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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国家庭教会是否受到有选择性迫害？
为何中国家庭教会中有的遭受迫害而有的得到当局「容忍」呢？美国政治学家魏忠克（Carsten Vala）在其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
在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与被列为「邪教」或「非正统教义」的宗教团体待遇不同。参与「邪教」属于犯罪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将被判处三至七年或以上有期徒刑。中共不遗余力地坚决消灭「邪教」团体，毫不留情地迫害其成员。家庭教会则属于拒绝加入受控于政府的三自教会的基督教团体，按理说他们应该是非法的，但参与家庭教会的活动本身不构成犯罪。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中共对待家庭教会可谓「容忍有时，打压有时」。更确切地说，有的家庭教会或多或少得到容忍，而其他家庭教会则遭到打压。那么，中共针对某些家庭教会实施迫害到底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章可循呢？
美国马里兰州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政治学系主任魏忠克（Carsten T. Vala）在其著作《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党国政治：上帝高于党？》（The Politics of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Party State in China: God Above Party? 2018年罗德里奇出版社于伦敦和纽约出版）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关注家庭教会团体及其与中共之关系的人士来说，这本书是进行相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读本。
魏忠克指出，这个话题在研究中国的西方学术界以及支持家庭教会的西方基督教内部流通的刊物中颇具争议。有些人认为中共的目标是全面压制宗教，迟早会找各种借口镇压家庭教会，他们支持「征服——反抗」模式。如果有的家庭教会没被打压，要么是因其勇敢抵抗，要么是由于中共的镇压机器存在漏洞和无效地带（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家庭教会可隐藏在其中的「夹缝」中），也可能这两种原因同时都存在。还有些学者偏向于「谈判」模式，认为与数百万家庭教会信徒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因此，中共与家庭教会（被认为直接威胁中共的家庭教会除外）不停地休战、谈判、再谈判。《对华援助》（ChinaAid）是西方基督教内部流通的刊物，支持「征服——反抗」模式，而《华源协作》（ChinaSource）则宣传、推广「谈判」模式。
魏忠克认为这两个模式都含有符合事实的成分，他提出一个中间模式。他同样认为中共的镇压机器并非没有漏洞。与处理法轮功的迫害部门不同，中共另派别的部门监视、打压家庭教会，这些部门人手不足，而且人员往往薪水低，积极性不高。不过，仅凭这一点还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家庭教会能免遭打压。魏忠克提到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关系」这个概念，在中国，人际关系可能比法律更为重要。有些家庭教会成员有钱有势，与中共高官来往密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系网络可以保护其教会免受打压。
另外，魏忠克主要基于「谈判」模式对三自教会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并非所有三自教会的牧师长老都持相同的态度。有些人是「保皇派」（国家宗教界领导人当然属于此类），他们唯中共马首是瞻，也有些人（尤其在农村地区）可能试图在中共与当地基督教团体之间斡旋。「保皇派」可能会强烈反对家庭教会，但后一类的人可能会尽量保护某些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牧师们也可能积极配合抵制被当局视为「异端」而列为「邪教」的团体，因为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有很多成员加入了这些团体。虽然魏忠克没有直接点名，但全能神教会显然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到头来，同样是家庭教会，有的可以生存几十年，而有的则遭到当局镇压。他们的待遇何以如此悬殊呢？魏忠克用「公开文本」指称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中共可能愿意网开一面，容忍某些按理属于非法的组织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只要其不跨越某些红线。问题在于这个规定是不成文的，何为红线并不明确。魏忠克认为，最初的「公开文本」为家庭教会画了三道红线。首先，家庭教会应该规模很小，成员不过几十人，并且不应该有明显的增长迹象。其次，他们应该与其他家庭教会划清界线，不应该试图建立关系网络彼此串联与三自教会抗衡。第三，他们应该避免与外国基督教组织有任何联系，因为只有在三自教会的管理下获得授权才能联系，而且，即使由三自教会管理也必须经过中共逐案批准才行。
附加的条件越来越多：家庭教会若想得到当局容忍，则不应批评中共或三自教会；应向警察和其他部门汇报其成员和其他家庭教会的情况；应坚决谴责基督教内被定为异端的「邪教」组织，并配合当局镇压「邪教」的活动；其敬拜场所应该是隐蔽的，且不挂显眼的标志。魏忠克强调，即使家庭教会符合上述所有条件，也无法保证其不受当局打压，因为有些一心追求政绩的地方官员仍然可能决定对其加以打击，只不过，遵守规则的家庭教会生存的可能性相对会大一些。
然而随着21世纪初大型教会在城市的兴起，此「公开文本」似乎失去了效力，因为这些教会的成员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但他们都试图尊重某些红线。例如：起码有些牧师会定期向警方提供信息；避免批评三自教会和中共；适当地开展反「邪教」运动并支持当局对其镇压；租赁场地做礼拜，外面不挂宗教标志。然而，这些顶多算是附加条件，因为这些大型教会跨越了那三条不成文的重要红线：他们明显在增长，还建立了关系网，有的甚至建立了「中国城市教会牧者团契」，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被视为三自教会的潜在对手。另外，这些教会的牧师还受邀参加国际福音派的聚会，如受邀参加2010年在南非举行的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大会（但是他们因在海关被当局扣下护照而终未成行），而三自教会牧师却没有收到邀请函，真是叫人情何以堪。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魏忠克的说法，这些大型教会能够坚持好几年，主要归功于其人脉极广、有钱有势的成员。然而，如果你以为当局会对他们永远容忍下去，那就错了。2009年，中共打压了两家最有名望的大型城市教会：上海万邦宣教教会和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资产在几周的时间内就被清算完毕，守望教会则一直反抗中共的打压。在无法继续租用场所做礼拜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在户外做礼拜，并通过网站向全世界通报其状况。尽管这家教会的牧师和普通信徒屡遭抓捕，但户外礼拜仍然坚持了好几年。
这本书中专门有一部分探讨为何万邦教会无法组织与守望教会类似的抵抗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和国际观察员比上海多，中共不太愿意在北京大张旗鼓地对宗教展开打击，因这类事件无疑会被外媒报道。此外，北京的牧师们对政治更敏感。不过，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屈服了。
中共、三自教会和某些家庭教会在20世纪末经过谈判达成心照不宣的「公开文本」，现在因着大型教会的兴起而危机凸显。既然大型城市教会没有批评中共和三自教会，又赞成铲除「邪教」，而且在这些教会中起码有一些牧师愿意充当警方的线人，有些人就会充满遐想，希望中共官员会认为这些家庭教会不至于构成威胁，因而对其采取更开放的态度。魏忠克在撰写此书（2017年）时告诫说，中共绝对不会姑息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彼此串联，或者与外国组织联系，同时他还认为，将来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情况。然而，就在魏忠克完成此书正要出版时，另外几家大型城市教会却遭到了清算。显然，习近平的宗教政策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家庭教会加入三自教会。魏忠克还指出，中共认为宗教是20世纪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严格控制、限制宗教。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们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前景不甚看好。
来源：《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