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物理（四十一）奴隶社会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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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2 13:01

第二节奴隶社会的文化模式

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文化教育都是“先导性指标”。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时间的延续上，每个人今天的命运在100年前已经基本确定，而自己的行为则能在未来100年影响自己子孙的生活。从根本上，自己的过去的根基在于父母教育，而未来则来自于自身的行为，以及个人言行对子女的教育。从社会的角度，最少需要在时间上扩大10倍，以1000年为单位判断。一个社会现在的状况最少是过去1000年的积累，进而影响未来1000年的方向。每个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分子，受到社会的约束和影响。其中，每个人受到的影响并不主要来自于社会中的明文法律，而是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约束和影响。这种约束和影响看似无形，但是实实在在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而这种社会的影响，又可以叫做文化影响。在文化约束和影响下，绝大多数人都在遵照社会要求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影响深远。

文化决定人们的努力结果。中国有两句类似的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一个人思考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只有尽可能长远地思考，才不至于陷入眼前的困境，并且获得个人的长远发展，或者叫“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长远思考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文化的个人与社会，一个维度是时间的过去与未来。在考察过去的时候，人们可以大致了解过去2000年的社会历史，以及过去100-200年的父辈历史。在思考未来的时候，一个人最多可以看到未来的100年，并且进行相应的筹划和行动，也就是自己第4代子孙的未来。而超过100年的社会与个人子孙的发展，个人已经毫无能力，只可能掌控在上帝的手中。在4000多年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让亚伯拉罕的子孙众多，如同天上的星、海里的沙。而这样的话，只有上帝能够说出来，并且得到实现。所以，短期的未来依赖自己的力量，而长期的未来需要依赖上帝。反过来，当人们只看眼前的时候，只可能自然地走向奴役之路。而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往往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按照“主流文化”的意图而行为。很多人即使不满意自己的贫困现状，希望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不论这些人如何挣扎，不仅没有变富，反而更加贫困。这种情况像一辆汽车陷到泥坑里。如果只是拼命发动汽车、转动车轮，希望通过车轮转动而将汽车带出泥潭，结果往往是车轮打滑越来越严重，而且在泥坑中越陷越深。因为，人们在努力的时候，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文化的错误引导下，朝着错误的方向努力。而当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朝着错误方向努力的时候，也就自然形成奴隶社会。

大致上，文化的冲突可以归结为奴隶社会和利益对等社会的冲突。文化就像人呼吸的空气、鱼吞吐的水。人们在一个环境长久生长、没有去过其它环境，就无法知道这个环境和其它环境的差异。在《后汉书》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这个意思是，和好人在一起，就像进入放置兰花、香气四溢的居室，长时间就闻不到香味；而和坏人在一起，就像进入卖水产品的店铺，长时间也不觉得味道臭。这种比喻反映了环境文化对于人的潜移默化的结果，让人们觉得周围的环境很“正常”。如果延伸一步，从小生活在很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样的环境很正常，想象不出恶劣环境是什么样子；反过来，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在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从来没有脱离过，也同样觉得世界自然就是这样。而且，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形成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中国有一句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而西方则也说，贫困与暴力相伴随。与之相对比，美国到1950、60年代，大多数地区的人家都不用锁门，更不要说安装防盗系统；即使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治安状况显著恶化，但是不少与大城市相聚较远的小镇，人们同样保持不锁门的习惯。如果从环境的角度，当人们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资源匮乏，所以人们必须进行争抢。如果一个人不争抢，在社会中就难以生存下去。而且，对于很多有家庭的人，即使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自己的孩子争抢。在整个社会中，坑蒙拐骗、投机钻营的人，才能够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不论人们实施什么手段，暴力是具有统治力的力量，所有人们最后都臣服于暴力。暴力主导社会的时间越长，整个社会也越贫困，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程度也越严重。当生存环境也越恶劣，人们也越想着投机钻营，也越臣服于暴力、崇拜暴力。而这种暴力与社会的增强循环，就是奴隶社会的主要表现。

社会文化差异往往从“小事”上表现出来。在世界历史上，最能够体现出文化交锋的“小事”，就是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清朝。 1792年10月，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的使团，出发访问清朝。英王以西半球海洋王者的身份，希望与东半球陆地王者的清朝皇帝，建立平等的双边贸易关系。英国希望跟清朝建立关系，是因为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当时，清朝向西方出口大量丝绸、瓷器、茶叶等风靡欧洲王室贵族的高档产品，但是却很少进口产品，造成欧洲的大量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英国毛棉织物质优价平，加上英国过去积累的机械技术等优势-包括钢铁和枪炮技术，希望通过贸易把这些产品销售到中国，以平衡两国的贸易往来。所以，两国关系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根本在于利益。如果英国不是在利益上有所图，也不会想起主动向中国示好。当然，英国国王也希望通过炫耀自己的巨舰大炮，加上各种欧洲最先进的技术产品，给清朝皇帝和大臣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清朝购买英国的产品。当时的清朝乾隆皇帝同意以居高临下的角度，接见来自英国的“贡使”。当时，满清朝廷与马戛尔尼就两国关系问题，相互勾心斗角。最后，满清朝廷要求欧洲国家使节对满清皇帝进行“三拜九叩（下跪三次，每次磕头三次）”的双膝跪拜、全身匍匐的磕头之礼，而马戛尔尼坚持按照对本国国王的单腿下跪、微曲上身的低头之礼。马戛尔尼单膝下跪的礼节让乾隆大怒，后来几乎将马戛尔尼赶出中国。不过，乾隆在整个马戛尔尼到访和离开的过程中，一直以比较高超的手腕在背后进行操控，既让英国使团感觉到全方位的压力，又在表面上显得非常和善。后来，马戛尔尼的随员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佩雷菲特查阅了英国和中国两方面的大量原始史料，撰写的《停滞的帝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展示了整个中英文化冲突的双方思想过程。从《停滞的帝国》对两方互动的描述可以看出，因为社会体制的根本差异，两国的人员形成根本的思考和行为不同。但是，由于两者的差异过大，而且由于信息文化的封闭，因此相互之间难以理解，造成很多概念上的误解。不过，关于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磕头的问题，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面对的完全相同的问题。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2 13:02

“膝盖”才是真正反映“普世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在20世纪，“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概念被称为“普世价值”，受到欧美等国的推崇，并且在世界进行推广。但实际上，这些概念并不是“普世价值”，而只是借口和工具。从国内的角度，欧美国家的世俗政权利用这些概念，攻击本国教会、消除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比如，美国一直强调推广“普世价值”，显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但是，在二战后期，美国要求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和北朝鲜，随后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将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推翻，将中国置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如果说美国推广的是“普世价值”，那为什么美国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如果美国推广的不是“普世价值”，那什么是普世价值？对这个问题，推广“普世价值”的美国政府无法回答。因为，这个涉及到美国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置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也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所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掌控世界最大权力的美国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恶行为？而这种强权掌控话语权的现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且，即使美国政府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自己在1949年之前误信了共产党的谎言。但是，在中国出兵朝鲜战争、支持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竟然排除中华民国，而支持共产主义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在中国支持波尔布特政权对本国人民大屠杀之后，美国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候，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哪里？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在国际事务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是崇拜强权、恃强凌弱、唯利是图；而且越是喊得漂亮口号的，实际行动上往往越无耻。而“膝盖”是反映强权的真实指标，强权的差异决定了“膝盖”的差异。清朝和马戛尔尼官员磕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全面反映两国内部社会强权结构，以及两国之间强权对比的实际问题。如果中国公使出访欧洲，欧洲国王不会要求中国公使磕头，甚至不会要求公使施以单腿跪拜礼；而清朝则反复要求，让英国公使按照中国“三拜九叩”的方式磕头。这两者态度的差异背后，反映出两国全方位的思想观念差异。而思想差异的基础在于，两国社会对于世俗权力的认识具有根本的不同。

