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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
蒯大富
蒯大富无疑是文革期间在校大学生——俗称“老五届”——中最知名的人物，从某些方面说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近年在接受访谈时发表了不少对于文革的回顾和反思，他本人也在香港出版了《清华文革五十天》，并通过韩爱晶以许爱晶的笔名出版了“准回忆录”《清华蒯大富》。本文通过整理和展示他在这些场合发表的某些文字言论，试图探索他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脉络，在此与文革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共享。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自始至终主导着文革的进程，又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崇拜偶像。对毛泽东的看法无疑是今天这些“老五届”人世界观、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对于那些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的学生领袖如蒯大富这样的人，他们这些年里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何变化，这是人们必然会感到好奇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蒯大富今天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一）蒯大富的“崇毛”
他在２００４年接受田炳信采访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的。”〔１〕
２０１１年发表了米鹤都对他的采访录，他在其中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确实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２〕
２０１４年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校友的一次聚会上又重申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这样的说法。〔３〕这是被人称为“蒯十条”中的第二条。蒯大富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他对毛泽东的崇敬，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他自己所说的话来分析，毛泽东受到他的崇敬大致有两个原因：１）有魄力，敢于同强者斗，站在弱势群体一边；２）反腐败，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在笔者看来，蒯大富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一个是基于他本人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所得出的、发自内心感情的评价，可以称之为“感情评价”，与我们以前常说的贫下中农因为翻身解放而对毛主席充满“阶级感情”类似。毫无疑问，蒯大富的感情评价中最重要的源头是毛泽东对他的“救命之恩”，即给他摘掉了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所加于他的反革命帽子，把他从政治的万丈深渊中解救出来，翻身成为全国造反派的旗帜。另一个评价因素是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包括政府对于思想舆论的导向和控制、民间各派势力对个人言论的影响等方面，“毕福剑事件”就是这类环境因素的典型表现。蒯大富在公开场合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自然要考虑到这种政治环境的约束，在以下讨论中，我们称之为“理智评价”。从以上两个因素来看，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来说，那些类似“毛粉”（无贬义，只是对一部分人的方便的简称）的言论出自蒯大富之口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应该看到，蒯大富今天对毛泽东的崇敬同他在文革期间的盲目崇拜有明显的不同。不同之处表现在，他只是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给予肯定，而对于用文革方式反腐败的思想已经不再认同。他说“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４〕
以上是蒯大富在被问到对毛泽东的认识时比较正式地表达的看法，是相当理性的。无论是对毛泽东整体的肯定，还是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批评，都同主流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正确”要求保持一致，也是他同那些一味崇拜毛泽东、要求回到文革的“毛粉”势力有所不同的地方。
（二）蒯大富的“怨毛”
蒯大富把毛泽东抬高到“空前的民族英雄”的地位，这是他“崇毛”的一面，其实，他对毛泽东也有怨怼的情绪。经过了文革中被抛弃、文革后被囚禁的日子，他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内在矛盾也不是没有认识：“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５〕
也就是说，他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制度是一种“极端的集权专制”，这是他对“政治正确性”有所偏离的结论。得到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文革后思想冲破牢笼后的结果，在文革中他肯定是不敢朝那个方向去想的，当时只是“迷惘”和疑惑：“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就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６〕这说明蒯大富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选择性造反本质是“以我划线”，不过文革中严苛的政治环境和利害计算使他只是止步在“很难理解”这条底线后面。
更有甚者，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或者在谈论文革中具体事件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与理智评价冲突的感情表达。例如，清华大学文革中的学生领袖唐伟说：“我曾两次询问蒯大富：‘你被隔离审查时毛主席还未过世，江青等人正得势，你就这样被抛弃了，你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每次他都作思索状，没有回答。”〔７〕——显然，他在理智和感情之间为难。但是蒯大富在某个场合曾经说：“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８〕可见，在感情上，他对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抛弃还是多少有点怨气的。那个抛弃他的“奴隶主”是谁呢？想必他心里是清楚的。
