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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文革意识形态悖谬
作者：唐少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文革史研究中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旨在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几个方面，做出初步的梳理和评述。
◇意识形态现象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种旨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念体系。最初创造这一词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A·D·特拉西，他用这个词来标志所谓观念科学，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区别开来，成为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进而为人类服务，甚至解救人类，达到使人们摆脱偏见、建立理性统治的目标。
意识形态既泛指任何一种注重实践的理论，或者指某种观念体系从事政治实践的意图，又特指意识形态具有的五个内涵：１、它是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２、它以概括、抽象和整合的方式确立某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３、它确定实现这种纲领所需要的斗争，４、它既要说服、吸收信徒或信众，更要求信徒或信众来承担义务或职责，５、它面向社会大众，但往往赋予精英人物或知识分子特定的领导任务。〔１〕
尽管意识形态的形式和体系繁纷复杂，多种多样，但是，毋庸置疑，意识形态的首要问题是某种观念对于人们的主导和统治的问题。意识形态现象就是思想和观念体系对于人们的统治和支配的事实。有趣的是，在台湾地区，人们往往把Ideology一词译成意蒂牢结。
关于意识形态，无论是从特拉西到马克思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还是从卡尔·曼海姆到丹尼尔·贝尔的研究，也无论是从政治学、哲学的解析到知识社会学的理解再到文化学的阐释，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现实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或者古代的信念信条（如儒家学说）。无论这里有什么样的千差万别，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大概是到了２０世纪初期，意识形态问题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全人类的问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导性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１９世纪中叶对于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和阐释并赋予它贬义，但是在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意识形态。
文革作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中国大陆独特的社会历史运动，必然有着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有着其意识形态运行的方方面面。文革意识形态是否属于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呢？回答是肯定的。文革意识形态在理论上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继续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观点〔２〕。文革意识形态的萌发、形成、运行不限于文革十年历史，在文革之前，阶级斗争学说就已经成为中共以及中国大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毛泽东１９６２年９月在中共八届十中会议上对阶级斗争大张旗鼓的强调就是例证。又如，１９６３年６月至次年７月发表的中共中央批判苏共中央的九评文章，尤其是第九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３〕，实际上已使文革意识形态具有了雏形。尽管１９６０年代的最初五年还没有文革意识形态的整体出现和大肆实践，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直接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论战和分裂中脱颖而出。
作为在１９６０年代至１９７０年代几乎直接影响了中国大陆数代、数亿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文革意识形态，它是文革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理论、学说、精神的总和。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来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学说〔４〕，即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的思想制度，那么文革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文革的思想制度，它与文革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起，形成了文革总体社会制度的鼎足之势。
◇阶级斗争让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意识形态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论，二是继续革命论，三是全面专政论。这三论不只是泛泛的、抽象的、笼统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全面专政论，而是文革独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中国共产党（实为毛泽东本人）领导下的继续革命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换言之，这三论是与以往历史上出现过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有所不同的。
这些不同主要在于：以往的阶级斗争论，还不是一种关于全社会甚至关于执政党内的斗争和分歧、清洗和整合的主要思想依据，而文革的阶级斗争论则成为文革全民斗争、全社会冲突的思想由来和理论基础，特别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自我革命的重要精神前提。以往的继续革命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主要是把共产主义革命加以不同时间联结和不同空间转换的思想阐释和理论证明，而文革的继续革命论是文革得以铺排和深入的定海神针，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进入自我异化般的自我革命炼狱的意识凝结和理论显现。在人类社会生活或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像文革时期这样有着赤裸裸的全面专政论的思想主旨和理论取向，文革的全面专政论是文革一系列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直至风俗习惯、心理经验等等总和的极端表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出现了除了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之外而没有第二个人有可能处在安全、平稳和顺利的生存境况或生活事实的精神映照！
