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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遒真言实：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 天下岂有此理邪？
作者：遒真言实
王希哲在其文中写道：
我要问胡平：毛发动整风，他先说了，允许反共右派们都出来反共吗？没有呀！胡平自己引证了，他是说，他是“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结果，那么多的右派都出来乘机反共了，要推翻共产党了，“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毛才“龙颜大怒”，“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这怎能说是毛“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恰应该说，是反共右派错估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呀，人家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
从以上所述，显而易见，300多万知识分子变成右派——社会贱民，根本不是受害者咎由自取。
可是，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的定性却是：“这一年（1957）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本文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共产党将3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否具有正当性？——是错在反右扩大化，还是反右派运动完全错了？
可以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和理论——
一、站在正直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看
从正直共产党人的角度进行分析，就是不考虑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但必须讲政治伦理。
（一）从林希翎事件中共高官的态度看端倪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1949年夏参加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程热爱文学，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判和打击。
1956年底，林希翎曾上访中南海，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王文。接待了三次，王文写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材料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又写了一篇《为林希翎冤案呼吁》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
1956年底，《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的小品文，抨击林希翎。但立即受到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干预。胡约林希翎长谈了4个小时。为了支持林希翎，特派她作为《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调查、采访，以发挥她的特长。不久，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成了林希翎的恋人。
胡耀邦曾称赞林希翎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当林被戴上右派帽子被捕时，胡耀邦也表示过反对意见。而最令林希翎痛心的是，她还殃及了初恋的对象曹治雄。就在他们结婚前夕曹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此时的胡耀邦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不仅不能保护他的部下，而且还要为此而作检讨。
当时同情林希翎的人很多，在同情者中有许多是重量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中共中央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就是一位。！他对林希翎的才华和独立思考很赏识，当看到报上公开点林希翎的名字后，他不同意公开批判。当林希翎戴上右派帽子时，吴老已经有病在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派外孙蓝其邦去看望她，又派人把林希翎叫到跟前，抱病与她长谈，劝慰她，要她永远做一个敢说真话的老实人！后来，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也受牵连被打成了右派。
还有一位中央“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老人也同情林希翎。他当时任内务部长后转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老对这个学法律的学生林希翎很欣赏，不但欣赏她的正直，而且欣赏她的胆识。于是他派秘书吉世霖与她联系、交谈，并表示关心她、赞赏她，为此吉世霖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老婆离婚，母亲上吊而死。堂堂的内务部长连自己的秘书遭到迫害同样无可奈何。林希翎关入监狱之后，谢老利用内务部长的身份以视察监狱为名，到牢房里去看了一眼林希翎。
谢老心里明白：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说你是右派就是右派，说关你就关你，这与独裁专制制度有何区别？但就是这种体制，作为内务部长的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无辜者被迫害被关押。
由此可见，当年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反右，普遍心怀不满,并不认为正当。
（二）从正直共产党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本不符合政治伦理
绝大多数鸣放者没有反党，这是实际情况。否则，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不会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毫无疑问，1978年4月5日的中共中央决定标志着，对毛泽东反右运动的完全否定。
显然，毛泽东的做法是不正当的。
可是，中国共产党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又表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明显自相矛盾。
如果说极少数人猖狂向党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理当依法惩处这极少数人，怎们能发动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伤害大量无辜呢？
因此，反右的错误根本不在以后的“扩大化”，而错在实行反击的方式——开展群众运动。只要开展群众运动，必然造成“扩大化”。
再说，宪法明确宣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明确说过，“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主人为什么不能反对勤务员？为什么不能反对共产党？
而且，党的历史上确实有很多错误，其实应该说有很多罪恶，人民为什么不能批评这些错误和罪恶？——根本不应该把这些提批评意见的人打成敌人。所以，给葛佩琦平反完全正确，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那么，既然能给葛佩琦平反，为什么不能给章伯钧等人平反？——分明，葛佩琦的言论比章伯钧等人尖锐得多。
所以，不给章伯钧章伯钧等极少数右派摘帽子、平反，也违背了政治伦理。
总起来说，反右完全错误。
二、站在文明现代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
1945年以后，联合国庄严地颁布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人类社会改天换地，从此进入“人权至上”的文明新纪元。
文明现代，反对执政党是常态，是人民应有的自然权利。
看看2016美国大选，特朗普激烈反对执政党，如果在中共党国，肯定锒铛入狱；如果在毛泽东时代，肯定引颈就戮。可是，特朗普却当选了美国新一届总统！这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任何政党，以及任何执政党都是社会公仆，人民为什么不能反对？