让蒯大富的被抛弃感和怨气最为强烈的，要数他谈论１９６８年７·２７毛泽东派８３４１部队和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这件事的时候。他对于自己没有被事先告知耿耿于怀，他特别愤怒的是，因为自己被蒙在鼓里，他手下的“团派”不明就里同工宣队发生了冲突并导致人员伤亡。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蒯大富说：“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９〕
看得出来，蒯大富对于自己被蒙在鼓里的原因，也猜到了几分：对方是成心要引导他犯错误。这就在怨气之外还加上对成心者的愤恨了。不过，在公开的言谈中，蒯大富还是理智地避免把怨恨指向工宣队的派遣者毛泽东，而是指向具体实施的迟群和吴德等人，他多少有点“此地无银”地说：“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还欲言又止地说：“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１０〕
他的怨恨最终只冲着迟群和吴德，最多对谢富治的行为有些“很难解释”，却“遗漏”了另一个同迟群一起带领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人——谢静宜，这种“遗漏”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机要秘书。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回忆：“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８３４１部队起重要作用。”〔１１〕可见谢静宜才是最早知道这次进驻行动的人物。根据２０１５年初出版的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披露，毛泽东在７月２４日批发了中央关于制止全国性武斗的“七二四”布告，同时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农民队伍，去清华、北大制止武斗。“捅它这个马蜂窝。”他点名指责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羞耻。”〔１２〕
上述回忆和其他史料都说明，是谢静宜直接从毛泽东口里领受任务，然后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荣温、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做了传达，然后他们向８３４１部队政委杨德中做了报告。据迟群后来在清华的回忆，７月２６日下午两点多，毛泽东在其中南海住所，指着铺在地毯上的清华地图，向８３４１部队有关人员部署进驻任务。同日下午５点多至次日凌晨两点，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６３个单位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吴德、迟群负责具体部署进驻清华的方案。〔１３〕
这些事实，毛泽东本人在７月２８日召见五大领袖的时候都老实告诉了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而且也承认了事先没有告诉蒯大富，“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１４〕蒯那边是气急败坏追问为什么不给他打招呼，毛这里却云淡风轻一句话对付过去。至于为什么不打招呼，他让蒯大富自己去猜。毛泽东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蒯大富还是傻傻地对苍天发问：“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可以说，这时他在感情上已经把怀疑投向了他声称的“民族英雄”，只是因为“没有证据”，使得他到此止步而已。
事实上证据也不是没有，工宣队进驻清华的指令传递链由上而下是毛泽东—谢静宜—张荣温、迟群、吴德。这一点蒯大富在文革后不应该不知道。正因为他知道，才在自己的怨恨对象名单中有意剔除了谢静宜，蒯大富在这里是经过斟酌的，因为他明白，怨恨谢静宜，实际上就是怨恨毛泽东，这是他在理智上不能逾越的红线。
韩爱晶也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蒯大富打招呼就派工人开进清华大学，不过他只是觉得“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这件事不是按往常解决重大问题的正常程序进行的。”〔１５〕造反派在经过两年的文革洗礼之后，当然都懂政治斗争的原则之一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不过跟蒯大富一样对毛泽东“封建愚忠”（唐伟语〔１６〕）的韩爱晶不敢、也不愿以如此恶意揣测毛泽东。
在这一点上，同样参加７月２８日召见、亲聆领袖训诫的王大宾对毛的感情也许不及蒯、韩深厚，所以更加直言不讳：“谢静宜的回忆书中披露，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４日，……毛主席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有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有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毛主席预见：‘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事前不给蒯大富打招呼。有三万工人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可能会发生流血的预见。这就是毛主席当时事前的思考。”〔１７〕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蒯大富没有被事先告知，并不是“错误”或疏忽，毛泽东为了不让蒯大富知道工宣队的行动，连派什么工厂的工人都考虑到了。唐伟说过，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武汉“７·２０”事件后“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耍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１８〕显然，他在１９６８年７月决定要结束蒯大富和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生命，耍的是同样的小手腕，所以他在召见时对蒯大富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轻轻带过，为什么不打招呼？通过谁间接打了招呼？连解释都懒得做。