具体来说，阶级斗争论历史上源于１９世纪初期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发现和阐释。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发现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功劳，他认为他的新贡献是指出由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５〕。毛泽东从早年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所在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６〕。这种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误读或误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几乎贯穿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１９６２年９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路线既是毛泽东晚年的又是文革的阶级斗争论的集中表述，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７〕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文革的阶级斗争论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其他时期的阶级斗争论，主要在于前者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史无前例地既用于全民全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又用于中共党内，尤其是用于整治和打击中共绝大多数的干部，还在于把阶级斗争论用于解决所谓世界观问题、思想意识问题甚至人们的知识、学历问题。依据阶级斗争论来划分和处理世界观问题乃至现实生活的一切问题，真可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斗争论的一大创造。文革阶级斗争论是文革政治运作以及文革意识形态铺张开来的一个杠杆。
继续革命论又可称为不断革命论。在文革之前，它大致上有两种层面的含义，一是以时间阶段（或纵向）为取向的、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继续革命论，他们二人把共马克思产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划分为前后相贯的两个阶段，即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前一阶段必须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以空间阶段（或横向）为取向的、主要是列宁、托洛茨基意义上的继续革命论，他们二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力求把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拓展为欧洲发达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后来的斯大林则把建成一国社会主义论当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向世界革命的依据之一。
对于文革继续革命论的经典论述来自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一文，该文对毛泽东的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继续革命论的要点概括如下：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８〕
◇自己乱了自己的内乱
正如龚育之对此所言：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而革命又是在它的原义，即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的意义下来使用，这本身在理论上、在逻辑上就是荒谬的，在实践上造成了自己乱了自己的内乱。〔９〕其实，继续革命论既是文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自我革命的思想依据，更是文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革命的革命的理论基础。
继续革命论也是历史上的契卡（cheka）主义的折射、重现和深化，正如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所言，契卡主义旨在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即契卡主义，这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１０〕文革继续革命论的矛头所向就在于从没有敌人到制造敌人、从外部敌人到内部敌人、从暂时敌人到永久敌人、从相对敌人到绝对敌人的几乎没有结束或没有穷尽的转换和演变。不断革命者总是先革敌人的命，再革同盟者的命，最后再革自己内部人的命。〔１１〕
全面专政论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文革的全面专政论则由张春桥作了最有代表性的概述，他于１９７５年４月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提及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论及无产阶级专政是要达到四个一切，即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出来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道路上停下来。〔１２〕
文革的全面专政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专政的历史上独一无二，别具一格，它不仅仅在林林总总的专制主义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里独领风骚，其突显之处在于不仅仅对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钳制，而且在于对于毛泽东之外的几乎所有中共干部以及骨干分子的高度监控直至威胁、整肃和迫害。
◇文革历史社会的“空气”
上述文革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文革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的结构特性和鼎足之势的功能格局，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大致上说来，阶级斗争论是基础、是集结地，继续革命论是主旨、是前沿，全面专政论是核心、是制高点，但它们各自既有独特的取向和价值，又有相互衍生的递进关系，还有各自运用于文革实践而具有的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和潜功能（latent function）。
文革的阶级斗争论实质上一种极端的整治论，并由此而导致一种十足的人性歧视论。它把社会上的一切差别、把人的一切差别最终都归结为阶级存在以及阶级出身的差异。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血统论、身份论，这种理论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姓论、种族论、身份歧视论、民族迫害论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二致。〔１３〕
文革的继续革命论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折腾论，〔１４〕并由此而衍生出一种赤裸裸的泛敌论。体现了毛泽东设想过的类似文革时期中共党内的重大斗争，据说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１５〕后来演变成文革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的流行说法。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１６〕即在继续革命论的映衬下，演变为七、八年来一次，来一次七、八年的社会持续动乱，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实践与继续革命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相辅相成，形影不离。继续革命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为文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做出了意识形态的确证。
文革的全面专政论实质上是一种迫害论，并由此而演化为一种极权的专制论，具体表现为文革时期无以复加的道德专政、言论钳制、思想控制和精神独断等等，上述张春桥所说的消灭四个一切就是文革所要追求和达到的乌托邦极权的天地。文革全面专政论成为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氛围和文革社会历史的空气。
文革意识形态的三部分内容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对于文革意识形态来说，它们一体同构，缺一不可。如果说文革意识形态表面上看似一座蔚为大观而实际上破朽不堪的金字塔，那么可以说文革阶级斗争论是这座金字塔的基石，文革继续革命论是这座金字塔的周边，文革全面专政论是这座金字塔的顶尖。