观念差异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差异。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失败之后，将出使的失败归于很多原因，包括翻译水平过低的问题。但是，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他面对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对于跪拜的态度，背后是人们对于权力的态度，而权力崇拜才是人类共通的真正“普世价值”。英国作为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体现出基督教社会固有的传统：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对于一个骑士，一般面对君主施单膝跪地的礼节，而对上帝双膝跪地。因为，上帝才是每个人的真正掌权者，绝对掌控每个人的生死。而君主诸侯等世俗政权只是在世界上代表上帝的暴力掌控者，并不代表全部的权力。而骑士应该完全忠于上帝，部分忠于君主。而单腿跪地的礼节表示，骑士虽然对君主效忠，但是不完全属于君主。当然，有些骑士在犯了重罪之后，请求君主的特殊宽恕，或者有时候感谢君主的特殊恩惠，也会在当时双膝跪地，表面自己属于君主。这种平时单膝跪地、面对特殊的利益恩惠时的双膝跪地，反映出世界上人们普遍的反映，也就是“普世”行为。这种“代表上帝”掌控暴力的态度，在英国“光荣革命”中表现的更加显著。当时，英国的议会以新教为主，为了防止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进行复辟，主要党派共同进行宫廷政变，驱逐詹姆斯二世。之后，英国发表《权力法案》，确立议会为最高权力，建立“君主立宪”国家。随后，英国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与英国的海上霸权相结合，进一步推动英国这个开放而生机勃勃的国家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连续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奴隶制帝国。中国以满族为主的奴隶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对广大奴隶实施相应的约束。而每个下级都是上一级的奴隶，所以奴隶就要双膝跪地，而且匍匐磕头，表示自己完全属于上级。也就是上级对下级拥有无限的权力，或者叫做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而人们见到皇帝，更要“三拜九叩”，表示皇帝对自己和家人朋友拥有的无限权力。而一个官员如果敢于“谋反”，也就是阴谋推翻皇帝，就要遭到“灭九族”的惩罚。所以，磕头九次也意味着自己和家人都是皇帝的奴隶，完全忠于皇帝。马戛尔尼长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经历过完全的奴隶社会，因此没有思考过，两国的礼节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也想象不出为什么在中国，磕头竟然如此重要。

磕头反映出奴隶社会的关键文化。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北京之前，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使团到北京见过清朝皇帝。因此，几乎对清朝一无所知的西方人，不知道将在北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马戛尔尼也没想到，跪拜成为见皇帝时最主要的问题。这是在具有骑士传统的西方，很难想象到的问题。而马戛尔尼在跪拜的问题上，坚持“两者对等”的原则：如果要他对康熙皇帝进行三拜九叩，首先需要中国官员对着英王乔治的画像三拜九叩。只有这样，马戛尔尼才认为，他能够保持国家尊严，不辜负自己作为英王全权大使的责任。但是，当马戛尔尼提出这样的对等要求时，没有清朝官员敢于答应。虽然马戛尔尼没意识到三拜九叩的真正含义，但是在奴隶社会中生活已久的人们早就烂熟于心。他们很清楚，自己只属于清朝皇帝，而不属于英王。清朝官员既不敢对英王三拜九叩，更不敢跟乾隆皇帝汇报此事。因为谁敢汇报的话，皇帝会认为这样的人有“贰心”，皇帝直接会砍掉汇报人的头。而马戛尔尼也没想到，在他和官员讨论对等礼仪的时候；官员则在磕头问题上对皇帝造假，说马戛尔尼正在练习磕头，见皇帝的时候就学会磕头了。反过来，在当时的欧洲，国王可以随时迁徙，到其它国家继承亲戚的位置当国王，统治其它国家。而人们也可以到其它国家，为教会或者为其它国家的国王效力。所以，欧洲的某个骑士不仅对自己的国王单膝下跪，也在到其它国家时，对其它国家国王单膝下跪，表示自己对于比自己高级的位置的尊敬。而不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在上帝的掌控中，所以在上帝面前双膝跪倒匍匐磕头。而欧洲这种礼仪属于流动社会中，相对合理的礼仪。而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中，既然官员对皇帝三拜九叩，下降对上级官员匍匐磕头，就表面下级只把上级当奴隶主，而不承认外来的人当奴隶主。在这样的结构中，整个社会必须自我封闭。如果像欧洲那样开放流动，奴隶社会早已经瓦解。当时，很多人因为饥荒或者战乱离开中国，到南洋等地讨生活。对于这些人，整个社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离开了奴隶社会。另外，对奴隶社会危害最大的，是宣扬外国好、本国差的人，这些人也被看做“内奸、卖国贼”。就连到中国的外国人，也只能歌颂中国皇帝，认为中国皇帝“最伟大”。因为，这种内部宣传对于奴隶社会的瓦解，比出逃的人们力量更强。所以，中国奴隶制度还要试图维护自我优越意识，将西方国家的使者看作低等的番邦使节，向高等的皇帝称臣。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广大奴隶们也认为，中国是上国，皇帝是世界的主宰。广大奴隶们看到皇帝在世界的崇高地位，也就安心做奴隶。而英国使节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面对的各种繁文缛节-尤其是磕头，以及这种“自我优越”意识，自然非常费解。因为，这些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民族”文化，而是维持奴隶制大帝国的根本文化基础。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3 13:43

