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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华国锋为何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左右为难
作者：徐庆全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希望邓小平能尽快复出，并认为，只有“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后，邓小平才能复出。无论是“批邓”还是“天安门事件”，都与华国锋有直接的联系，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他虽然支持邓小平复出，但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却左右为难。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VCG)
1976年10月，华国锋虽然主持逮捕了“四人帮”，但他短时间内还无法根本改变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对于“文革”后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华国锋不是没有意识。他有限度地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实现“安定团结”；以“抓纲治国”的国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逐步实行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这些措施，都是深得人心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华国锋还必须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以求社会的稳定。这就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顺应民心，结束毛泽东和“四人帮”时代的混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毛泽东的旗帜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这种两难境地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处理“天安门事件”这个他绕不过、躲不过的问题的态度。
他是“批邓”和“天安门事件”定性的主持者
毛泽东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认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而且，“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人民日报》曾有《邓小平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大块文章，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是连在一起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希望邓小平能尽快复出，并认为，只有“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后，邓小平才能复出。无论是“批邓”还是“天安门事件”，都与华国锋有直接的联系。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于1976年2月，华国锋是前台的主持者。2月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言论。华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会后，印发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的讲话，批邓问题正式在全党、全国公开。
“天安门事件”从1976年3月底开始，到后来定性，华也同样脱不了干系。4月5日和6日，两次政治局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性质”，华是主持者；毛泽东的定性即来源于此。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是以“英明领袖”的形象昭示于国人的，设想他一执政就立刻让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显然不现实。如果这样做，华必须同时承认自己有很大的或者说是很主要的错误。对此，人们合乎逻辑的想法自然是：华有这样的错误，“英明领袖”怎么还能“英明”？而将这些错误统统推给毛而维持自己的“英明”，也不是敦厚的他所能做的；而上上下下的呼声，他又不能漠视。华此时心态，怎一个“难”字了得！
把邓小平复出与“天安门事件”剥离开来
再难也躲不过去，就只好采取先易后难的常态处理方式。就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来说，解决邓复出的问题显然比解决“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要容易一些。4月7日，毛泽东对邓尽管说“开除一切职务”，但留下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一条。这一条，也为邓以后复出留下了伏笔，华可以利用这一伏笔来做文章；而对“天安门事件”，毛的定性是没有余地的。据此，华国锋采取的策略是，有计划地安排邓小平复出，淡化“天安门事件”的处理。
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一直持积极态度。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255页）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权利（《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2月14日”条）。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2月12、13日”条）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
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华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这恐怕是华和高层（譬如叶剑英等）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这样，事实上也维持了“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定性。
鉴于中共内外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为淡化“天安门事件”，推出“两个凡是”
与对待邓小平复出的积极态度相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华一直想慢慢淡化。
早在在粉碎“四人帮”当月，即10月26日，华国锋给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指示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但另一方面，在他的主持下，12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悄悄释放了“天安门事件”的一些被捕的民众。
面对着1977年“一月抗争”，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留下了“确有少数反革命”的尾巴。他特别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
（1977年1月14日，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总体上还是比较温和的。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邓小平的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李鑫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1979年2月2日，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6日晚，经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1979年2月2日，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参见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本文的很多才材料来源此文，当然更多的思路来源此文的启发）
怀柔与大棒并举
这样看，华国锋将邓小平复出与天安门事件分开的策略，让他自己很难的同时，也让起草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的“秀才们”感到不好自圆其说，“一面说广大群众内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的呼声，出于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一面又说是反革命事件，说不通嘛”（1979年1月23日，赵福亭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因而，华国锋面对着党内外要求平反的呼声，他只得一遍一遍地作说服的工作。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在讨论华国锋讲话稿时，叶剑英副主席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而李鑫主持的文件起草班子在起草过程中几经反复，有一稿已经去掉了“反革命”三个字，但最后李鑫还是坚持写上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1979年1月19日，胡绩伟等六人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并说，性质不能变。）1979年1月23日赵福亭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指出：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3卷，207页）
王震赞同陈云的意见，力主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然而，会议简报拒绝刊登陈云、王震的发言。华国锋在总结讲话中虽然松了点口，承认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合乎清理”，但坚持不肯改变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他还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因此，他要求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417页）
而面对着社会上的呼声，一向宽厚的华国锋，则举起了大棒。
1977年“一月抗争”爆发，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改革开放的历程》，50页）。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前面提到的“李冬民事件”，就是华国锋亲自在北京市的报告上签发的。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这些措施，多半也是对着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