然而，文革意识形态的生成、演化、嬗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文革之前就已全部形成或在文革初期就已完备的，而是如同毛泽东所常用的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从前面所提及的文革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党的论战和分裂之际就已具雏形，到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形成或确立，大约经过了数年的历史。而文革意识形态的三部分内容在文革的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凸显，大致上可以说，１９６６年之前及１９６６年之际的文革酝酿和铺排，文革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论为重点，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０年的文革推广和深入，文革意识形态以继续革命论为基点，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革衰败和裂变，文革意识形态以全面专政论为焦点。当然，文革意识形态的这三部分内容贯穿于文革历史的全部过程和所有阶段，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形势下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但是它们本身就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恶山险岭，重峰迭嶂。一方面，这一点可以从这三部分内容的演进关系体现出来，例如，阶级斗争论的必然是继续革命论，而阶级斗争论的至极是全面专政论；继续革命论是文革阶级斗争论的继续，而继续革命论是全面专政论的伴奏；全面专政论是阶级斗争论的结论，而全面专政论是继续革命论的归宿。另一方面，这一点还可从这三部分内容的内在转化体现出来，例如，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全面专政论三者的转化每每有一种倾向或趋势，这就是群众运动专政、党－国专政、领袖个人专政之间的相互转化。文革时期流行的一句意识形态话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典型地注明了这种转化。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口号，是一种意识形态整合的概念，它排除其他的意见、其他的思想，不能容忍思想之间的共存，遑论思想之间的平等竞争，而必借权势之力，借革命口号对群众的煽动来消灭其他思想，它不容许讨论，不容许怀疑，只要人民群众绝对服从。这个绝对服从在表现形态来说，还不应只是强迫的，应当是具有最神圣的革命觉悟的最大道德自觉。在这个时期，说毛泽东思想成为宗教的教义，是毫不为过的。与‘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相应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后者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高度结合的概念。〔１７〕
◇意识形态的圣灵及神幡
文革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意识形态所共有的特性：鲜明的强制性、相对的保守性、突出的虚假性（主要指虚饰、夸大的特性）、固有的封闭性等等。文革意识形态更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诸如专制独断性、暴力粗暴性、领袖群众的互动性、滞后僵化性、工具实用性等等。除此之外，文革意识形态还具有其自身特别值得关注的三种特性：
一是文革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或全民性）。文革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又可称之为文革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文革时期的实践或运行有一个不同于文革之前的中共党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特点，这就是在毛泽东的鼓动和促使下，文革时期各行各业的亿万群众把文革意识形态这一批判的武器转化为全国全民全社会的武器的批判，即以群众运动化了的文革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来冲击中共种种现有体制，打击中共干部队伍，几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从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除毛泽东之外的中共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威及其机制。一时间（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文革意识形态仿佛成为只为毛泽东与其亿万文革群众所互动共享而却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共干部势力所疏远或疏离的意识形态，仿佛成为反权威、反官僚、反特权直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文革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
这种具有极大的群众广泛性的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就是简单明了，浅显易懂，方便可用，直观可行，因为，“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并不需要高深完善的理论，更多的是需要有号召力、煽动力、动员力的激烈口号式的革命意识形态符号。〔１８〕由于群众化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群众化，以文革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群众运动，就不只是限于对于过去的或已有的中共各级干部实施群众运动的所谓民主大暴政，而且还展现为群众运动内部的论战、残害、厮杀和吞噬。文革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最终所展现的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的轨迹，促使文革意识形态在群众性的意义上走向破败和销蚀。下面两种文革现象或文革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倡导砸烂公、检、法，我个人理解，这是毛泽东力图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关的职能下放到群众运动，由这种群众运动来实行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依据的群众道德化的专政或专政的群众道德化，这种专政的灾祸就包括了对文革广大群众本身的施虐施害；二是可算作文革历史的一大景观：在文革所有群众中所发生、所进行的内讧和内战都是在同一位意识形态的上帝神统率下、在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圣灵照耀下、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神幡”指引下加以切切实实地进行的。
◇裂隙不绝，穷于应付
文革意识形态的一大“领地”主要在于文革社会生活的群众心理意识层面，在于文革时期群众精神的显现和转向。当文革意识形态群众化之后，它的四分五裂、千奇百怪，特别是它的内在张力、冲突和破裂就不可避免，势在必行。文革意识形态自始至终的运作和实施都是破绽百出，裂隙不绝，穷于应付，疲于修补，在文革后期尤其如此。
二是文革意识形态经历了由意识形态化到泛意识形态化、再到非意识形态化、最终到反意识形态化的演化，即文革意识形态的走向或历程是一个值得瞩目、更值得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泛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这似乎是文革意识形态演变的怪圈和宿命。
文革的意识形态化是指文革意识形态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国家社会的唯一的、强行的和宰制的意识形态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化致使文革意识形态成为文革的政治文化活动乃至社会精神活动的依据，成为文革的主流思想意识以及权威话语体系的支柱。文革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指文革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扩张、强化、过度和泛滥的过程及其结果。类似于中世纪宗教的泛化带来了宗教文艺、宗教建筑、宗教哲学等等，文革时期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几乎都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出现了文革话语、文革时尚及文革服装、文革政治、文革教育、文革文艺及文革戏剧、文革电影，甚至毛主席语录广播体操、毛主席语录太极拳〔１９〕等等。文革意识形态的这种泛化几乎使它力图囊括或抑制所有的思想活动和生活形态，到头来，这种泛意识形态化不是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就是适得其反，走向反面。文革的非意识形态化是指由文革意识形态化与文革泛意识形态化无所不及、无所不是而导致的无法限定、无法制止的反向过程及其结果。