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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亲历者：文革对未成年人泯灭人性的驯化
作者：顾土
文革
未成年人，是当今最盛行的说法，有的国家定为20岁以下，有的国家是16岁，而在我国，目前定在18岁以下，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不过，在我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未成年人保护这一说，还竭力鼓动少年儿童向大人看齐，不惜生命与阶级敌人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财产、远离父母上山下乡、放弃学校学习去“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炼、坚决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学生批判老师、孩子揭发家长、晚辈斗争长辈，更是社会生活的主流。
放弃读书崇拜领袖批判老师斗争长辈
文革发动那年，我正在北京读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1966年以后，不但向老师鞠躬不需要了，而且优秀老师几乎都成了批判对象。我就读的府学胡同小学一连揪出了多位老师，其中，校长是走资派，被剃成阴阳头，她的儿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学，从此就不来上课了;和蔼可亲的王立人老师成了军统特务;还有一位教体育的田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据说在三年饥荒时期曾泅渡投敌，但没游过去;我的班主任孙纹绣，温文尔雅，对待我们如慈母，最后也被停课接受批判，原来她的父亲是孙良诚，毛选里点过名的人物。
我哥哥与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经常来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边还带着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学，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女儿。智障是近些年从台湾传来的称呼，过去我们用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词汇，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师的牢骚也让我记住了另一种声音，她说小学校长才是科级，怎么也是走资派?孙纹绣从前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怎么会反革命?但王老师很快就不来串门了，因为打砸开始了，各种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被揪出，社会混乱不堪，最后连那位智障同学的父亲也成了“杨余傅反党集团”的头子，她不知去了哪里。
文革开始，课本也停用了，我们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再加点算术，音乐课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内容，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风琴伴奏，旋律很好听。那个年代，“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是全国人民经常使用的套话，报刊上用，发言时用，连小孩子都会用。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虽说这也是一曲赞歌。
有一天，学校门口开始重新设计影壁，一位美术老师站在那里日夜毕恭毕敬地作画，没多久，油画“毛主席来安源”在我们学校也复制成功了，这幅画当时普及全国各个角落。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早上一进校门就要向这幅画鞠三个躬，然后凑在一起高举《毛主席语录》，呼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须的，还要高唱《东方红》，进了教室上课时再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放学时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时期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坐在教室里的标准动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下方，将语录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视前方，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时的统一动作。
那个年代，除了领袖像遍布任何场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泛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不仅人人胸前别着一个，家里还都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我们院里有个历史系教师自己在家开作坊，专门制作毛主席像章，据他儿子告诉我，一共做了一万多个，什么材质的都有。前几年，一位部队文工团的朋友去朝鲜访问，回来后大发感慨，他说即使领袖崇拜，人家也比我们严肃百倍。在朝鲜，像章有一定之规，不许乱做，呼喊万岁的声音则是排山倒海，最终汇成一股声音，而他当年多次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百万人喊声虽然巨大，细听还是杂乱无章、此伏彼起。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我经常跟着小伙伴去撒传单，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子弟，所以传单有人大三红的、新人大的、红梅战斗兵团的，这些都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传单上写的全是些揭发批判“黑帮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文字，还有漫画，传单撒出去后，街头大人蜂拥而上，争抢传单，看了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心里很过瘾。我还经常把外面的一些宣传品带到学校，记得有一次我抢到了一幅“百丑图”，上面都是党政领导人的漫画像，从刘少奇开头，一直到省委书记和部长，孙纹绣老师当时还没被停职，她见到后很不满，叫我今后别拿这些东西来学校了。
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很快都戴起了红袖箍，男女同学个个身穿绿军装，扎着皮带，还骑着自行车，下车后一定要手持钢丝锁，插着腰。这身打扮和姿势在当时的街头巷尾最时兴。钢丝锁可以随时抽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也可以与对立的其他组织武斗，打群架，以此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中六年级有位同学姓李，是个高干子弟，经常来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实才四年级，特别喜欢跟着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经常过来告诉我们兄弟三个，什么如今最流行，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如何抢军帽、以后还知道了“拍婆子”。那时戴绿帽子很盛行，一次，他来的时候戴了顶厚帽子，也是绿的，两边的帽耳朵放下来很暖和，扎上去很帅气。我哥哥看见了也想要，我父亲设法去买了一顶，没想到戴了不几天就在街头被人家骑着自行车一把撸走了。李大哥知道后，问了被抢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来，我们因此更加钦佩这位大哥了。但没多久，他就因为参与武斗被拘留，被定为“联动分子”，后来又听说被释放，最终也没再见过。
