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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烈士诗抄”的谎言
作者：高伐林
多少年来党一直让党员与民众相信，1921年7月1日，中共12名代表(后证实为13人)在上海举行一大，缔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后来人们才知道：中共一大，根本不是7月1日举行的;与会者也不是13人，至少还有两名外国人——这两名外国人，才真正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主持者，尤其是其中的尼科尔斯基，一名苏俄特务。
自称的开会日期有误，倒无关宏旨。但党由谁建，这事不小。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博客文章，介绍过中共实际上是苏俄特务创建这一问题。
在中共官方认可的《建党伟业》影片中，出现过中共一大上这两位外国人，他们就是来中国创立中共的钦差大臣：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其中马林是共产国际正式代表，荷兰人，由列宁推荐来华;而尼科尔斯基(一译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很长时间都查不到其真实身份。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长时间，苏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也说不清道不明。直到近年，俄罗斯和蒙古学者终于查到尼氏档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长倪兴祥和该馆研究室主任徐云根两人合写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评》中透露：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我写了那篇博文之后不久，中共官方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2011年8月25日王昕波、徐元宫的文章《揭秘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的真实身份》，也再次证实这一点：
相当长时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找不到有关他(尼克尔斯基)的确切而翔实的身份资料，1987年中共方面还恳请苏共帮助寻找他的生平履历和照片。2006年，俄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弄清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苏俄红军的一名情报人员，“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
文章还说，实际上，马林是在协助尼克尔斯基开展工作，“马林写于1922年7月11日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仅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这表明尼克尔斯基其实根本不是中共人士眼中的‘助手’角色，也恰恰证明尼克尔斯基是一名隐蔽性极强的出色情报人员。”
中共有庞大的党史研究机构、庞大的党史研究队伍、庞大的党史经费预算。以前我曾经以为，中共谎言虽多，但是“硬事实”(例如毛泽东的生卒年月、某次会议的起止日期，某次会议当选名单，之类)总是基本可靠吧?但昨天电话采访《周恩来与林彪》一书的作者司马清扬，他告诉我，就在《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这类应该是“硬事实”罗列的工具书、资料书中，都有不少並非事实。他举了一个例子：
毛泽东“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这句话，官方书上说是1976年6月15日讲的，但据司马清扬考证，实际上是1976年元月15日讲的。而6月15日，毛泽东身体已经衰弱到无法说出连贯成文的整句了。为何将说出这句话的时间推后整整五个月?奥秘就在……哦，这里我不能提前“泄密”，还是卖个关子吧。
我的开场白的弯子绕得太远。其实，引发我在中共自称的“91岁生日”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读到关于烈士陈然《我的“自白书”》真相的披露。
我读初中时，主题少先队会或者全班、全校的联欢会，常常听到朗诵这首烈士的诗：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今天我才知道，这首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的诗，居然并不是烈士写的!
一位原重庆市文联的离休老干部杨世元，口述了一部《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全文5万多字，载于网刊《昨天》第6期。文中的一个重点，是讲述《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和另外两个作者写作、修改《红岩》，尤其是罗在“文革”中造反乃至最后不明不白自杀的经过。其中的一个小插曲，是讲到这首“革命烈士诗歌”。
原文较长，又分散在各处，我就用我的语言来复述一下：
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广文是国民党陈诚系的将领，解放战争时是在四川练兵的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十五兵团司令。他家也是大地主。但罗广斌并非膏粱纨绔，他读中学时就为恋爱自由问题在家中造反。他的同乡、近邻马识途(两家的父辈是好友)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就把他带到了云南读中学，结识了齐亮等共产党人，参加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和学生运动。以后到了重庆，在西南学院入党，并受川东党组织派遣，去秀山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开辟党的工作据点。
1948年春，重庆出了“刘冉叛变”事件，恰逢马识途在重庆遇上了罗广斌，认为川东危险，就把他带回成都。但这并没有使他逃脱被捕的厄运。特务头子徐远举找罗广文谈话，说罗广斌是共党。罗广文说：“我兄弟调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来管教管教。”于是，罗广斌就被抓到重庆坐牢来了。先关在渣滓洞，后来移到了白公馆。
由于特殊身份，他被捕后没有受刑，但由于对狱卒桀骜，在渣滓洞曾戴过脚镣。即使遭到这样的惩戒，仍不妨碍他戴着脚镣在放风坝里跳踢踏舞。