奴隶根本是一种思维，为眼前的利益而屈服。在奴隶社会的礼节背后，是一整套系统的精明利益计算。刚接触到这套礼节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困惑。但是如果分析背后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利益才是礼节的基础和导向。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马戛尔尼按照中国的礼数给乾隆皇帝磕头，会获得更好的关系效果。荷兰使团后来吸取了马戛尔尼的教训，到中国按照要求的礼仪给皇帝磕头，希望获得相应的贸易机会。当荷兰使团服从清朝官员的命令，对皇帝进行跪拜。跪拜的原因，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主动让自己低人一等。既然“奴颜婢膝”，必然是在眼前利益上有所请求。如果不为了眼前利益，为什么会“奴颜婢膝”呢？没想到，荷兰使团在磕头之后，结果一无所获，而且遭到更大的羞辱，连重要官员都没见到。在马戛尔尼离开的时候，乾隆皇帝还表面态度很好，并且暂时给广州的英国商人一些利益。而荷兰使团连这样的待遇都没有，完全被冷落对待。这时候，其中一些欧洲人才发现，关键问题并不是磕头。为什么清朝皇帝不对这些使节下跪，而逼着这些使节向自己下跪？因为清朝皇帝认为，就是要求使节下跪，自己也没有利益损失。英国人以巨舰大炮的姿态在广州、浙江和直隶游荡，乾隆不是不知道这些巨舰大炮的威力，而只是小心掩饰自己的恐惧。另外，乾隆皇帝看到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觉得根本不可能答应。估计是综合这两点考虑，马戛尔尼即使没有磕头，乾隆皇帝也对其有一定的礼遇，并且给英国商人一定的优待。而荷兰商人没有巨舰大炮做后盾，自取其辱也很正常。虽然荷兰是所谓的自由国家，但是自由国家的人顺从了奴隶社会的模式，就是自己将自己当作奴隶。主动做奴隶的人，自然也被看作奴隶。奴隶应该得到权利吗？众所周知，奴隶不配得到权利。所以，荷兰使团得到的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到后来，中英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北京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朝皇帝再也没要求使节下跪。这时候，清朝皇帝还想耍花招，避免见到使节、或者在接见属国使臣的地方接见欧洲国家使节；但是，这些花招一次次被使节识破，然后迫使清王朝让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很清楚，如果再想耍弄使节，这些使节背后的国家就会出兵，直接消灭清王朝。所以，实际上开始整个进程的，是依仗巨舰大炮，强调不磕头的英国人。

“尊严”意味着什么？自己不为了眼前利益对他人屈服，而是要与对方保持人格上的对等关系。在当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席卷欧洲大陆、英国和北美。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普遍对中国推崇备至，认为中国作为不实施基督教的世俗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典范。而拿破仑是在“法国大革命”后，以《拿破仑法典》在社会制度上推动“启蒙运动”的重要政治人物。在滑铁卢失败被囚禁后，曾经接见过第二次出访清朝的公使团。这些公使团成员充满崇敬地问拿破仑什么意见，拿破仑英国公使不磕头的行为，采取了讽刺的态度。他认为，英国公使到中国却不“入乡随俗”，反映出英国人过于傲慢的特点。当然，拿破仑在武力征服欧洲各国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入乡随俗”。实际上，英王授予马戛尔尼全权，处理出使期间的各种问题。在最初，英国人主要想着平等贸易、互利互惠，根本想不到磕头竟然成了当时的主要问题。在跪拜问题上，主要是马戛尔尼的决策。而马戛尔尼在巨舰大炮的支持下，出于“荣誉”和“尊严”的角度，拒绝了清朝要求的磕头，同时一直试图要求两国之间平等自由开放的贸易。而从利益的角度，“尊严”本身指的是更长远的利益。一个人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就意味着放弃掉眼前容易得到的利益，而在未来考虑采取其它方式进行解决。从中英关系上，马戛尔尼对于维护英国“荣誉”和英王“尊严”的问题上，态度表达更加明显。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期间，英国国内的一些看法是，如果马戛尔尼按照清朝的要求磕头，有可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不过，荷兰使团自取其辱之后，英国人开始庆幸自己的决策正确。英国人开始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嘲笑荷兰人的奴颜婢膝的行为。当一个充满荣誉和自尊感的人受到侮辱，人们就要分析到底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而一个自愿当奴隶的人受到侮辱之后，人们只会认为这个奴隶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尊，应得相应的侮辱。当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尊”而斗争的时候，就已经忽略了眼前的利益。就像马戛尔尼这样，所有精力都在强调不磕头，随时都知道可能会得罪清朝皇帝，自由贸易的问题就只能放在次要地位。不过，因为保持了“自尊”，也就让自己在以后留出了更大的行动余地。如果荷兰发动对清朝的战争，就会被认为是先被羞辱之后的报复，受到人们的冷淡对待；而英国发动战争，就会让人认为是出于维护平等与“自尊”而进行的战争，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而这个理由在后来英国出兵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3 13:45

中国民众的状况，让马戛尔尼使团大为惊讶。中国民众的状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清朝官府对于民众的态度，另一个是民众对于官府的态度。对于当时的欧洲，中国还在神秘的面纱中，“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又在大力鼓吹中国的优秀。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希望多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民众特点。在物质环境方面，马戛尔尼看到低矮破败的民房，民房用土做墙、用茅草做顶。社会中下层没有漂亮姑娘，大都像男人一样粗糙。在冬天的时候，人们只有很小的炭盆取暖，甚至没有取暖，人们只能穿很厚的衣服。在马戛尔尼使团看来，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冬天对于民众是致命的残酷。当然，对于民众来说，官府的行为同样残酷。在马戛尔尼使团的船在沿运河前行的过程中，官府到当地抓纤夫用人力拉动大船前进。当地民众为了躲避被抓，因此白天纷纷逃离自己的家。官府的人就晚上出动，趁民众熟睡的时候抓人。看到官府的人手里拿着鞭子，驱赶着俯首帖耳的民众，马戛尔尼使团的人们想起来黑人奴隶的场景。官府基本禁止使团与民众进行接触，对使团采取严密的隔离措施。但是，民众则对于使团极为好奇，于是大规模聚集在使团经过的路上，观看使团经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府只需要少数人在前面拿着鞭子开路，民众就会很顺从地让出道路。因为，民众如果稍有抵抗，就会遭遇严厉的惩罚。当官府需要时，还会驱使民众以不雅的方式，阻挡使团前进的道路。在中国，有很多秘密的民间宗教和社团，当这些宗教和社团规模较大时，官府就会派军队进行镇压。在镇压之后，官府会将其中一部分人斩首示众，而其他民众则为之欢呼叫好。虽然马戛尔尼使团被隔离监视，但是仍然对看到的民众实际状态非常震惊。这种实际状况的认识，完全推翻了马戛尔尼使团过去对于中国的任何幻想。马戛尔尼希望向中国销售先进技术的想法，也因为这种情况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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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尊”而放弃眼前利益，意味必须以其它方式解决。第二次，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继续访问清朝，尝试与中国建立相互开放的贸易。在这次访问期间，是否磕头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有趣的是，英国内阁认为，磕头不磕头无所有，主要看能不能得到利益；反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东印度公司领导认为，应当坚持英国的荣誉，到了广州再决定是否进行磕头。其中，作为孩子跟随马戛尔尼出使清朝的托马斯斯当东，已经成长起来。他再次跟团出使，并且坚决反对磕头，而是要求英国采取强硬路线。这时候，清朝已经是嘉庆皇帝，已经失去和英国使节以温和方式诱导的耐心。当阿美士德到了北京，清朝官员对阿美士德态度冰冷而且强硬，要求阿美士德必须进行“三拜九叩”的磕头。而且，阿美士德刚刚到达北京的晚上，嘉庆皇帝突然要进行接见。清朝官员还一拥而上，试图将阿美士德带走，同时要求阿美士德磕头。阿美士德激烈反抗，坚决不磕头，也不希望立即建嘉庆皇帝。嘉庆皇帝一怒之下，将他们赶出北京。当然，为了缓和与英国的关系，广州方面再次相对善待商人，也让阿美士德的出使取得一些成绩。不过，中欧贸易逆差不解决的话，欧洲将因为金银的流失，很快陷入穷困。不久之后，英国商人开始找到新的办法，就是通过走私鸦片赚钱。鸦片在很短时间内，成为英国从中国赚钱的主要手段。于是，内部开始讨论，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完全开放鸦片贸易，而且国内种植鸦片，让英国人无利可图；二是严惩贩卖鸦片的外国商人，并且实施禁烟行动。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反对鸦片贸易，而且多次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贸易关系，同时减少鸦片贸易。但是，当时清朝地方官员对于义律的呼吁毫不理睬，可以理解为，各级官员都在鸦片贸易中大获其利。而满清朝廷派林则徐到广东，采取第二个办法，搜缴鸦片、对贩卖鸦片的商人进行惩处。当时，不论义律还是英国，对林则徐的行为都没有异议。但是，林则徐和义律在打架斗殴误伤中国人事件上发生冲突，并且断掉对于英国人的淡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义律开始反击，并且要求英国派兵出战。在英国国内，两党也因此吵得不可开交，而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发言。托马斯斯当东的发言让人重新记起英国使团访问清朝的遭遇，并且强调清朝的实际状况，决定性影响了充满骄傲和自尊的英国人。最后国会投票，以5票之差而出兵中国，开始中英战争。 1840年开始的战争也被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称为“鸦片战争”，虽然实际原因并不是因为鸦片。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3 13:53
@天天翊翊 2655楼 2014-01-12 15:50:44
楼主很有才，朋友们分析你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说你是来召唤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的。不知他们说得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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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牧师。我关于经济的帖子，也没有召唤人。我只是在论述，过去中国人一次次在自寻死路，未来的一次也毫不例外。而这次，是整个世界共同走向自我崩溃，只不过强弱不同。