文革前，我母亲为我们兄弟三个念过《红岩》，让我们背诵过《革命烈士诗抄》，在广播里听过《青春之歌》《王若飞在狱中》《革命一家》，看的电影有《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锦上添花》《红日》《冰山上的来客》《昆仑山上一棵草》，文革开始，才知道这些都被定为毒草。当时的电影、小说好像绝大多数都被定为“封资修”的毒草，我读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读得非常细，还学会了里面的各种形容词。破“四旧”运动到来时，我家里赶紧将《普希金选集》《日日夜夜》《古文观止》等藏了起来，但院里的几位小朋友揭发我家里的小人书都是反动黑货，我只好将这些小人书抱了出去，这是些由《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院里烧书的火堆整整燃烧了2天，许多线装书、世界名著都被中学来的红卫兵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扔进火中。
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是叛徒而且最终畏罪自杀的有关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觉得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老师、叔叔、阿姨还有外面那么多人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连《红岩》都是大叛徒写的大毒草，看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要绷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间又加剧了这种教育。那个时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没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哄，成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从前称作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大家都叫铁一号。铁一号大院里谁家大人被揪出来了，我们就朝谁家扔石头，弹弹弓，欺负谁家的孩子，我们还特别警惕陌生人，一见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就会跟踪、尾随。院里的公共楼道和民国时期的老建筑—灰楼，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学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学们砸破，老师根本管不了。院里还常常被人举报有反动标语，警察不时跑来，又照相又侦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看出毛主席三个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实就是乱写乱画。
在街头看游斗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铁一号院子里的游斗是边走边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最后走到那座民国老建筑灰楼前停下。这里是个较大的空间，既可以让过往行人都看见，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阶上，低头对着大门，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也有斗争的群众认为被斗的不老实，就将几把椅子、凳子摞起来，让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见过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副教授，因为工资被冻结，实在没钱买东西吃，饿极了，就在东四九条副食品商店里偷了7分钱一包的人参果，结果被售货员当场抓住。批斗他时就是站在了两把椅子上面，好像演杂技那样，专门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与我父母很熟，他说，这样才能让大家都看清他的丑恶嘴脸呀。而马路上的游斗常常在卡车上，时常看到路上有游斗的卡车或缓缓驶过，或疾驶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数人，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反扭着胳膊，呈喷气式模样。卡车的驾驶棚顶安放着高音喇叭，插着红旗，一路呼喊着打到、砸烂的口号。
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喷气式”。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一脚。
文革发动没多久，红卫兵还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那个年代，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黑七类”。他们拎着包袱，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扔石块，甚至踹一脚，打一拳。返乡的一路上，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文革期间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里不断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高喊打倒围观抄家领教武斗下放劳动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学语录、唱颂歌、向领袖像鞠躬、批斗老师、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报和捷报，学校要求我们晚上只要有重要广播，都必须在广播后到校集合，然后游行、学习。最新指示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九大闭幕，我们无不上街庆祝，高呼口号，一直折腾到深夜。我们还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相继到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外示威，嘴里高呼过“打倒吴奈温”“打倒苏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不知去过多少次，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游行更加起劲，嗓子都喊破了，那条路也早被改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后40来年，除了战斗英雄孙玉国的事迹外，珍宝岛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离开了社会舆论的视野，难道领土问题也分时段?