最为值得称道的，还有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
罗广斌转囚白公馆期间，他父亲罗宇涵由成都来看他，已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谈好，可以办手续(写自白书)出狱。罗广斌由白公馆提到城内二处呆了三天，罗父与他会见时，徐远举也在座。罗广斌否认是共产党。于是徐远举就把出卖他的冉益智招来对证，冉说罗的入党申请书他看过，是绿色稿纸写的，有几页，写了什么内容。罗广斌一听，冉益智把他和另一地下党员罗永晔搞混了，就将错就错地和冉益智作绞缠，说冉所谈的事他不在现场，可以什么什么作证，进而否认他入过党，当然也不肯履行“写自白书”这一手续。他不写，徐远举就不放。这么绕了三天之后，他对父亲哭了一场，要了些钱，为狱友购买药品等物，又被押回白公馆了。回牢房后，他就写了诗歌《我的自白书》记其事。不知是否在牢房中就形成了文字，反正1950年3月在大同路举办“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展览时，他的诗稿是作为革命志士进行狱中斗争的展品公开陈列了的，报纸上也有报道。
《我的自白书》后来竟在重庆成了件聚讼不己的“掉包案”。起始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向团市委请了创作假，准备将狱中斗争写成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大约对文学创作的自信心不足，杨益言就把他哥哥杨本泉约去帮着出主意、提意见。杨本泉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学时与刘德彬同学，还一起搞过文学社团。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胡元是他们的文友，去看他们时正碰上他们写到这个《自白书》：一是他们将罗广斌拒不写自白书的情节，改移到了陈然身上;二是对罗的原诗作了几句改润。罗广斌说：陈然烈士在狱中确实是想写首诗的，题目是《没有了我》，诗意是“我虽是死了，可是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所改的几句，也就是本着烈士遗愿来的。杨本泉参予了润色。
把事情搞复杂了的是杨益言。
1958年，罗广斌与刘德彬都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重庆约稿，找到了留守在城的杨益言，除小说创作外，也为《红旗飘飘》邀约记述狱中斗争的革命回忆录。杨益言确实在渣滓洞关过，也写过他的回忆录《我从集中营出来》，就以罗、刘、杨三人给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讲稿为本，综合已经在写作中的小说稿中一些内容，写了狱中斗争故事，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题交去，在《红旗飘飘》上刊发了。正是经过这一编撰，将《我的“自白书”》改变成陈然故事。说他“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作了这首诗。”流布后造成影响。
作俑者本有纠正的机会。因为原来编《囚歌——狱中诗钞》的人如林彦等，全都知道诗本事，陈然的哥哥、妹妹也都向他们写信，说感到突兀。市文联领导也向他们委婉示意，认为这样作，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政治上却不严肃。但杨益言(也包括默认了既成事实的罗与刘)却含混其词，不予澄清。以至这首诗被编入《革命烈士诗抄》，进而收入了语文教科书。到了“文革”之后，杨益言及其兄居然认为是该他们收“红利”的时候了。要为《我的“自白书”》正名，说是杨本泉写的。这就不仅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了!
不仅诗作造假，《红岩》作者究系何人，也产生知识产权纠纷。国民党在撤走之前屠杀，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刘德彬从渣滓洞死里逃生——他越狱时是带了伤的。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军管会成立，在市委管组织的是原川东地下党的肖泽宽、雷雨田等人，非常信任这两位脱险者，他们到大屠杀现场去认尸收殓，确认哪些人是共产党员，根据其革命经历和狱中表现为烈士写小传、评级别，以后参加办展览，办纪念特刊，接待安排脱险者，协助镇反……
在这些活动中，1949年春就出狱的杨益言处于边缘地位，是与罗、刘这些地下党员和大屠杀见证人无法相比的。他是刘德彬引荐入团市委工作，并介绍入党，以后才跟着罗、刘参加了宣传共产党人斗争事迹的宣讲小组和写作小组，进而也就有了以三人共同署名的《圣洁的血花》、《禁锢的世界》、《在烈火中永生》等作品。他们合作的长篇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初稿完成后，以《禁锢的世界》为书名，由罗广斌、杨益言上京，在责任编辑张羽等人的鼎助下完稿。刘德彬没能上京定稿，是因为他担任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席期间主持过鸣放，被定为“中右”，也牵累着未能在《红岩》出书时署名，《红岩》的作者，便只署了罗广斌、杨益言。
《红岩》是“党史小说”，对写作者的经历和党史资料的依傍性很大。刘德彬是三十年代的党员，解放战争中，他是重庆地下党和下川东党组织的联络人，深入基层，策动反蒋武装斗争。他是因叛徒出卖，和江姐一道被捕，并一道解押进渣滓洞监狱的。小说写作中，有关江姐和农村武装斗争部分，基本上是刘德彬提供素材并执笔写的。即使有反右的负面影响存在，无论是团委和文联都把他们三人当作一个创作集体看待。1962年他们三人就是以这个集体的名义一同调入文联的。《红岩》出版后的稿费他们是三人平分，用稿费置装，买家俱，都是同等的三套。后来宣传部和文联党组过问其事，也是以三人的名义交了开支账，还作了检查，余款也以三人名义共同交了党费。
“四人帮”就擒后，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刘德彬1957年划的“中右”得到纠正。由此而造成的不公正，显然也应该纠正，使刘德彬能恢复在《红岩》的署名。知道原委的周扬、沙汀、马识途等人，都仗义执言，认为刘德彬是受屈多年的《红岩》隐名作者。不幸“文革”对一个人的道德伦理底线摧残得如此之深，杨益言公然否定刘德彬参加了《红岩》写作，否认《禁锢的世界》是《红岩》的初稿，否认他们平分了稿费并以三人名义将余款交了党费。进而闹到了打官司。我写了《大树不是从腰部长起的》，历数原委，因当时的一位市委领导人以不要扩大事态为词压住，未获发表。但我的文章是在法庭上作为证词宣读，自问经得住证据的复查，也经得住法律与历史的检验。
读完上面这段故事，我真想问一句：党多年来教育我们、灌输给我们的各种历史知识中，究竟有没有、有多少不是假话?
来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