人们要决定的是，与现在的邪恶共同走向自我灭亡，还是重新自我端正，做好准备，在未来活下来。

而为什么会这样？人应该怎么准备？只需要读读圣经，看看上帝到底对人说了什么，以及人如何作恶的，就知道原因。上帝的大手可能会姗姗来迟，但是绝不落空。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19

当人们的思维模式固定后，很难改变过来。在中英战争中，清廷毫无悬念地惨败，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清廷除了赔偿一些白银、把香港岛“赏赐”给英国、开放几个口岸之外，并没有很大的损失。而且，因为清廷官员耍小聪明方法，英国人一直难以按照条约进入广州城。在这个时候，如果清廷能够学习国际法，也不会损失自己很多利益，还能够保持奴隶制度。但是，奴隶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无法学习和利用外部知识和力量。清朝作为典型的奴隶制系统，皇帝并不关心国际法。而各级官僚则必须服从皇帝，自然也不会学习国际法律。不过，一些官员因为小聪明，恰巧利用了国际法，让英国等国无法提出进一步要求。不过，因为中国搜查英国亚罗号事件和法国马神甫被杀事件，英法联合要求清廷道歉和（小）赔偿。因为这些事件，英法美等国再次和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主要是多增加了一些开放的港口。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公使要求到北京换约，也就是要见清朝咸丰皇帝。这时候，咸丰皇帝只能拼命阻挠公使进京，因为他再也不敢要求公使们“三拜九叩”。如果没有“三拜九叩”的仪式，而公使只是对咸丰皇帝鞠躬的话，咸丰皇帝也将丧失威严。因此，咸丰又开始耍小计谋，不让公使见到自己。而英法公使非得进京，并且清除天津的淤道，便于船只航行。没想到，清廷派僧格林沁对英法军队进行伏击，等于是不宣而战，导致英法军队遭到严重损失，撤走搬救兵。清廷上下一片欢腾，并且给英法发诏书，单方撕毁《天津条约》，并且要求英法“自悔求和”。但是，英法立即组织新的军队，直扑天津，迅速攻陷大沽口炮台。咸丰再次求和，经双方谈判后，咸丰同意增加一些赔偿，英法要求再次派公使到北京与咸丰签约。咸丰又碰到与公使见面的难题，于是派僧格林沁绑架公使团39人，以公使团为人质要挟，要求与英法再次谈判。在国际法中，绑架公使属于国家全面宣战的行为，因此英法联军直接攻向北京，直扑圆明园抓捕咸丰。咸丰不在圆明园，而英法军队看到圆明园巨大的宝藏，洗劫一番后离开。当然，大多数财宝都没有拿走，于是圆明园附近的清朝子民跟着进行抢劫，并且放火烧了一部分圆明园。面对惨败的局面，清廷只好同意释放公使团，并且同意公使与清朝皇帝见面。但是，释放公使团之后，英法联军发现公使团只有19人。这19人已经被残酷折磨，而另外的20人都已经被残杀。英法要继续教训清朝，其中英国意图烧圆明园，而法国意图烧皇宫，后来按照英国的意图对圆明园纵火。可以说，整个过程都是清廷对国际法不当回事，而且反复挑衅强大的英法联军，被英法打的落花流水。而这个发生在1856-1860年的反复战争和议和的过程，被中国大陆的教科书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实际更无半点关系。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从多种行为表现出来。当一个人习惯了一种思维之后，基本不可能转变思维，不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会一直重复这样的思维。对于一个社会，这种思维惯性更加显著，表现出更强的反复特点。当人们回顾历史，认真对历史进行考察时，往往会发现这种特点。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一般常人都难以犯的错误，一个社会就能够反复去犯这些错误。比如，在清廷与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一次次耍小聪明，一次次破坏各方的约定，一次次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袭别人，而且还自以为占了便宜。等别人过来痛殴清廷的时候，再割地赔钱求饶。这种“小聪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进行了一次次的重复，被英法等国打得求饶。但是，过一段时间后，还会重新再犯。 1900年的“义和拳”，就是这种再次“耍小聪明”，再次被痛揍的故事。当时，掌控清廷的慈禧太后不满洋人对于清廷内改革力量的支持，但是又不敢直接得罪洋人，因此重新“耍小聪明”。慈禧太后支持民间的“义和拳”发展，大规模地屠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更重要的是，“义和拳”民和清军竟然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对各国使馆的公使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本来，欧美国家反复要求清廷惩处杀害传教士的凶手，但是因为传教士属于私人行为，因此不便直接插手。但是，当“义和拳”和清军围攻大使馆，意味着对西方各国宣战。这些国家为解救公使，组织当时的一些散兵游勇，形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八国联军人数有争议，有的数字显示3-5万，有的显示1万多）。这个七拼八凑的军队开始武器不足，后来缴获了全新的现代武器，将数十万清军和“义和拳”打得落花流水，并且全面控制北京，清廷再次投降求饶。八国联军等于是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之后清廷基本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开始土崩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中，将“两次鸦片战争”和“义和拳”等事件看作是外国无故侵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事件。但是，教科书并没有告诉人们，清廷为什么会反复挨打。如果清朝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国际法，对强大的英法进行武力挑衅，也不可能反复遭英法等国痛揍。在教科书给中国孩子灌输这些内容的时候，只聚焦在这些事件上，而不是讨论环境背景和前因后果。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21