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是文革前期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抄家，在那时最为常见，我经常跟着四周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院子里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只见屋主人低着头站在门外，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箱箱的东西被装上卡车运走，书籍、手稿、笔记本、相册、绘画、书法、首饰、存折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时的抄家由谁来定，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据我所见，有专政机关，有群众组织，甚至也有几个红卫兵自己就能敲定。那个年月，夜半查户口也是一景，家里的大门半夜里突然就会被擂响，有人在外高喊查户口，每次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既无证件，也无制服，手持手电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我从红卫兵小报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国武斗很盛行，最厉害的是保定、郑州、柳州、重庆、武汉，远比人民大学的两派对垒凶残得多。有一位远方堂兄住在广西柳州，一天忽然间投奔到我家。据他说是躲在货车里逃出来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军的进攻，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铁棍向他砸来，幸亏他用左臂一挡，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却断了，我们因而称他为“断手哥哥”。我和父亲陪着“断手哥哥”去动物园，在那里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正乞讨，“断手哥哥”告诉我们，这个男孩与他同在一列火车上逃出了广西，男孩的父母在武斗中双双丧生。
在小学，学习的榜样是刘文学，还有龙梅和玉荣，所以，我们脑海里被深深植入这样的意识：见到阶级敌人破坏一定要奋不顾身去斗争，见到集体和国家财产受损一定要舍生忘死去抢救，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学校专门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纪录片，说是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结果留下了两个难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经过多少年之后，水牢大概人们早已忘却，可喝人奶竟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延续下来，化作许多老板和领导的偏好。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听起来似乎个个崇尚拾金不昧，实际上歌词早被改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的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孙子，找钱!
讲用会也是我们的课堂内容，讲用就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所以讲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有时请外面的模范人物，也有时就是自己讲。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因为讲得过于频繁，所以就拼命想法编故事，不然，无话可讲。我们最喜欢编的是在路上如何捡到一毛钱、五分钱，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买冰棍买糖果，后来想起了毛主席教导“要斗私批修”，所以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老师。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编，但交老师不能不确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学就自己交出零用钱，以便获得表扬。劳动时想偷懒，后来脑海里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也是同学最爱讲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好处就是真假难辨，永远无法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我的父亲先去了那里的五七干校，过了大约半年，我们和母亲才从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车到达鹰潭，当时鹰潭称镇，半夜又转乘轮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达锦江镇。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干校在刘家站，一个小火车站，而我们兄弟三个则独自住在锦江镇，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自己照顾自己，一个季度才能与在干校劳动的父母团聚一次。我们吃饭可以去五七干校驻锦江联络处的食堂买，最困难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进井里，
锦江镇位于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镇，也是过去的县邑所在地，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还有座很有名气的天主教堂。可惜，自从私营商业被取消后，店铺大都关闭，成了住房。我家开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缝铺里，面积不小，后面有灶间，前面有铺面，上面有阁楼，本来住在这里的裁缝一家早已经被下放到偏远村子里去了。因为这里潮湿，半年后我家又迁到不远处的一家楼上，楼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两个民兵的押解下去劳动，可算一算年纪，1949年他也不过就是个少儿。
锦江镇的中小学合在一处，已经改名为五七学校，其中小学只有5年级。课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语录，再加点算术和唱歌，一周还有3天是劳动，往6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前后装着满满的大粪赶往农场，学校规定一天必须挑4个来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我们地解放军好、解放军好、解放军好啊啊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举得高，举得高奥奥奥……”学唱样板戏这时也已经进了课堂，一次，全班同学整整唱了一节课的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军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不排队。1970年的过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买凭票供应的节日肉，可排到傍晚才买到一个猪头，他说，肉都被前面的解放军家属买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哥哥都想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起码有买东西不排队的特权。
在五七干校，有几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与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里路去刘家站看我父母，干校的男女一律分开居住，父母相距很远，我住在了我父亲那里。当我看见有些叔叔不但农活干得不错、盖房子的手艺挺高，而且喂猪也喂得好时，难免疑惑，因为几年来的教育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当时冯其庸与我父亲住在一个屋里，一下工就在那里埋头读书。他告诉我，他出身中农，从小就下地干活，都是白天务农，夜里躲在蚊帐里捧读，耕读是中国的传统。我父亲种的南瓜还让当地的老表很惊讶，听见一位老表问他：陈老师，您的南瓜为什么种得这么好啊，我父亲回答，多动脑子多看农业书就行了。后来五七干校被撤消后，他们在刘家站盖的一批房子竟成了当地的抢手货，因为质量特别好。
该学的不会没用的都知道扭曲的知识塞满一脑瓜
1971年，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又没多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进了学校才发现，我居然连小数点、汉语拼音都不会，错别字连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赶上了，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历史、地理、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这时，虽说还有考试，但考试不影响升学、无关毕业，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入伍，就是下乡插队，所以没多少人听课。我们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聊天、瞎玩。