文革时期就出现了反复不断、多种多样的根据文革意识形态来解读、批评文革种种方面特别是文革的理论、政策的事实和现象，进而动摇或削弱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文革时期普遍出现的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语和事例就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例证。文革的反意识形态化是指文革意识形态化、泛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所促成的自我裂解、自我否定和自我异化的过程及其结果。文革自始至终，就一直具有不同于文革意识形态的诸多异端思潮在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着或修正、或批判、或斥责、或否定的工作，从遇罗克的出身论主张到杨小凯的省无联思潮，从普遍的怀疑一切倾向到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从李一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理念到顾准的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２０〕还有山西省出现的所谓张（珉）赵（风歧）集团以及张耀明著的《论现状》对文革的批判等等，〔２１〕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性。文革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和在理论上并不精致、深刻和奥秘，而是相当浅显、简陋和粗暴。文革意识形态在其实践上、在其运行上和其应用上远远“大于”、“重于”和“高于”其思想、其观念、其理论本身。“小谎言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２２〕文革意识形态也是人类历史上特别是２０世纪极其富有乌托邦实践的诱惑、空想和反动的代表或典型。
◇斗、批、改
毛泽东最初给文革确定的宗旨是斗、批、改，即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２３〕林彪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两次十一节庆祝大会上讲话都提到遵循和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２４〕在我看来，其实，后来的文革实践把这种斗、批、改延续为斗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用毛泽东的一个简短说法就是斗私，批修。〔２５〕
一方面，文革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斗、批、改经不起推敲，本身就是伪命题，例如，文革不遗余力地进行的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说，就不存在过资本主义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何以谈得上复辟？文革所千方百计根除的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党外一切不同于他个人的主张和见解视为异端邪说的代名词。文革所要进行的改革一切不合理规章制度往往是视毛泽东的喜怒好恶而决定，常常是有悖于现今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的。这些都可从文革时期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迹、衍生、盛行和衰落的过程深刻地体现出来。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革命（以及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和工人阶级占领大学），再到五七干校、革命文艺、六厂二校经验等等，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思想摆在了最重要的地位，〔２６〕不仅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的取向和目标，昭然若揭，变本加厉，而且文革本身更重要的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或权力斗争上的因素，但是它更深刻的意义是其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文化革命具有最根本的性质。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２７〕另一方面，从文革历史的所有阶段来看，从红卫兵、造反派运动以及夺权运动、清查、清队运动以及一打三反、抓五一六运动，到“整党建党”、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再到教育革命大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等，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的本性就是能其所不能、为其所不为，正是毫不可行，才有所可行。这仿佛又一次验证了那句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的名言，以致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在实质上以运动等同了目的、以运动凌驾了目的、以运动消解了目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思想革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世界观革命。高度的理想主义结合高度的政治力量，使已经极端化了的意识形态带有宗教的特征，它是高度强势的和不宽容的，它负有崇高的使命，必须使自己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东西，或者改造使之符合，或者予以摧毁。”〔２８〕
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本身具有近似于宗教战争的或准宗教战争的内涵和特征，恰似历史上曾经发生或出现过的意识形态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乌托邦实践也可谓一场准意识形态战争。诚如L·科拉科夫斯基断言，那种与完全的权力（total power）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完全的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具有一种最强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它的目标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个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变成意识形态口号的复制品。换言之，它根本就消灭了生命的个体形式。〔２９〕因而，不难理解，文革意识形态带来的是无法形容的心理虐害、无法言状的思想绞杀、无以复加的精神毁灭和无不至极的灵魂混战。这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使谎言不只是谎言了。如此完全的意识形态使得完美极权社会中的谎言有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功能是如此特别，如此具有创造性，以至于连谎言这个字也词不达意了。〔３０〕文革这场准意识形态战争带来的是什么呢？心理的垃圾，思想的废墟，精神的瓦砾，灵魂的坟场，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给包括科学事业和人文建设在内的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计、无法弥补的灾难和损失。
◇文革博物馆
文革意识形态是短命的，其运行或者说其横行的时间大约有十余年，可以说，正如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使文革尘埃落定，随着文革的离去，也使文革意识形态寿终正寝。然而，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遗迹在今天的文革故乡还远远没有终结，至少，这种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地进入它应有的坟墓，还没有真正进入被历史、被后人所正视、所批判的文革博物馆。