不同社会的“主流文化”塑造不同社会的民众。关于马戛尔尼的“磕头”问题，反映出不同社会民众的思维。在欧洲的（广义）基督教环境中，民众理所当然认为，不需要向君主磕头；而在清朝，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向上级官员磕头，而且对皇帝磕头时更加隆重。这就是不同民众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理所当然”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中，磕头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这种不同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同，所以社会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但“主流文化”形成后，会民众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塑造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主流文化”变成环境因素，人们更不知不觉地接受“主流文化”，形成显著的思维惯性。即使人们离开当地“主流文化”去其它地方，也会很大程度上保持过去的思维方式。比如，当马戛尔尼快到中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当时，中国人和荷兰人同住一个岛上，两者的住房形成显著的区别。中国人的住房以木板房为主，矮小拥挤简陋；而荷兰人的房子则很正规，相对来说高大宽敞。虽然荷兰人和中国人都已经离开故土，到达新的地方生活，但是人们仍然按照过去的思维定式安排自己的行为。进入中国，他发现皇家宫殿规模庞大、金碧辉煌，而民众的房屋则极为拥挤、简陋。这时候，他看到了中国人建立矮小拥挤简陋的木板房的原因。虽然中国人已经离开了中国，但是仍然保持着过去的居住思维习惯。同样，荷兰人习惯了制造很好的房屋，到了亚洲同样建造很好的房屋。从社会文化角度，中国民众居住条件简陋拥挤，是奴隶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奴隶的功能就是给奴隶主工作，奴隶主只允许奴隶拥有最简陋的生存条件，而不能让奴隶富裕起来。从利益的角度，如果奴隶拥有很多财富，意味着奴隶主就要变穷；如果奴隶的居住条件很好，奴隶主的身份优势就无法表现出来。所以，对身处奴隶地位的中国人的群体，奴隶社会不仅仅代表着社会中的磕头等礼仪，更体现在奴隶们的生活条件上。当奴隶们离开中国，脱离了奴隶社会，不用再磕头。但是，奴隶的生活模式对人们的思维仍然形成决定性的影响，让人们保持着奴隶社会的各种生活习惯。

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差异，关键在于信息的搜集和处理。维持奴隶社会的关键，就在于民众信息封闭。信息封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完全的信息管制，让民众只能接触到奴隶主阶级要民众接触的信息，而接触不到其他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影响，让奴隶们“自觉”形成自我信息管制，不再接受与奴隶主给自己灌输信息相反的内容。久而久之，奴隶社会的奴隶民众就会形成不关心外部信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也就是金钱和现实权力。民众进入自由社会后，失去了现实权力的管制，人们形成只想着赚钱，然后在生活中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生活的习惯，而不关心外部环境。比如，当马戛尔尼使团进入中国的时候，除了要求自由贸易，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对西方关着大门，西方只能通过各种传言和猜测，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描述中国。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进行实际考察-了解中国真实信息，也成为一项重大使命。虽然他们一直被监视和限制行动，但是马戛尔尼使团仍然从很多细节上，看到了一些中国的真实情况。而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不同人根据自己的论述，开始让欧洲人对中国开始产生了解。 “启蒙运动”给中国套上的各种光环，在无声无息之中完全消失。一般情况下，传教士是西方人群中最具冒险精神的“先锋”群体。他们到一个外部地区传教之前，都要做数年的准备，比如学习当地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耕作农产品品种等等。这些都属于信息准备，因此也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社会，并且能够切实帮助当地人，也顺利实现传教的目的。同时，欧洲也属于信息开放社会，人们如果想了解欧洲，只需要到欧洲进行学习和游历。各种社会信息都摆在明面上，只要有能力学习，自然就能够了解欧洲。这就是在自由社会中，人们都在积极关注外部的环境，尽可能搜集信息，以便更了解整个环境状况。如果中国人想了解欧洲，派一些人员到欧洲学习即可，就像日本人在“脱亚入欧”时候采取的措施。但是，在奴隶制文化模式下，人们都的关注点都主要在皇帝和官僚身上，对外部环境有兴趣的人很少。即使知道的人，也不敢向皇帝汇报。因此，在多次与欧洲国家交战的过程中，清廷一直不知道有国际法可以遵循，也一直希望通过“耍小聪明”、“占小便宜”混日子。

基于不同文化对个人思维的影响，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问题重点不一样，因此形成不同的看法。在自由思想熏陶下的人们，就像常在香味扑鼻的“芝兰之室”居住的人，就会更多地关注环境。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重视外部环境，尽可能多地了解外部环境的信息。因此，人们对于不同的环境，就会认真进行研究。而当人们关注环境的时候，往往会对个人的考虑少很多，也自然会相对忽略眼前的利益。这就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更多想的是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注重英国“荣誉”。当其他人都在对乾隆皇帝“三拜九叩”的时候，他们则仍然单膝跪地，在整个人群中自然表现得非常“突兀”。反过来，久居“鲍鱼之肆”的人，则更关注赚钱，为了赚钱而忍受臭味，时间长了就不觉得。比如，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清朝官员，主要想的是能够对皇帝交差，别因为皇帝怪罪而丢了自己的官职。而且，这些官员最注重的，也是让马戛尔尼向中国皇帝磕头。他们对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也毫不关心。毕竟在他们的想法中，世界是“天圆地方”的形状，中国在这块“地方”的中央位置。而其它国家则是小小的“外藩”，散落在周边的小岛上、或者叫做“偏远地区”。让他们去认识世界，说整个世界是圆球的形状，他们只会觉得这个想法很“怪异”。即使外国人早已经给他们送过地球仪，告诉过他们相关的地理知识。但是，他们基于“上国”的思维，考虑到自己在“上国”里面的个人利益，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地球”这个概念是真是假。对于清朝官员来说，知道世界实际上是圆形、知道其它国家什么状况，对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好处，何必去知道呢？而且，如果真的知道了，而且与其他人说，违背了“中国”这个大家的共识，到时候可能不仅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掉脑袋。当然，清朝的广大奴隶民众天天考虑着多收点粮食、吃好一点，更没有兴趣关心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论整个环境的状况如何，人们都不关心，而是关心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47
@天天翊翊 2655楼 2014-01-12 15:50:44
楼主很有才，朋友们分析你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说你是来召唤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的。不知他们说得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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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0715 2668楼 2014-01-13 13:53:37
我不是牧师。我关于经济的帖子，也没有召唤人。我只是在论述，过去中国人一次次在自寻死路，未来的一次也毫不例外。而这次，是整个世界共同走向自我崩溃，只不过强弱不同。
人们要决定的是，与现在的邪恶共同走向自我灭亡，还是重新自我端正，做好准备，在未来活下来。
而为什么会这样？人应该怎么准备？只需要读读圣经，看看上帝到底对人说了什么，以及人如何作恶的，就知道原因。上帝的大手可能会姗姗来迟，但是绝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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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没钱 2674楼 2014-01-13 16:40:24
其实这里要帮楼主澄清一下,有信仰的人往往是背黑锅的.有宗教的人倒是在后面各种卖萌.
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楼主在传教,其实上面楼主有一楼就已经说清楚了,”第二节奴隶社会的文化模式”.
我直接给结论,愚民奴化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空前的巨大成功.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意识中只知道”自由社会””公平””尊严”等,这些概念是西方文化的.
这些人完全忘记了,或者选择性的忘记了.当年崖山一役,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和大明王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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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还是思维问题，或者说思维习惯问题。