那时的老师很有水平，我就读的人民中学，后改为165中学，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是所教会学校，所以拥有不少一流的教师。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我刚进学校时她还戴着大口罩在扫地，因为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后来终于走上讲台，依然留着个“特嫌”的尾巴。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地理老师王守让则毕业于辅仁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读大学的老师读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但是，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的师资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经开始让中学毕业的学生教书，主要教政治和当辅导员，结果，我们学校发生过多次老师和高中学生谈恋爱的风波。
我在165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外语、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最后这两门新课程就是为了将来进工厂、下农村做准备的，后来的经历证明，基本没用。
语文课其实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课文都围绕着阶级斗争，有的课文实在难以称之为语文范文，只能说是合乎当时政治需要的阶级斗争范文。鲁迅是当时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经被形容得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所以，课本里必然会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文字，经过老师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封建礼教吃人、反动势力一定要打倒这样的信息，从此也知道梁实秋、林语堂、杨荫榆都是反动派的帮凶。文言文虽说也被选入，但像《东郭先生》一类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课文里还有文革中的报刊文章，我记得选有一篇《杨水才》，因为杨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赞扬的，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是舆论宣传的。杨水才的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结婚，只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问中学历史老师在讲什么课，回答是从猿到人，他马上批评道，讲那些干嘛，还是讲讲咱们的“老三篇”。
外语课分英语和俄语，那个年代连中文课都没人听，如何上外语课?老师只好劝导大家，学英语是因为毛主席还在背英语单词，而学俄语是将来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时可以用得上。我们学的英语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别的没记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话：起来，干活去，你们这些懒鬼!人人都会。我们的英语老师姚景唐毕业于洛阳军事外语学院，教这些真是大材小用，记得他还教了一句缴枪不杀，我们也记住了，因为他说朝鲜战争时，这句英语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儿”，教会了所有战士，从此同学互相打闹时都喊“葡萄糖一根儿”。
历史课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政治课则是10次路线斗争再加秋收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那个时代，10次路线斗争，人人了如指掌，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抗日战争，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抗战的主力则是共产党。少量的革命电影也逐渐被解禁，《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出现在电影院里，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对抗战的基本认识，至于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慰安妇，那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平型关大捷曾经是我们了解最详细的抗日战役，连被歼灭人数、被击毁车辆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后就隐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最响亮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而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始至终响彻云霄。前些年，北京万寿路一家以鲍鱼闻名的餐馆，每天早晨员工培训的口号竟然也是这一句，足见这一口号早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里。可以说，我们是在战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练这个词，现在打开词典说是部队训练的一项内容，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当年经常离开学校、跑到郊区拉练，像士兵那样学会打背包、背背包，双腿肿痛、脚底磨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为的是战争到来可以随时出征。比拉练更频繁的是在学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时间每周下午都在那里挖掘，挖出的土就运到东单公园，我曾经多次跟车去公园卸土，如今公园里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们中学的防空洞与四周的防空洞还连成了一片。为了配合战备，政治课里增加了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内容，这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此外我们还常去电影院观看教育片，内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夺我国领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里的战备教育让我们的战争意识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许多人与我一样，在地震那一刻都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斗以外，境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在境外朝鲜和越南进行的。而60多年来让中国大陆死伤惨重的一是大跃进、二是文革，还有就是大地震，几次大地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地震防备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让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
忆苦思甜是我们经常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是让我们知道“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地主老财，无恶不作，贫苦人民忍饥挨饿，牛马不如;思甜，是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因此要感谢毛主席。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那时对外主要教育我们仇恨苏修、对内主要仇恨刘少奇和林彪，而刘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回到旧社会，让我们“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忆苦也是为了加深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儿罪恶的认识。