社会主义极权制度是抗拒历史大潮的倒行逆施，人民为什么不能反对？
共产党罪恶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能反对？
所以，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彻头彻尾的严重践踏人权的重大罪恶。
三、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内幕黑暗非常邪恶
在1957反右派运动中，章伯钧是毛泽东钦定的第一号大右派，也是第一个大冤案（以后划的右派，其悲惨遭遇冤屈程度都远远大于章伯钧）。
章伯钧冤案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设计院”——章伯钧因此被毛泽东钦定为头号右派，但章伯钧强调：“政治设计院”的原创者不是他而是毛泽东。
长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局级干部胡治安所著《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一书，关于一号右派章伯钧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令人惊疑的悖论。据中国农工民主党一位资深人士透露(我有义务不说出他的姓名)：1957年的反右斗争，内幕极为复杂。章伯钧开始时，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并且有恃无恐地顽抗。他说：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束的！後来彭真亲自上门拜访章伯钧。两人关门密谈了半天，达成了某种协议。章伯钧全面接受批判，定为极右派。又有章伯钧说共产党借他的头，他也同意的活。中共没有亏待章氏的投降，保留了优厚的待遇，逭是后话。毛泽东与章伯钧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两院制等问题，尚难查考，而从章伯钧的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再到优待处理，就可推定，此说非空穴来风。
上述文字出自书中《我看1957年“阳谋”与阴谋》的小节《章伯钧“右派言论”来自毛泽东》。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女士也有文字记述：“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不知是故意卖关子，还是确实不知有当初。（《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叶永烈先生的《反右运动始末》也触及了这一桩公案。书中影影绰绰地写到了“从章伯钧的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的过程：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设想或意见。第一个公开批判章伯钧的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吴晗。《人民日报》5月11日发表了吴晗的发言，批驳了“政治设计院”，罪名是反宪法反共产党领导。从此拉开了揭发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序幕。
叶永烈书中写了两个小节：
（一）章伯钧且战且退——在这个小标题内，发表了章伯钧从6月10日到14日的言论，最后就是一篇“初步检查”《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而不是右派分子，自然更不是一号右派了。
（二）邓初民给了章伯钧重重一击——毛泽东策划于中南海密室。
16日他（毛泽东）读到了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要害”是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因此，叶永烈说：“毛泽东抓住了赵一明的‘揭发’，捅了章伯钧的‘老底’。因为这意味着章伯钧过去是靠‘反共’起家！”于是毛泽东指示“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是否已在成都报上发表”。
彭真一贯是毛的心腹，在每个政治运动中，鞍前马后、台前台后他都是忠诚可靠的马前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自己成了祭旗的牺牲。经过彭真的联系，查明赵一明的发言已经刊载于《四川日报》，于是《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这一着，又把棋下活了。有的人心领神会，赶快紧跟。邓初民在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题目是《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从历史上，1928年起，揭了章伯钧一贯“反共”的老底。
叶永烈说：“这么一来，章伯钧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章伯钧且战且退，眼下，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头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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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历史，能断定章伯钧1957年的发言反共吗？冯玉祥历史上反共不反共？为什么中共主政后把他引以为朋友？
第二，章罗联盟——这是毛泽东强加给章伯钧、罗隆基的一个罪名。跟“高岗饶漱石联盟”一样，纯粹是无中生有。
事实是，章罗长期不睦，基本上没有私交。
罗隆基“矢口否认‘章罗同盟’”，“请求周恩来彻底查究‘章罗联盟’”。罗隆基气愤地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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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反右派运动不仅没有正当性，而且暴露了发动者——毛泽东极其卑劣的品质：为了发动反右派运动，竟公然采取栽赃陷害强加罪名的无耻手段。
四、看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对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
（一）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曾经热情讴歌美国和宪政民主，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承诺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1957年少数先知人士反对专制要求实行宪政民主何错之有？！凭什么将过半知识分子打成社会贱民？！自由民主制度下有社会贱民吗？
（二）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曾经大义凛然地猛烈轰击“一党专政”：“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194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力交给人民！”（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
——1957年少数先知人士反对一党专政要求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民主何错之有？！凭什么将过半知识分子打成社会贱民？！自由民主制度下有社会贱民吗？
（三）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曾经意气风发地力倡人权自由，声震云霄地呐喊“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1945年4月13日中共喉舌《新華日報》社論）；“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问》）
——凭什么因言治罪？！凭什么创立残酷践踏人权的劳动教养制度？凭什么将过半知识分子打成社会贱民？！自由民主制度下有社会贱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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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王希哲：毛泽东反右派运动“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吗？
将全中国过半知识分子打成社会贱民，天下岂有此理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