绝大多数人属于条件反射式思维，就是看到或者听到某些字词句，立即条件反射出，自己从小被灌输的观念。

因为人们只会条件反射，因此对于概念具有特殊的崇拜。比如说东方西方/中国美国/民主自由等等。只要一说的到这些概念，人们普遍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智力立即退回到少年儿童状态。然后直接认为这个好，那个坏，在于没有能力多思考哪怕一点点。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真正进行逻辑思考的人，比例相对较少。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相对更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尤其在1990年代之后，逻辑思考甚至被认为是怪胎，如果有两个人进行抽象的讨论，亲人朋友可能觉得这两个人在浪费时间，让这两个人不要再说了，说的再多也没用，还不如多赚点钱。这也是我正在贴的内容。

因为逻辑思维的问题，奴隶思维的人永远不理解，自己学习了很多，很努力，很想赚钱，但是不论多么努力，都赚不到钱。奴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像巴菲特这样的人，天天坐在家里，就能够成为股神。因为逻辑思维的问题，奴隶只可能受人驱使，跟着人瞎站队，然后做炮灰。而天天讨论抽象概念，进而将事实与抽象概念相结合的人，可以随意将奴隶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奴隶们给自己赚钱。而中国十五亿人中，具有逻辑思维的人太少，绝大多数都缺乏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结果是，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59
@老马扁子 2013-11-07 14:37
放心吧，中国崩不了，因为中国是特色社会，是有遗产的计划体制强力控制与供给的，欧美就是在羡慕或恨中国这个东西。计划体制，就象不倒翁里面那一坨重东西，起始终平衡重心的作用。
而且中国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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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孤尘1355 1501楼 2013-12-17 00:10:00
这兄台才是明白人，楼主太悲观，我等参不透难道高人云集的党政参不透吗?别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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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花园 2681楼 2014-01-14 12:04:52
智者从来不使用“悲观”“乐观”这样的词汇。
因为这样的词汇反映的个人的主观情绪，而个人不是上帝，个人的情绪分文不值！
只有客观世界才是有价值的。
因此，智者用语是“是否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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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强调乐观/悲观？

强调乐观/悲观的人，缺乏最基本的对事实的认知，同样缺乏最基本的对事实的挖掘/分析/分辨筛选能力。所以，人们自然地回避事实，而试图以自己的情绪概念，替代事实概念。

而所有人文类的内容，包括神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科目，其事实基础都来自于历史。而绝大多数人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学习和思考，而且也没兴趣学历史，没兴趣读历史，因为无法理解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只能以乐观/悲观进行判断。

这样的结果是，不论评论者多么无知（在事实上），都因为自己有乐观/悲观的判断能力，进行自以为正确的价值判断。也就是，本身应该是事实的学习和思考者，轻松地变成观点的评判者，也就是自以为处于评委的地位上。

而奴隶们通过对乐观/悲观的判断，找到做评委的感觉，这就是“奴隶有着奴隶主的思维”的基本原理。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28

人们即使离开过去的环境，仍然保持强大的思维惯性。人们往往觉得，“鲍鱼之肆”的人应该喜欢“芝兰之室”。因为，当人们到了“芝兰之室”，就会对比两边的环境，发现“芝兰之室”的环境更好。因此，人们都会纷纷选择“芝兰之室”，而放弃“鲍鱼之肆”。但在真实世界中，这种想法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多数习惯了奴隶社会思维的民众，宁愿放弃“芝兰之室”的香味，而选择“鲍鱼之肆”中的赚钱机会。甚至当人们既享受“芝兰之室”的香味，还能够获得赚钱的机会，但是仍然对此不感兴趣。在19世纪，很多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不下去，到美洲西部工作讨生活。这些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不考虑自己脱离了奴隶社会，并不觉得自己到了自由的环境中，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赚更多的钱，也不想着将自己的家人从奴隶社会弄到自由社会中。所以，他们在给家人的信中，诉说着“背井离乡”的苦闷。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闷？因为，奴隶们已经习惯了奴隶的生活，而不习惯自由社会。在自由社会中，人们因为对方的外在金钱和权力，以及内在的知识和文明程度，对人进行评判。而到北美打工赚钱的人们，不论外在和内在，都让西方人对他们进行负面评价。对于这些劳工来说，资本家（在他们看来是奴隶主）对他们的言行能够忍受，但是其他族裔劳工对自己的歧视，更让他们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由社会。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即使他们中间有的人赚了钱、少数赚了很多钱，也是将这些钱拿回中国盖大房子，让家人奢侈消费。广东开平的碉楼群落就是出国讨生活赚了很多钱的人们，回家盖大房子的结果。而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不管他们赚钱多么艰辛，都希望他们能多赚钱、盖大房子。而且，他们赚的钱不仅仅盖房子，而且摆出酒席，请其他人白白“大吃二喝”。通过这些花钱的浪费方式，表示自己有钱、光宗耀祖。或者说，这些人即使到了自由的环境中，在自由社会赚了钱，但是仍然按照奴隶社会的思维模式思考和行为，并且以金钱支持着中国奴隶社会的运转。或者说，这些人无法理解奴隶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区别，也不关心社会问题。他们心里只想着钱、眼中只看到钱，即使在国外赚了钱还觉得外国不好，希望再回到奴隶社会的环境中。

文化思维惯性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地方。在很多情况下，选择“芝兰之室”还是“鲍鱼之肆”，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模式。而习惯了各自环境的两者互换位置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自己过去的习惯，而觉得对方的环境“不适合自己”。比如，在2012-2013年，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空气污染已经非常严重。很多人经常谈论空气污染，也经常为空气污染而感觉到痛苦。这时候，不少在北京工作的欧美人，从小习惯了蓝天白云、清新空气，觉得北京的空气污染过于严重，感觉到空气污染的恐怖。他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健康，开始纷纷放弃北京的高薪职位而回国。而且，有不少中国人也希望能够到欧美空气干净的国家，免受空气污染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特别关注中国的空气，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很关心空气问题。有很多中国人有学历或者有钱，有条件出国定居。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出国后，没有在中国这样舒服，因此只想着到欧美旅游，而没想着离开中国。还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到了欧美国家，天天享受着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和安全的食品安全。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欧美有多好，反而希望回到中国。而这些中国人在欧美地区工作和学习，拥有比中国民众更高水平的知识，应该更清楚空气污染的危害。不过，他们仍然觉得回到中国赚钱多、未来的“发展前景好”，因此纷纷回流到中国，而不管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有毒食品。这就是，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环境，已经不觉得“鲍鱼之肆之臭”。他们为了能够多赚钱、能够有“发展机会”，即使环境再恶劣、食品毒性再大，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很多中国人面对很现实的问题：国外虽然整体环境好、收入比较高，但是由于国外“种族歧视”（恃强凌弱）的原因，个人缺乏“发展机会”、能够看得到“玻璃天花板”。而中国则经济快速增长，拥有“大量机会”，自己也能够从中获得好处。关于环境问题，既然国家负责环境，自己无法改变周围环境，那自己想的就是多赚一些钱，把家弄得更舒适、减少外出的机会。人们觉得，将来国家肯定会采取措施，把环境变好。所以，很多人等着国家把环境治理好，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