了解国际时事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种生活，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是我们的座右铭，国际时事主要靠读报纸、听广播，再加老师上课得来的。那时我们对国际的了解虽说很偏狭，却特别细致，以至连世界上一些小国小党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们打倒了许多年，但后来的主要敌人又换成了苏修，全国所有舆论10几年中始终以苏修为靶子，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还债，而今在边境陈兵百万、觊觎我国领土、随时可能来犯，这些话语，我们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历史知识。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如今恐怕已经被人遗忘了，可那个年代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知识，还一再被列入考试的内容，多次游行都是为了这三国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们尊敬的越南领袖，越南北方的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我们耳熟能详，甚至我们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黄晋发、阮友寿、阮氏萍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
估计我们那代人对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经超过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红色高棉是我们多年坚持支援的对象，波尔布特、乔森潘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歌颂的人物;当然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宾努首相，他们的见报率和周总理一样多，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跟着和蔼的“努克”、美丽的莫尼克、摇头晃脑的宾努周游全国各地，欣赏美景，吟诗作词，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们的行踪几乎都拍成了纪录片;先是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后是洪森、韩桑林，都成了我们打倒的对象，其实这些人长什么样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随着报纸一起喊而已。
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富马亲王，当年念起这些名字，就和我们说邻居街坊一样熟悉;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大概澳大利亚都没几人知道，而我们中国人却最熟知，因为他每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接见，永远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那时好像中朝关系不如中越显得那么热烈，只是每当中国来了政治运动，金日成都会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报上就读过他支持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来电。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党、两国人民……”这封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的贺电还被谱成曲，旋律上口，人人会唱。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问外国人，回答都说不知道，而我们全国男女老少那时谁人不晓?霍查、谢胡，连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我们这里都如雷贯耳，后来，巴卢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我们都说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
中国当年拼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都曾与中国交恶，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一位伯伯来我家串门说，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判中国，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是全力攻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已经成了中国眼里的苏联。回想起来，当年的革命外交路线真是彻底失败，口号白喊了、援助白给了、仗白打了、人白牺牲了、歌也白唱了，原来养了一群白眼狼，我们受骗上当不说，还打肿脸充胖子，反不如以后的中美、中苏、中日关系，获得的好处特别多。其实，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坚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用不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的。
我在中学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多学点理论，于是我就经常参加课外学习小组，读了一堆的马列原著，读过之后的感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读越对现实有怀疑，总觉得现在距离马克思主义太遥远。文革前期，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几乎没书，而图书馆长期被禁闭，文革后期，随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运动，书店里开始出现一批所谓儒法斗争的书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则是为了学习，一律由工农兵大批判组注释，这让我读了不少书，买了不少书，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话注释，还是开卷有益。我家有位邻居曾文经是哲学系教师，忽然间门庭热闹起来，一个工厂的工人理论组每天一早就过来，说是和曾老师一起注释法家著作，可争吵声常常从窗户里传出，最后不欢而散。好在那时不是文革前期，社会没有那么严酷，他没有因此被批斗。
文革时期，我们获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报纸社论转引，二是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经常集中起来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每项指示一出来，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语焉不详，颇费揣测。文革后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一遇毛主席指示出来，周围的长辈都会在那里纷纷猜测，这是指谁的，那是批评谁的。例如“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几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不仅老师、父母、邻居在议论，同学之间也在传小道消息。“走后门”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似乎干什么都会想到“走后门”，招工、当兵、逃避上山下乡，买紧俏商品，都有人“走后门“。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后门往里钻，还有人靠着顶替制度，让父母提前退休，然后自己顶替当工人。我哥哥高中毕业那年一门心思想入伍，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找后门，可我家在部队实在没什么后门，只得作罢。
文革后期，除了8个样板戏外，终于出版了一些小说，还上映了一批新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也有旧作新拍，浩然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不过，包括8个样板戏在内的所有新旧作品里，那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几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语言也有味道，不那么干瘪生硬，让我们过目过耳不忘，如刁德一、胡传魁、鸠山、钱广、马小辫、松井、汤司令、胡汉三，还有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读过的一部有史以来最差的小说叫《虹南作战史》，也诞生在那时的上海，后面署名是集体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儿童片，可现在看来，一个孩子又杀人又放火，实在是“儿童不宜”，不知为什么，这部影片时至今日竟然还在电视频道不断播出，说是爱国主义。对电影《决裂》，当时我已经心存疑惑。郭振清饰演的那个主角举着一个长满老茧的手说，有人讲上大学要有资格，看，这就是资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学?干脆办个农业小学岂不更省事!实际上，这也是我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学为工农兵学员上课，他告诉我，有的学生连小学水平都不够，多数人必须从初中开始补起。于是我就发问：那这个大学又有什么意义?我也常想，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都被说成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那为什么不取消大学和中学，让大家直接当工农不就得了!何必费了那么大劲，将人培养成资产阶级，然后又费劲再来改造?
