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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人物百家】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三）
记者/主持人：香梅
主持人：香梅
嘉宾：德明
时光如流，往事如烟。
人物百家，回首悠悠岁月，讲述真实历史。
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常留在记忆中。
1927年，丰子恺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工作，住在永义里的学校宿舍里。丰子恺在自己30岁生日那天邀请弘一法师到家里作客，并且在当天在弘一法师启悟下皈依了佛门，法名婴行。
1932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看图章，墙上是弘一法师的对联。（图片来源 感恩天下 怀恩网）
那天，他请求弘一法师为他的住处取个宅名。弘一大师让丰子恺在几张小方纸上写上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然后把小方纸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丰子恺先后拿两次阄，结果两次拿的阄拆开来都是“缘”字，弘一大师就给永义里的住所命名为“缘缘堂”。
丰子恺在故乡缘缘堂 (图片来源 感恩天下 怀恩网）
1931年，丰子恺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以《缘缘堂随笔》命名。1932年至1933年间，丰子恺出版了20多本书，这些书的出版为丰子恺增添了不少收入。
丰子恺为了实践对母亲在世时许下的承诺，1933年在故乡石门镇祖辈留下的老屋后面盖了一座房子。他亲自构思设计了方案，房屋建成后丰子恺把他形影不离的“缘缘堂”牌匾挂在了堂屋的正上方，还亲自设计绘制了一套符合缘缘堂风格的中式家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缘缘堂是丰子恺最心爱的故居，房子里随处可见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亲笔诗作对联、横批，丰子恺把这座房子视为珍宝。丰子恺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可见“缘缘堂”在丰子恺心目中的地位。丰子恺在这里度过了桃花源似的生活，“缘缘堂”时期也成了丰子恺创作的黄金时期。
1937年春，丰子恺在故乡缘缘堂书房作画。（图片来源： res19_attpic_brief）
好景不长，1937年11月6日，抗战爆发。丰子恺的家乡石门镇被日军轰炸，他们一家连夜逃到离镇五、六里外，丰子恺的妹夫蒋茂春还划来一条船把他们一家人接到了南圣浜。11月15日，丰子恺带着长女回缘缘堂取过一次东西，从此就和缘缘堂永别了。
此后， 丰子恺在那兵荒马乱中带着妻子、子女和岳母一路颠沛流离，他们一路经桐庐、衢州、常山、上饶、南昌、萍乡、长沙等地。妻子徐力民全心配合丈夫，夫妻俩齐心协力最终于把一家人带到了万里之遥的桂林。
到了桂林，妻子徐力民不久怀孕了，可是到了临产前三个星期的时候，医生说她患了一种重病，说是要马上动手术，当时的产科主任医生问丰子恺：“如果出了事情，保大还是保小？”丰子恺回答“当然保大！”真可谓是患难见真情。
可是，远在万里之遥的家乡那一头，丰子恺最心爱的“缘缘堂”，在丰子恺一家人逃难离家的第二天， 就被战火无情地烧毁了。
由于当时战乱，消息传递迟缓，丰子恺到了1938年2月才收到立达学园一位同事的明信片告知，上海新闻报导缘缘堂已全部烧毁的消息。丰子恺得知消息后，先后写下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三篇文章以表达自己对缘缘堂的思念和对焚毁着的愤怒。
1984年，桐乡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缘缘堂，(图片来源：绍兴市政府网站)
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说：“缘缘堂已被毁了。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毁时必然毫无恐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出喑乌叱咤之声：‘我这里是圣迹所在，麟凤所居。尔等狗彘豺狼胆敢肆行焚毁！亵渎之罪，不容于诛！应着尔等赶速重建，还我旧观，再来伏法！”
丰子恺一家人，战乱逃难中就这样遥居万里之外，直到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到上海。
1949年，定居上海的丰子恺，被中共邀请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初，他被中共宣传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迷惑，以为中共将建立传统人士心中的“大同世界”，后来甚至以“被解放”的欢愉心态加入了中共的文化改革活动中。
丰子恺曾经被中共任命担任过上海中国画院的首届院长、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原本淡泊名利、远离政治的丰子恺，开始配合中共，尝试在漫画中画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另类作品。尽管中共“重用”他，可是当他的思想和的意识形态不相符，与中共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是冲击到中共本质的时候，中共就开始对他施压，于是他遭到了严厉批判。
1950年，丰子恺在一场文艺界宣传方向的会议上，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梅、兰、竹、菊等传统画的推重。他说：“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四君子”画恰好可以“陶冶性情、松弛神经”。他的发言刚结束没多久，立刻就引来暴风骤雨式的批判，说他是“迷恋过去的老一套”，“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经过了这些疯狂的批判后，丰子恺开始尝试谨言慎行。1954年底丰子恺在上海黄埔区的一个小弄子里买下了一幢三层楼的西班牙建筑小楼。这也是他一生中居住最长的地方，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居所。因为在房屋室内有个天窗，可以从不同角度看日出日落和赏星观月，丰子恺就把这栋居室取名为“日月楼”。
有了这个新居所后，丰子恺就每天埋头在这一方小天地中忙着绘画、写作、翻译等。 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丰子恺写作、翻译、绘画的鼎盛时期。像他翻译的俄文《猎人笔记》、日文《源氏物语》；散文《缘缘堂随笔》和 《缘缘堂续笔》；出版了《丰子恺画集》、《子恺儿童漫画》等，而且他在这里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五、第六集。 丰子恺还真在日月楼度过了几年的清闲生活。
可是， 到了1962年，因为丰子恺讽刺中共文化政策的漫画让中共感到很难堪， 于是就着他的社会地位和早年受批判的罪名，把他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一时间， 什么“漏网大右派”、“反动黑画”等等莫须有罪名的帽子就一个个往他头上戴了。
丰子恺1949年画的《剪冬青联想》，丰子恺粉刺的把剪冬青树比作砍人头，以此来告诫人们要让生物自由地生长。后来， 65岁的丰子恺还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中说：“小花、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也都应该放，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再说，既然承认它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他的意思是说中共的文化政策像一把大剪刀，把冬青树剪成千篇一律的模样，是破坏了自然状态。
因为这次的发言，丰子恺被“罪”加一等。中共就说丰子恺是把党的文艺政策比成剪冬青树的大剪刀。 很快他又成为被批判的标靶。在会议结束3个月以后，有人就编造出一份批判他的罪证，说他在散文《阿咪》中，提到的“猫伯伯”与“毛伯伯”谐音，是影射毛泽东。丰子恺经过几轮的疯狂批判后，他开始对中共的政权感到非常的失望，他有意想要退出政坛。然而这时，在中共的强权政策下，还想要独善其身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丰子恺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下生存。
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开始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作自我检讨，把自己的过去批评地体无完肤。党媒《人民日报》向他约画稿，他不仅谢绝了邀请，还把之前的稿费也都捐了出去， 以此来表示对政治行为的退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