当人们远离过去的环境时，过去“主流文化”对于个人思维的渗透程度，往往超出人们自己的想象。在奴隶社会中，皇帝修建大规模的皇家园林，都用墙围起来，只供自己观赏使用，表示对财富的占有。在江浙地区，一些商人赚钱后，也在自己家围墙里，将家弄得非常奢侈，并且做出很漂亮的园林。商人的做法则是因为自己的奴隶身份，虽然自己有钱，但是“不露富”，不能让外人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好，否则会得罪官府。而这种奴隶社会模式则形成中国的城市模式，也就是各种围墙的封闭模式。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经营着自己的小空间。中国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就是这种自我封闭的文化表现。而这种文化思维的传承，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人们心理，引导人们的封闭思维。即使奴隶社会被推翻，由于这些建筑无法拆除，所以人们的基本的封闭思维模式还在继续。很多中国人到北美定居，同样表现出这样的封闭思维特点。比如，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本来可以学习英语，然后融入当地的社会。但是，很多人宁愿一辈子呆在中国城，也不愿意腾出点时间学英语，到更广阔的白人社区环境中。而中国城也表现得拥挤混乱，人们聚集在一起，似乎并没有离开中国。或者说，大量中国人虽然呆在美国的空旷大环境，但是自己制造出拥挤的小中国式环境。后来，很多高学历的中国人到达美国，先学习再工作，获得很高的平均收入。不过，虽然中国人从收入水平上达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但是在居住行为上与美国白人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传统白人如果有一块不大的宅基地，就会房子盖得小一些，多留一些草坪种上花草，而且经常进行园艺比赛。多数中国人则尽可能将房子盖大，让房子尽可能多占一些地盘，对草坪能凑合就凑合。同时，人们让家里更宽敞，而且内部装修尽可能好一些，居住起来更舒服。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地方，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很小的地块上，盖上面积很大的房子，里面装修豪华，高价卖给华人。而对于华人来说，很大的房子、很小的院子和草坪，正好符合生活习惯。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29

如果将不同的人群进行对比，文化思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在白人的中高档社区里，有两方面的“软件”显著影响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一是社区里人们的互助程度，一是草坪面积和园艺设计。如果两个社区的“硬件”相当，比如基本位置条件相似、外部环境相似、房屋地块面积相似、房屋状态相似等等，但是房价相差30%以上，基本可以将价格差异归于这两方面“软件”。对于中高档社区的人，“软件”占了房地产价格的相当部分。一般来说，中高收入阶层的白人，大都关心社区建设，热心社区的公益，相互之间积极帮助。而更明显的是，很多白人将自家门前的草坪弄成花园，尽量将花园弄得漂亮，不仅让自己看着舒服，也让路过的行人感觉到舒服。而白人在北美的生活特点，可以说从欧洲的文化传承而来。在欧洲，稍微富裕一些的人们，大都喜欢鲜花，既喜欢种花，也喜欢在家里摆花。在德国的很多小镇，街道相对狭窄，人们大都住在相对密集的数层高的公寓楼中。而公寓楼中的住户们，很多都在自己家的窗户外面种花。种花的方向并不是朝着窗户里面，而是一律冲着街道。也就是说，人们种花的目的是给别人看，而不是给自己看。不少街区还规定种花的种类，并且要求种植的质量。开花的时候，整个街道都变得非常漂亮。到了北美，人们的居住面积更大，尤其是房前屋后的面积更大。因为花园的面积更大，很多白人在种花上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更多。而在北美超市，花种、花株的销售一直很好，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种花的需求。而如果在一个中高档小区，居住着中国人和白人，往往从花园的设计、花卉的品种、花园的维护上，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个人家是中国人还是白人。中国人大都只是遵从社区的规定，将屋前的草地按照管理规则进行低水平的维护；而白人则想法做出更好的花园，让大家都能够欣赏到美景。而且，华人缺乏主动的公益行为，相互之间帮助也少。很多华人可以把钱花在买高档车、可以把时间用来陪孩子上课外辅导班，但是不愿意将金钱和时间用来打理花园。或者说，华人的总体特点是，喜欢赚钱、喜欢“大房子”、不关心外部环境。而中国人为主的社区房价也无法与白人中高档社区的价格相提并论。

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归根结底在于对利益的认识。 1950年，著名日本电影《罗生门》讲述了一个故事，在故事中每个人（包括死去的武士）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审判过程中撒谎，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故事。这个影片的寓意是，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不同人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同样的事件进行不同的解读。而在解读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无意”或者故意扭曲真实的事件，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对于事件的解读，也就是将别人的思维引导自己希望的轨道中。这时候，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事件的人，需要通过解读的人来了解事件。而人们了解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纯娱乐解闷。在人类历史上，历史事件都在无数次反复上演，差别只是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稍有不同。人们了解事件的目的在于，让自己能够提前了解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将来自己碰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保护好自己的利益。所以，从个人角度出发，就要对解读历史事件的人进行思考，到底解读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对历史事件进行解读。比如，对于满清朝廷多次与英国进行战争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中，满清朝廷和中国共产党教科书认为，英国为了鸦片利润，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战争，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形成严重的侵犯，并且让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这些战争由满清朝廷一次次对英国的利益进行武力挑衅，并且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同时，英法等国基本遵守国际法，在清廷挑衅后实施合理的战争行为。比如，当林则徐烧毁鸦片的时候，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合情合理，并没有发起战争。在双方敌对的时候，如果中国有人指出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他们也会自然改正，按照国际法的规则行事。后来，清廷内部也有官员发现，英法比较严格地遵守国际法。但是，由于极权奴隶制的特点，官员不敢将这些情况上报给皇帝。在中国战败后，英法等国趁机提出“门户开放、自由通商”等要求，让中国同意这些条约的内容。因为清廷不了解国际法，所以在战败后无条件答应英法等国的所有条件。导致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且趁机迫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措施。而从大多数被奴役的汉人民众的角度，外国对清廷战争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欧美列强对清廷的战争，才发生开放口岸、传教士进入中国、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日清战争、义和拳等一系列事件。在一连串事件打击下，清廷到1911年才土崩瓦解。如果西方力量的发展，导致没有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可能仍然处于闭关锁国，汉人必须带着辫子，对满人跪拜的奴隶社会。