那时的外国电影就那么几部，观众都是来回欣赏，情节烂熟于心，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苹果的时候》)，特务老狐狸还有接头暗号“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见的战线》)，印象最深;越南电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个跳大神的镜头，“天灵灵地灵灵”一直难忘。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水平最高，《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让我们领略了欧洲电影的手法。这些电影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当时都比中国电影好看，朝鲜电影有爱情，苏联电影有生活，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情趣，所以，我们百看不厌。
看内部书、欣赏内部电影、去内部书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读过的内部书有《林肯传》《拿破仑传》等，邻居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人民大学语文系教师，她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意送给我父亲一本，前面标明供批判用，我反复读了多遍。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联合舰队》等内部电影，谁如果有幸搞到一张票，就是荣耀，看过之后个个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没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什么仇恨，同学里还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风突击队，其中有位团干部将这种崇拜居然写进了思想汇报，在学校轰动一时。人民大学当时已经被撤销，我父亲当时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给我带回来各类禁书，还能开出内部购书介绍信，我时常手持介绍信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营业部看书、买书，一看就是半天，里面的几位店员都认识我，夸奖我会买书，物美价廉。我买了《于湖居士文集》《苏东坡文集》《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最高价2元5毛，最低价5毛，都是线装书，可惜那时我没多少钱，以浏览为主，不然可以拥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亲在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事中，有好几位是因历史问题而不准登上讲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会三门、四门外语，所以被分配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一位姓贾的伯伯会英日俄德法西5门语言，被定为“特嫌”“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语，我至今未忘。如今回忆起这几位老先生，很替他们遗憾，一肚子学问却长期不能教学生，算是白白耽误了。
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与教育过不去，与老师过不去，与考试过不去。开始是斗老师、打老师，学校长期无法正常上课，后来又不断地掀起事端，运动不停。从马振福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园丁之歌》，到学黄帅反潮流、学张铁生交白卷、批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老师始终是靶子，而且总会拿考试开刀。后期的这些批判浪潮，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被要求写出批判文章，我在班里算个写手，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黑板报、广播稿和大字报没少写。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学校团委要求第二天必须贴出自己署名的大字报，我只得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不点名地批判我们的物理老师唐润和。唐老师没有历史问题，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所以在那个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的年代，敢于站出来维护秩序，爱捣乱的同学们都怕他，而他对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学生却关怀有加，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因此，他的形象就成为我的批判对象。这张大字报让我后悔至今。
邓小平主政以后，整顿工业、交通秩序，遏制了文革以来长期存在的派性斗争，改变了许多地方和行业的混乱局面，社会生活趋于好转，这让当时的人们都对他心存感激，佩服他的能力。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对周荣鑫的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二是刘冰等人向毛泽东告发迟群、谢静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矛头是对准他的，周围的邻居都说这两个人何德何能，居然能掌管中国最高学府，还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领导，无非就是近侍嘛;三是连《创业》《海霞》这样的影片都曾通不过，令我们感觉莫名其妙。
1975年11月下旬，因为刘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泽东的批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当时北京很多部门都在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中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从此，社会上谣言四起，不满情绪日益明显，连我内心的反感也在增加。
从那时起，我一步步走向醒悟。
来源：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