系被消灭之后,毛泽东又变成“左倾”。 因为,当自己的嫡系被消灭、并失去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湾改编”时1团特务连连长、营级)以红四军11师师长的身份组织敢死队,而且亲自带队冲锋而阵亡。 因为曾士峨的死,毛泽东对林彪大发雷霆。 对于毛泽东来说,曾士峨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心腹的思维,更是毛泽东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 至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可以依赖的军事嫡系基本消亡,实际上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权。 毛泽东的下级嫡系,比如张宗逊(黄埔五期)为连级军官、杨得志为当时11师师部炮兵连连长(由特务连改名),陈士榘和陈伯钧(黄埔六期)当时为排长,黄永胜(毛泽东给改名)当时任班长,后来在1955年授衔为上将。 在这些毛泽东的嫡系军官中,没有一个元帅或者大将,反映出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弱势。 在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根据地、还没有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像是共产党内的“流民”。 所以,毛泽东只有利用自己的长项,也就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站稳脚跟。 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屠杀命令,以及毛泽东在军队里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 毛泽东开始大规模铲除异己,以达到重新站稳脚跟的目的。 在毛泽东有军队、有根据地的时候,做事还相当稳重,遇到重大事件还与朱德等军队领导、李文林等地方领导进行商量沟通。 但是,当毛泽东的这些资本丧失、成为“流民”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进行“拼死一战”,也就是通过“打AB团”重新建立势力。 最初,毛泽东还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执行命令,随着斗争的升级,毛泽东开始“赤膊上阵”。 而毛泽东的这个先指使手下、然后“赤膊上阵”的行为模式,在49年后反复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且还想扳倒周恩来。

肃反“AB团(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是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进行“重大创新”的行为。 其“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早于苏联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肃反”,因此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创新。 “肃反AB团”以毛的支持者为主,从赣西南苏区开始,逐渐扩大升级。 大致上,毛泽东“打AB团”的原因有两方面:1、公务-政治路线:一是土改政策,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仅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二是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归根结底是也就是李文林掌控的地方权力大、还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权力大。 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初,江汉波作为“本地干部”代表,因为坚持地方观点,被开除党籍而淡出。 随后,李文林作为赣西南的共党和红军负责人、省行委负责人,成为“本地干部”的领导;而毛泽东作为“外来干部”,是红一军总前委负责人,或者说江西地区苏区最高决策人。 毛泽东与李文林具有两个关键路线冲突,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当地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毛泽东(外来干部)或者李文林(当地干部)占主导权的问题。 2、私仇:之前当地共产党员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等人屠杀了毛泽东的嫡系部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报之仇。 而且,随着李文林和毛泽东的矛盾加深,随时对毛泽东的性命形成威胁。 实际上,李文林是井冈山以东的东固根据地的开创者,东固根据地又被成为“东井冈”。 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被国民党“会剿”而失去井冈山后,退到东固进行喘息,等于被李文林所救,后被称为“东固会师”。 随后,红军以东固为根据地,开始扩张,包括攻打战略重地吉安和开拓闽西。 在红军向四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本地的经济和兵员。 在1930年,共产国际决定停止向中共在的临时中央提供经费之后,当地还筹措资金给中共临时中央,支持其机构经费运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势力等于越来越强,而毛泽东等“外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脆弱。 所以,毛泽东考虑到公务和私仇两个方面,决定通过打“AB团”的方式,消灭地方势力。

打“AB团”成为外来“流民”镇压当地土匪“流民”的典型案例,也成为共产党后来的“传统”做法。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也就是“立三路线”。会上,李文林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撤销了刘士奇(毛的连襟、毛政策的执行者)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 毛不知道什么是“立三路线”,而且对刘士奇被撤职极为不满。 于是,毛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开始进行“肃反”。 最初, 在毛泽东的幕后支持下,毛泽东的派系开始打“AB团”,并且采取越来越凶狠的政策。 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开始称一些地区“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因此开始了打“AB团”的斗争。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发出《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规定将“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要统统当作AB团加以捕杀。 赣西南苏区开始打“AB团”,规模也持续扩大。 在当时“肃反”中心的于都县,从1930年5月到1930年9月共杀掉“AB团”1000多人。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再次发出文件,《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整肃AB团》。 《通告》提出“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意味着赣西南苏区打“AB团”开始升级。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蒋中正下令进行“围剿”。 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也就是不怕根据地被战争所影响;而李文林出于保护本地的考虑,主张北上攻打南昌九江,也就是“御敌于外”。 当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苏区腹地退却时,李文林和手下开始造舆论、贴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李文林拯救了朱德、毛泽东等军队,但是毛泽东已经将李文林视为“死敌”。 1931年11月底,毛泽东开始亲自上阵,通过宁都肃反委员会扣押李文林。 然后,将龙超清、曾昭汉、刘天岳等人被打为AB团。通过“残酷拷打”,他们又供出江西省行委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AB团”。 然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曾山和陈正人(毛的亲信)、并且命李韶九率部到吉安和二十军(李文林部队)积极破获“AB团”。 通过“AB团”肃反的扩大模式,毛泽东既消灭了“地方干部”的威胁,又报了自己嫡系部队被歼灭之仇。 这个方式等于是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随后,“肃反”进入军队,并且迅速扩大。 根据11月底的 《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所述,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官兵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史称黄陂肃反。 这是毛泽东在赣西南进行第一阶段打“AB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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