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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人物百家】衣原体之父——汤飞凡（二）
记者/主持人：香梅
主持人：香梅
嘉宾：李怀恩
时光如流，往事如烟。
人物百家，回首悠悠岁月，讲述真实历史。
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常留在记忆中。
1921年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汤飞凡博士（右一）与同学张孝骞（右二）等合影。（图片来源：湘雅医学院网）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再加上一路的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只能制备狂犬疫苗【小编推荐:显微镜学家发表对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1938年私立湘雅医学院西迁前汤飞凡回母校的留影。前排右1王肇勋、2肖元定、3汤飞凡；后排中张孝骞（图片来源：湘雅医学院）
当时的防疫处处长陈宗贤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第二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讲师。1930年再度赴美，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研究员。1934年后历任南京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告急，民国政府迁往重庆，根本顾不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的事儿，只好再次下令防疫处继续迁移。往哪里迁？汤飞凡和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出现了分歧。按照陈宗贤的主张是迁往重庆，可是，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交通运输。两人争执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中华民国的卫生署署长——颜福庆。（图片来源：人物网）
他们赶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没有人愿意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
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当时医药卫生界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介书生。不过，卫生署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汤飞凡的意见。为了避免陈宗贤不愿配合汤飞凡的工作，卫生署把陈宗贤调离另外安排了任用，由汤飞凡接任防疫处处长之职。
当时卫生署的决定一公布，引来业界的一片哗然。不过后来防疫处的发展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的。民国政府这一次任命的结果，为抗战期间的民国百姓健康开创了一方生命的绿洲。
汤飞凡来到昆明寄住在一家医院里。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困难。为了尽快建设微生物研究基地，他担负起全盘责任，事事照应，样样亲自去跑。需要工程设计人员，他请来一位做工程师的朋友；没有建筑材料，他坐着汽车在云贵线上一趟一趟的运；施工开始了，他又天天忙碌在工地上。终于，在西山脚下，滇池边的一片荒滩上，一座崭新的昆明卫生防疫处建成了。
汤飞凡完全改变了防疫处旧的机构组成，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
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之后，汤飞凡把下一个目标，瞄准在生产国产青霉素上。
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别人无法掌握。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汤飞凡心里知道这些困难，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感染而面临牺牲危险，后方的民众也因为疾病流行失去生命。汤飞凡横下一条心，他想：事在人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也要去做。
汤飞凡的办法是动员全体成员一起做最大的努力。当时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一股寻霉热，连职工的家属都发动起来了，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当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著。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国家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没想到，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就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经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多少抗日将士因为汤飞凡制造的国产青霉素起死回生。
《自然》杂志介绍中央防疫处。（图片来源：名人之死网）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实验用的胃没了，就用自己养的猪的胃……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勇士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都运自英美，但是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当时盟军得到上边这些消息后，专门派专人考察，考察的结果是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小编推荐:专家爆惊人内幕：接种疫苗，你有更大的可能会死于病毒】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当时，在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提供给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病，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虫病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汤飞凡率领着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
就这样，汤飞凡同员工们不断的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药剂。他们将防疫处建成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他们所制药品不仅送往全国各地，还为英美盟军所用，为二战的胜利和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政府下属的中央防疫处也由此名扬海内外。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再加上一路的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只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当时的防疫处处长陈宗贤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第二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讲师。1930年再度赴美，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研究员。1934年后历任南京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告急，民国政府迁往重庆，根本顾不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的事儿，只好再次下令防疫处继续迁移。往哪里迁？汤飞凡和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出现了分歧。按照陈宗贤的主张是迁往重庆，可是，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交通运输。两人争执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他们赶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没有人愿意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
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当时医药卫生界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介书生。不过，卫生署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汤飞凡的意见。为了避免陈宗贤不愿配合汤飞凡的工作，卫生署把陈宗贤调离另外安排了任用，由汤飞凡接任防疫处处长之职。
当时卫生署的决定一公布，引来业界的一片哗然。不过后来防疫处的发展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的。民国政府这一次任命的结果，为抗战期间的民国百姓健康开创了一方生命的绿洲。
汤飞凡来到昆明寄住在一家医院里。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困难。为了尽快建设微生物研究基地，他担负起全盘责任，事事照应，样样亲自去跑。需要工程设计人员，他请来一位做工程师的朋友；没有建筑材料，他坐着汽车在云贵线上一趟一趟的运；施工开始了，他又天天忙碌在工地上。终于，在西山脚下，滇池边的一片荒滩上，一座崭新的昆明卫生防疫处建成了。
汤飞凡完全改变了防疫处旧的机构组成，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
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之后，汤飞凡把下一个目标，瞄准在生产国产青霉素上。
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别人无法掌握。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汤飞凡心里知道这些困难，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感染而面临牺牲危险，后方的民众也因为疾病流行失去生命。汤飞凡横下一条心，他想：事在人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也要去做。
汤飞凡的办法是动员全体成员一起做最大的努力。当时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一股寻霉热，连职工的家属都发动起来了，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当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著。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国家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没想到，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就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经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多少抗日将士因为汤飞凡制造的国产青霉素起死回生。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实验用的胃没了，就用自己养的猪的胃……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勇士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都运自英美，但是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当时盟军得到上边这些消息后，专门派专人考察，考察的结果是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当时，在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提供给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病，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虫病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汤飞凡率领着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
就这样，汤飞凡同员工们不断的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药剂。他们将防疫处建成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他们所制药品不仅送往全国各地，还为英美盟军所用，为二战的胜利和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政府下属的中央防疫处也由此名扬海内外。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