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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自断“臂膀” 周恩来在八宝山声泪俱下撕心裂肺
作者：蓑笠翁
十大元帅中，周同贺的关系最深。周恩来是贺的恩师和革命引路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贺为代理总指挥而周是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但是，周的原则是这样的，宁反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上决定打倒贺了，不论是对是错，都要执行。在文革前，周贺两家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密切。但自从周知道毛的意图后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贺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给周，周却说，我不喜欢吃这些野味，贺的热脸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贺好纳闷：以前不是这样啊!7月贺派夫人薛明为刘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像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周一言不发面目严峻的把薛明送走，更是让贺掉进了缸里，分不清东西了，老两口直嘀咕，这是刮了哪股风。
但是贺龙还是周想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帅。1966年，贺陪毛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贺在知道到国家体委闹事的消息后突然昏厥。周便接贺龙与薛明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安排在接见外宾的前厅里。前厅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双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此事对内对外都绝对保密，贺也得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养。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周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66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
贺龙夫人薛明：周恩来说他了解贺龙比我还多
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花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贺龙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一次住进了周家。
但是这次，周没有让贺的警卫跟来，贺的警卫可是一直随身带上步枪和机枪的。脱离了自己的警卫，贺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并且要周同贺进行谈话。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对贺说：毛和我都是保你的。周还勉励贺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贺龙明白，自己也当过彭德怀的专案组的组长啊，什么“学习”啊，其实就是“双规”，边忏悔边写检讨，是变相的逮捕。贺龙说，我一身都是病，那儿都不去。贺龙还是一身匪气的。贺赖着不去西山“学习”，周说那不行。周让警卫帮忙收拾东西，一直折腾到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才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去西山时，贺龙坐的不再是“大红旗”而是破吉普了，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
在中央派人调查完贺龙的历史问题后，在1967年8月1日凌晨，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的代表和国家体委的一些人，谈贺龙问题。
周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贺龙在历史上有功劳，南昌失败后坚持革命，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也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在湘西肃反扩大化问题上有责任——过去他不承认，这次承认错误。
至于定性，周恩来说，我们不好说，要主席来定。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长篇发言，声称贺龙问题严重，要求立案审查。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向毛泽东、林彪报送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毛泽尔9月13日批：“同意”。但是此种关于专案组的说法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呢?
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实际是周，杨成武后来讲，当时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
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专案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这也是周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时的态度，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
顺便讲一下康生的态度，康是这样讲的，“搞专案，首要一条是立场，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不是左就是右，我希望你们都要当左派，不要当右派。”怎么样才是左派，不言而喻了吧。
周首先是对毛是绝对忠诚。虽然倒贺等于是自断一肩膀。据说周在贺的案卷上的批语不亚于写在刘少奇案卷上的。周可以说一直在极度痛苦中处理贺的事情，也可以说极度矛盾。1968年12月30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
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就是康生讲的，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不要说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编造。周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其三，就是联系到贺龙的投降信等问题，如果没有至少脚踩两条船的行为和言语，都是一个劲儿坚持为共产主义献身，你说还用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嘛?
后来，童小鹏(曾任毛主席秘书)在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说：“1974年恩来同志在病中调卷亲自审查，推翻了他们用逼供信的办法捏造的‘证据’，报经中央批准，给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1975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人们亦不难品味到个中无法细说的情由。什么情由，大家都会感受到那种自己的亲信被无奈的砍去而且还要由自己亲自去砍的无奈和忏悔。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来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