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报告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很多国家和技术公司利用先进技术对信息交流进行各种审查，全球新闻审查达到新的高度。报告提到中国规定新闻记者的在线活动可能会影响其财务信用评级，大陆维权人士对这一规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题为《审查的新面目》，报告对中国、埃及、墨西哥、北朝鲜和美国等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进行了重点评估。报告指出，很多国家正采用新的技术对信息交流进行各种控制。其中令人不安的例子是中国通过信用评分系统来打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意见的记者。

报告说，中国是在审查手段上不断创新的国家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在报告中有一篇《失信》的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利用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来压制新闻自由。

王亚秋说，中国的信用评分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由一个人支付账单、偿还债务的良好程度所决定的，可能包括这个人的在线活动等内容，而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造谣传谣”的则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这一做法的合法性表示质疑，

“一个人的信用评级应该根据这个人是否及时还债所决定，如果信用评级由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裁定，这不是依法治国。”

王亚秋的文章说，“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将被分阶段执行）可能会使那些撰文或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她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她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对此表示，中国记者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很多从事调查报告或者试图揭露事实真相的记者，已经放弃了这一行业，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新闻审查已经束手无策。”

保护记者委员会最新年度调查报告例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所面临的新危险和新威胁。这些风险来自于政府和恐怖组织的软硬兼施、新旧战术结合，既通过常规方式向记者施压，又用创新的手段进行审查。

胡佳指出，中国政府把记者在线活动和他们的信用评级挂钩非常荒唐，
“记者的报道被定为谣言，就会影响其信用分数，那么是谁来界定这篇报道是谣言？是不是应该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通过司法程序来界定？如果仅仅由政府的行政部门界定，那么，这完全是镇压新闻自由的新手段。”

王亚秋在文中表示，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不停留在封杀记者和社交媒体帐号、关闭新闻网站和关押记者等常规手段上，还包括阻碍记者的“其他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

保护记者委员会负责人西蒙则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各国压制媒体的新方法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对独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种反应。他说，媒体反抗新审查方式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报道事实真相。

（记者：高山；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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