王大宾也比蒯大富头脑清醒：“文革运动中，毛主席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运动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主席事前想好想到的。……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５·１６’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１９〕
要说蒯大富真那么傻也不尽然，偶尔他也会流露出真实的想法。１９７０－７１年，他被召回清华接受“５·１６”问题审查，他说“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２０〕在这里他对自己被抛弃的怨恨已经不小心踩到了红线——他把谢静宜、江青和毛泽东都一股脑儿端出来了。也许他心里也跟王大宾一样明镜似的？
不过在大多数的场合，蒯大富始终坚守在红线后面，有时甚至对于自己被毛泽东抛弃表示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２１〕这样的理解或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是并不能解释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那天发生的事，当时如果只是因为不得已才牺牲他蒯大富的话，为什么要刻意瞒着他、引导他犯更大的错误呢？再说了，是哪个“右派”压迫毛泽东这样做的呢？
对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护主”之情，唐伟这样评论：“至死难悟的蒯大富及‘捉鬼队’，从头到尾被毛江夫妇当枪使，惹上了杀父夺妻断子绝孙的家族血仇，无缘无故得罪了无数的‘红色豪门权贵’，通俗话叫犯了江湖大忌。老蒯到底是农民的儿子，至今还傻傻地检讨自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２２〕
蒯大富当年同系的研究生黄瑞和说得同样透彻：“文革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又一次的‘你下台，我上台’。但是与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由皇帝发动的造反；不是反对皇帝，而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反对他所要打倒的任何‘走资派’官僚。当红卫兵造反派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皇上不再需要他们，就一反掌地把他们打了下去，最后也没有上台。因为这个台还是皇上和他的亲信占着呢。”〔２３〕
（三）蒯大富对江青的评论
同蒯大富崇敬毛泽东相联系的是他对江青的态度，蒯大富在被问到对江青的评价时说：“江青女士在我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认为，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的８亿人口，尤其是女同胞里，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她的马列主义水平、组织和宣传能力都很强，还有她的书法，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非如此，我们怎么能解释毛泽东主席会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２４〕在蒯大富看来，毛泽东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说明江青必有过人之处。
对于这一点，蒯大富的清华同学万润南这样评论：“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２５〕
也有人对此有稍微不同的解释：“现在来看老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不就是充任叱咤风云、左右乾坤的‘五大领袖’之首的那几年么？如果否定了那段光阴，他此生岂不成了一团漆黑？而如果要肯定那段光阴，他就别无选择，势必得连带肯定把他亲手带到那眩目高度的恩公恩婆们。至于江阿姨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俗则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他是绝对看不见的。”〔２６〕这样的分析，揭示了蒯大富被今日人们视为“毛粉”的深层原因——那是一种基于自我肯定的理性选择。他称赞江青的言外之意，大概也是想说，毛泽东当初挑选他出来树为全国造反派的榜样，也是因为自己的杰出才能。
但如前所述，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蒯大富从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弃的经历出发，对毛泽东在感情上有一定程度的怨恨，他对毛泽东推行的具体政策，包括文革前的反右、大跃进，文革中利用群众运动反官僚的做法，都有很多的反思和中肯的批评，这些言论说明他与正统的“毛粉”不同之处，让人觉得他在众多具体政策上对毛泽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至于他对毛泽东表达的那些崇拜言论，往往只停留在毛泽东的“高尚理想、良好愿望”层面，用“空前的”这一类大而无当的谀词作招牌，却没有提供可以实证的根据，在读者眼里，充其量是对毛泽东的抽象肯定。蒯大富这种“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反映了他对毛泽东感情和理智两者之间的悖逆、他对毛泽东又敬又怨的感情纠结，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精致的政治姿态。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他在刑满释放后遭遇的坎坷、安身立命的不易，将自己的言行保持在“政治正确”的安全线内，是他在中国政治中的生存策略，我们应当对这种姿态给予同情之理解。对于文革后经过种种逆境回到社会上的某些文革造反派领袖人物，除了那些狂热赞扬文革、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人以外，他们的“毛粉”言论，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四）蒯大富对周恩来的怨言
蒯大富的怨言，不仅有针对毛泽东、江青的，还有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在当前中国主流话语中毕竟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被抬到神的地位，所以蒯大富的怨言也不那么吞吞吐吐。他直言周恩来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幕后推动者：“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１９７０年就把我当五一六逮回来了，然后从１９７０年审查直到１９７８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２７〕
