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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一仆二主 80年代短命改革三大败因

2017年09月05日 11:23 PDF版 分享转发

赵紫阳和邓小平在一起。(网络图片)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一场官方至今讳莫如深的。这场改革由邓小平发起,赵紫阳主持,从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起,到1989年六四枪响戛然而止,前后不到三年。这场短寿的官方改革在官方的记录中,始终是个巨大的空白。2014年1月末,海外时评人士未普借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之际发表文章《80年代的为何失败?——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反思这场政改失败的原因及借鉴作用。作者认为“政改启动者邓小平和执行者赵紫阳对政改如何进行有根本分歧,这既是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当邓小平和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赵紫阳)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本文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以下为全文摘录。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陈一咨回忆录》和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笔者以为,原因致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政改启动者邓小平和执行者赵紫阳对政改如何进行有根本分歧,这既是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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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和主张者,同时也是终结者和扼杀者。他有他的政改目标、政改内容和政改底线。邓小平的政改目标是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提高和改善政府效率;政改内容局限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行政改革;政改底线是,改革不能挑战、影响和削弱的一党专制。关于政改底线,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提到,“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谈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

赵紫阳在刚开始主持政改时,他关于政改的想法和邓小平差不多,即,没有政改,很难深入下去。这是因为赵接受邓小平的指令,仓促上阵主持政改,本来并无思想准备,但是后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赵作为组织者、设计者、实践者,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思考不断演进,在任内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更是把政治改革当作他的首要使命。赵的政改目标和政改内容因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如鲍彤所说,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场改革“演变成了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他主张政治改革“应当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它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解决执政党和民众的对立问题,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主张改变共产党执政方式,改变人治问题,认为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支持新闻自由原则,支持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主张在选举中引入、实现差额选举,把形式化的选举变为竞争性选举。在“党政分开”方面,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不同,赵在这个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将党和国家机器分开,和包括工会与学生会在内的社会团体分开。赵还主张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扩展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等。

赵紫阳还计划从十三大开始,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的这些政改理念、目标和内容及实施的政改措施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底线。这是邓小平一定要把赵搞下台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对赵紫阳于1989年5月向戈尔巴乔夫披露,“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示”,是邓和赵撕破脸的重要原因。赵紫阳为此一直自责,认为是邓误会了他。实际上,杨继绳、吴伟等人的著作显示,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对赵紫阳失望,说:“赵紫阳是搞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枪响之后,“搞自由化”的赵紫阳终于被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搞下了台。一直义无反顾为赵紫阳设计政治改革的政改办人马,则全军覆没。他们坐监的坐监,流放的流放,审查的审查,背靠背交代的交代。一场政治改革尝试,就此划上句号。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党内高层保守力量远远大于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就一直在孤军作战。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场政治改革在高层就是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力悬殊的较量。在位时,胡赵二人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位高权不重,牵扯他们的高层力量是位不高权却重的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邓陈李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赵是听命于“第一把手们”的少数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数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总是互相支持。关于这一点,鲍彤在他的“我看胡赵关系”(见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张显扬等着的《赵紫阳的道路》)一文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种“扬胡抑赵”的怪现象时指出,在经济改革的某些问题上,胡赵二人确实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改的重大问题上,他们配合得很好。鲍说:“胡耀邦致力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保障大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依法办案而不再由党办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做伯乐和选拔年轻的接班人,赵紫阳致力于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由此可见,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赵二人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和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元老站在保护一党专制的统一立场上,邓小平的底线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对胡赵的各种指控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邓小平对胡赵的最大不满。“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后,少数派赵紫阳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战的过程中,用麦克法夸尔的话,赵几乎总是孤军奋战(见《改革历程》代后记)。他既要在第一线和元老们周旋,又要防止背后李先念、李鹏等人发出的暗箭。

政改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实践者,赵紫阳没有推动政改的实权和实力。这表现在,赵紫阳在重要人事方面和决策方面都没有主导权。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赵虽是中共总书记,却不能主导诸如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那样的任命。赵紫阳1995年在软禁中接受杨继绳的采访时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能顶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赵对保守派宣传部长王忍之很不满意,却无权撤换他。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出台方面,身为中共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也没有实权。价格闯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鹏和陈希同等人的说法,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他们认为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赵紫阳。但这不是事实。吴伟说,他查阅了他在政改办的全部工作日记和会议记录,发现在那段时间里,赵紫阳考虑的一是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二是物价稳定问题,并没有任何记录涉及到“价格闯关”。根据鲍彤的回忆,1988年首先提出价格闯关的,是邓小平。赵紫阳后来在他的书里,也证实了这是邓提出来的,但赵紫阳在位时,和后来被审查时,都没有为自己分辨,而是为邓小平背了黑锅。

赵紫阳在后来的软禁岁月里感慨道,即使不发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没有实力。由于没有实力,那时的赵紫阳有时只能充当元老们的“大秘书长”,而当邓小平和陈云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

总之,基于上述几个原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改试验失败了。它告诉我们,在中共的统治下,要进行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性几乎为零。

来源: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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