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人们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人会从全方位认识问题，每个人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认识，并且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自身”角度，往往并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受到他人影响的结果。比如，在一个社会中，“主流文化”往往对社会大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主流文化”给人们灌输某种思维角度，社会大众则形成相应的认识。在不同社会中，不同的“主流文化”形成对民众的影响，形成不同社会的民众群体意识。尤其在重大历史事件上，“主流文化”可以更方便地通过片面强调某个角度，给民众以相应的片面信息，引导社会民众的思维方向。比如，对于英国入侵中国，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态度，也形成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从满清朝廷和中国共产党教科书导向下的中国大陆“主流文化”中，英法等国都属于“侵略者”，是“坏人”。在这时候，中国“主流文化”就要引导人们：夷人（外邦野蛮人）都是“坏人”，只是因为技术比“我们”好，所以欺负“我们”。因此，清朝洋务运动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模式：“我们”也要学好技术，回过头来打垮这些“坏人”。在这样的引导下，奴隶们更坚定地站在奴隶主一边，更努力地工作，支持奴隶主倡导的国家强大-也就是“复兴”。当然，奴隶们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忽略了一点，自己的贡献其实都变成了奴隶主的享受，而不是变成国家强大。清朝时，大量的海军经费变成慈禧太后的奢侈享受，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被轻易打垮；进入21世纪，大量的民众努力变成中国官僚阶层的奢侈享受。当美国军舰在日本海港耀武扬威之后，日本人开始寻找自身的问题，引发了“明治维新”。日本“主流文化”引导民众形成两方面认识：一是对于国际法的认识，欧美列强对于国际法的遵守；二是实力竞争，国际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实力竞争，而欧美列强经常则绕过国际法，最后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因此，日本人开始“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知识和技术。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实力，也就是“军国主义”的措施；另一方面想法绕过国际法，引发实力竞争。在日清战争和1930年代的侵华战争上，都是想法引起制造与中国的纠纷，利用中国人不懂法律的缺陷，让中国在具体法律步骤上犯错误，引发纠纷和冲突升级，形成全面的战争。而在美国文化中，人们经常需要分析，弄清楚自己的敌人或者朋友。自己不主动挑起纠纷和战争，而且更了解国际法，所以能够避免纠纷。但是，当美国人面对战争时，则全力以赴，消灭敌人。当日军侵华时，罗斯福操控国会对日本实施军事物资禁运，也是依据国际法的原则实施。所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为毫无道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激怒了美国这个“巨人”，结果日本也自取失败。这就是不同的“主流文化”，引导不同的社会民众，形成不同的社会状况。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38
@常青花园 2691楼 2014-01-14 15:45:31
@生于0715 您好。
我家老二今年一岁半，从网上买了一些幼儿教育的图画书，一看，也全是垃圾。
比如，一本书识别人物,每页一个人，分别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工人，农民，警察，军人，医生，护士，舞蹈家，歌唱家。
一看就是头脑混乱的傻子写的。
1、前面是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判断叫什么名字，后面成了按照职业。没有遵循逻辑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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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n119 2692楼 2014-01-14 16:08:02
洗脑的需要，很正常
如果让下一代更聪明，会独立思考，那么对****岂不是太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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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花园 2693楼 2014-01-14 16:15:04
出一本幼儿图画书，肯定没有这么多阴谋在里面。出一本小图的本子的人，我认为也不可能是带着任务的体制内的。
我认为原因很简单：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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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闵嘟嘟 2695楼 2014-01-14 17:35:02
我对儿子的教育刚好和你们相反，我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是叔叔，这个叔叔样子的却是爸爸，我儿子现在已经能分析了，这个叔叔就是他和小朋友们的叔叔，而这个爸爸是他儿子的爸爸，不知道是智能降低了还是增加了呢？还是老话，决定胜利的不完全是武器，武器相似的时候全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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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q81 2703楼 2014-01-14 22:08:39
“家有几斗粮，不当孩子王”
人家也不是愚蠢，只是那点利润不值得付出太多时间精力心思等等可都是成本。
想要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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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花园 2714楼 2014-01-15 08:52:46
他们当然愚蠢。
我认识到那个图片书愚蠢，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而已。
也就是：如果他们是聪明的，他们让那本书不那么愚蠢，只需要付出一秒钟的时间成本而已。
因此：他们不是因为需要付出太多时间成本而不愿意那么做，而是他们确实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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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q81 2718楼 2014-01-15 09:08:50
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只睡4、5个小时，连续头晕脑胀的赶东西出来，你也可能犯低级错误，那些外人看起来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改掉的低级错误。
不是不愿意用这一秒，而是根本注意不到。
为什么这么赶？人手不够啊。为什么人手不够？成本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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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花园 2722楼 2014-01-15 10:54:58
请注意：这些错误不是细节错误，而是原则性的错误！
也就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思维错误。
而不是某一个字某一句话的细节问题。
因此：你这个辩护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他们是傻笔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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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讨论半天，没有讨论到点子上。

中国的各种教科书，包括孩子和大人，目的就是用来制造愚蠢的。我没见过哪个教科书，不是专门制造愚蠢的人的。而既聪明，学习又好，还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必然是家庭教育和在学校里的自学成才。

孩子的图书也是一样，越愚蠢的，才能出版。如果想出版可以使孩子更聪明的图书，那就得以外国人的名义，按照外国的场景进行设置，否则不可能出版。

当然，制造愚蠢的目的，也很简单。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51
@slan119 2692楼 2014-01-14 16:08:02
洗脑的需要，很正常
如果让下一代更聪明，会独立思考，那么对****岂不是太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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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我研究过不少教科书，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方向。

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引导人们摸石头。

摸石头要从娃娃抓起。如果孩子从小就想着走桥，谁还跟着去摸石头。

现在各种言情玄幻穿越拜金小说，全面盯准中小学生，也是这个目的。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6 15:29

个人有事，暂停更新3日。3日后继续更新。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8 00:48
@司各脱 2845楼 2014-01-17 22:36:55
初入经济论坛,是想学习经济与创业,谁知被楼主吓坏了!好象P民都在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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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8 00:58
作者：old_horse 时间：2013-12-12 03:07:27
@hmq81 1241楼 2013-12-11 23:49:07
“黑暗的中世纪”迫害程度大概也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么个水平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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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_horse 1274楼 2013-12-13 10:24:53
@生于0715 1275楼 2013-12-13 09:02:06
不止吧。。。。。能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老蒋可能干不出来吧。。。
老毛年代的黑暗在于，自己家里人都要相互揭发。。连亲情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论‘批斗’，谁能批斗得过中世纪的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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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内容先不说，等另外讨论。不过，我在后面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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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0018 2838楼 2014-01-17 21:38:37
看到这里不吐不快，基督教的客观作用，还有教会的作用，一定要有变化的眼光。人与上帝直接联系之前必须有个过渡。基督教首先有个大前提的认知，即人这个东西是兼具神性和兽性的结合体，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的，所以才需要拯救，即使是教会的人，也不会高人一等跳出这个规律，整本圣经一再强调这一点。基督教从无到有怎么发展，采取怎样的步骤应该有大能的手在背后指引，从保罗传教往西走还是往东走就能看到这一点。在传教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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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君权与神权之争，让欧洲有了自由和发展的基础，也让欧洲抵御住msl的入侵。

而君权-世俗权力-借助中下层民众的力量，变得逐渐强大，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国家所代表的世俗权力，在二战之后变得空前强大，并且用所谓人本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替代上帝的根本真理。

结果，不仅把中国推入communism深渊，而且白人走向自我灭绝。不论津巴布韦、南非和底特律的白人逃亡，还是欧洲的绿化，都是国家强大后，白人走向自我灭绝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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