总体而言，蒯大富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如上所述，他觉得自己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８年的八年时间一直背着“５·１６”案子的黑锅失去自由，根子在于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周恩来，目的是整造反派。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感激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７、８月间跟他彻夜长谈，倾听他对工作组的控诉。不过，他很快就明白周恩来是奉毛泽东的派遣而来：“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起来就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上面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前面向周恩来的汇报，关系很直接，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２８〕因而他对周恩来的感激是不能同他对毛泽东的感恩相提并论的。
进一步说，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给蒯大富平了反，但是在蒯大富后来创建“井冈山兵团”并发展为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主导力量的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远远小于中央文革，而且对他放纵手下的激进派骗斗王光美等事多有批评。特别让蒯大富不能忘怀的也许是，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３０日在清华大学革委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分钟，周恩来找借口建议推迟，使得清华大学革委会胎死腹中，从而大大鼓舞了反对派的士气。孙怒涛回忆说：“４１４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５·３０革委会的流产，在蒯大富的心里结下了两个大大的仇。一个是对内，对４１４的。另一个对上，对周恩来的。如果说，之前的蒯大富只是对周恩来的思想太保守，没有像江青那么激进有看法的话，这一次是在重大的切身利益上受到严重的创伤。”〔２９〕那么，蒯大富所说的毛泽东在“右派”压迫下牺牲造反派，这里的“右派”是不是包括周恩来呢？
（五）结束语
通观蒯大富在各种场合的文字和谈话，虽然不乏诚恳的道歉、到位的反思，也常有前后相悖、令人愕然的言论。究其根源，可以发现他一直深陷在“崇毛”和“怨毛”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在理智和感情的纠结中沉迷于自己昔日短暂的耀眼辉煌，看不清后来漫长的牢狱之灾以及坎坷人生跟先前的荣耀一样也是他心目中“空前的民族英雄”一手造成。倒是北京地质学院当年的一位学生古宝琳（王大宾的第一任夫人）比蒯大富和韩爱晶都要看得透澈，她这样概括这些文革中的学生领袖的经历：“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３０〕
达到古宝琳这样的认识，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的。北京地质学院当年的青年教师宋翔雁，只是一个文革的普通参与者，他在回忆中谈到自己反思文革时所面临的困境：“在文革结束几近五十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所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也是我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回顾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的重要原因。”〔３１〕他在这里，用了痛心、难堪和痛苦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反思。文革的普通参与者尚且如此，涉入文革如此之深的蒯大富们要从“崇毛”和“怨毛”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在文革中“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其痛心、难堪和痛苦的程度，恐怕不是当事者愿意和能够承受的。
注释：
〔１〕〔２４〕田炳信：采访蒯大富，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０５１１f，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２〕〔４〕〔５〕〔６〕〔９〕〔１０〕〔２０〕〔２１〕〔２７〕〔２８〕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３月。
〔３〕蒯大富：在清华大学６４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７〕〔８〕唐伟：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载《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２００９年。
〔１１〕〔１４〕〔１５〕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２〕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月。
〔１３〕唐少杰：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１６〕〔１８〕〔２２〕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传播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３年２月。
〔１７〕〔１９〕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３〕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会议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５年。
〔２５〕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０７１２e，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６〕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１００２b，zk１００２d，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３年２月。
〔３０〕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载《昨天》第６３期，２０１６年１月３０日。
〔３１〕宋翔雁：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载《记忆》１４５、１５１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