文革意识形态是集文化极权主义、思想专制主义、精神蒙昧主义的诸多症候于一体的意识形态，它还是夹杂着封建主义、皇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民本主义、独断主义等等意识形态一系列症状的大杂烩，几乎在人类已有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像文革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制约了如此众多的人民和作用了如此之大的国度；除了２０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种族主义和苏联党国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历史上经历了如此必然的、深刻的、沉重的自我否定、自我异化和自我破产。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方面，在文革的故乡，与文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现实政治生活都不可能真正地、全面地诀别文革意识形态或彻底抛弃文革意识形态，更有甚者，那些大大小小的文革遗老遗少们力图重续文革，竭力重现文革意识形态的幽灵阴魂。另一方面，对于今天文革故乡的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也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立场，在反对或抵制文革的复辟这一点上是有相当高度的共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拒绝、否定和破除文革意识形态的重现这一点上具有不言而喻的共识。毋庸置疑，文革的故乡决不可能重现或复辟整个文革，因为，非常明确，首先没有毛泽东那种意义上的文革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了，其次没有作为文革基础的群众运动了，再则没有作为文革支柱的文革意识形态了！
文革意识形态的命运和结局使得我们真正有可能对于一切激进的、革命的、专制的乃至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加以祛魅、解析、警惕和防范。文革意识形态既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某种从革命到自我革命的意识形态标本，也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意识形态当中极为罕见的自行衰亡的意识形态化石。尽管文革意识形态与现今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着林林总总的联系，但是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出现的断痕、撕裂或衰变已无法修补或填充，更无法逆转或挽回，文革意识形态给现代中国所造成的整体意义的意识形态的衰弱和溃败是一目了然的事实，给当今中国所带来的全局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嬗变和危机是有目共睹的现象。换言之，文革意识形态还是一首谱写出意识形态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化、意识形态的异化这三部乐章的意识形态‘终了曲’。
因而，反思和剖析文革意识形态可以提供审视和把握文革全部问题的一面棱镜。无论文革故乡某些人对于文革全部问题有着怎样的失落、尴尬、苦闷、窘境，也无论革故乡总体上对于文革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无奈、无能、无力、无为，批判和告别文革意识形态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尤其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思想）自我变革、自我进步、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１，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９卷第１０１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国家与革命》等等。
３，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第三版。
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５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５，参见马克思：致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３３２－３３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６，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４７页，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７，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
中册，第３１４页，１９８８年。
８，《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
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上册，第６０９－６１０页，１９８８年。
９，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册，第８６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１０，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１６页，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１１，石名岗执笔，《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７７６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
１２，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下册，第２５３页，１９８８年。（引文中的黑体为张春桥原文所加。译注）
１３，参见遇罗克，《出身论》，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第三版。
１４，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折腾来源于满语的音译，有三种基本解释；对事物进行翻来覆去、反复的做和折磨的一种动作形态。所谓折腾，就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就是朝令夕改，忽左忽右，就是重复做一些无意义、无关联、不必要的事情。
１５，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下册，第２４页，１９８８年。
１６，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７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１７，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３５４页，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
１８，同注１７，第２６５页。
１９，参见Daniel Leese：Mao Cult－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1，pp．202－204。
２０，参见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
２１，参见石名岗执笔，《文革中的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６３９－６５９页，香港，天马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５年。
２２，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第３９１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２３，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上册，第７２页，１９８８年。
２４，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同上，中册，第２１０页、第３８０页。
２５，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同上，上册，第５８８页。
２６，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３５２页，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
２７，同注２６，第２０８页。
２８，同注２６，第２３７页。
２９，Leszek Kolakowski，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in Irving Howe，ed．，1984 Revisited，New York：Harpe＆ Row，1983，p．126。转引自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第４１３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３０，同注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